代启福

2008上半年﹐中国大陆西部地区连续发生一些震惊国际的大事。三月中旬先在西藏拉萨﹐接着在甘肃夏河﹑四川阿坝﹑甘孜等地﹐发生藏族聚众示威抗议与冲突事件。五月中旬川西连续发生严重地震﹐沿川西龙门山脉的汶川﹑北川﹑青川等城镇乡村严重受灾﹐逾十万民众死于灾难﹐数百万人失去家园。1995至2003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到汶川﹑茂县与北川一带作羌藏族的田野调查﹔2003至2007年﹐我的田野研究转移到略靠西边的康藏河谷与高原。因而当西藏事件发生而康区扰动的那几天﹐我一直担心着我的藏族朋友们。川西大地震之后﹐我也忙着探询羌族朋友们的安危﹐并将我所知的讯息提供给救灾机构﹑志愿者与关怀灾区的媒体。同时也担忧﹐我正在进行中的康区（青藏高原东缘）研究计划是否将受这些政治与自然灾难影响而停顿。因此今年三月以来﹐我经历了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忙碌也是最复杂的一段时日﹔从事了许多不太学术的活动﹐也让我深思学术与现实间的关系。
首先﹐对于3﹑4月间发生的西藏事件﹐中西方展开一场学术﹑文化与政治均卷入的媒体大战。中国媒体强调西藏平民与僧侣暴徒的非法破坏行为﹐达赖集团及西方支持藏独组织的挑拨。大多数欧美媒体则基于人道关怀﹐指责中国对西藏的长期政治控制﹑经济剥削与对藏族文化的破坏。在川西大地震发生后﹐由于十万死难者中有三万余人为羌族﹐汶川及北川等城镇中大量羌族文物毁损﹐因此羌族灾民应如何被安置﹐移民外地是否会造成其文化流失﹐羌族文化应如何受到保护与重建﹐这些议题都受到中国官方﹑学界深切关注﹐也产生许多争议。
这其中涉及的一些概念与辩驳﹐譬如﹐什么是民族﹖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可放诸四海的公义（universal justice）与人权﹖以及学术（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法学等等）是否能基于其客观理性之分析逻辑﹐提供正确解答与理想方案以解决争端﹖学者应扮演何种角色﹕在学术研究中以创新的词汇﹑深奥的理论﹐生产出一些仅有少数人能理解而宜用以升等的学术著作﹖或在对社会现实与人道的关怀下﹐以知识（与知识权力）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试图扭转局势以实现其心目中的理想与正义﹐以拯救其心目中的受难待援者﹖我一直自豪于自己身为学术群体的一成员。当今岁青藏高原东缘发生如此剧烈的自然灾难与社会动荡时﹐许多学者纷纷投入羌族灾后社会文化抢救工作﹐以及参与汉藏问题之辩驳﹔我作为青藏高原东缘的羌藏族研究者﹐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这过程中﹐基于对本地羌﹑藏族的理解﹐我对问题核心的 “民族”﹑“文化”﹑“历史” 与人道关怀﹐皆有些深思。

民族
在川西震灾中﹐透过新闻报导最令人瞩目的灾难似乎是﹕十万受难者中有三万余人是羌族﹐羌族死难者占羌族总人口约十分之一。灾后不久﹐一架救难直升机失事﹐一位死难的解放军空军军官亦为羌族。羌族朋友激动的告诉我﹐这一来羌族空军失去了二分之一。在救灾先后与灾后物资发放上﹐我也常听得这样的问题。有的羌族人抱怨﹐他们村寨得到的救援最晚也最少。有的藏族抱怨﹐大家都注意羌族受灾情况﹐而忽略了藏族村落受灾同样严重。有些汉族人也抱怨﹐少数民族在灾后受到特别关注﹐但死于震灾最多的是却是汉人。以上人们对震灾的哀恸与对救灾的抱怨﹐皆不一定或不必与 “民族” 有关联﹐但人们在思考与争辩这些问题时﹐自然而然的 “民族” 成为终极关怀。

“民族” 的现实意义及其令人困惑之处在震灾中被突显出来。所有的灾民皆应作为国家公民或作为 “人” 而受到救济？或者他们应被归类为各 “民族” 或 “少数民族” 而受到特别关注或遭到忽略﹖我们将此思考扩及灾民之外。在当代国家中每一个人皆为 “国民”﹐此外﹐是否他们又属于一个 “民族” 或 “族群”﹐如中国大陆的藏族﹑羌族﹑彝族﹐如台湾的泰雅族原住民﹑外省人﹑客家人？这些民族或族群范畴是原生的﹑有悠久历史的﹐或是当代人的想象与建构﹐藉以在国家中造成有社会阶序等差之各个次群体？若将焦点转移到西藏与康区﹐我们仍遭遇类似的问题。藏族普遍被视为一个有独特语言﹑体质﹑文化﹑宗教与社会的 “民族”。争执只在于﹐这民族是 “中华民族” 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她是个与汉族截然不同的民族﹐因此应独立于中国之外或享有高度自治。
199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西部岷江上游羌﹑藏族中进行有关族群认同与历史记忆的田野考察。那时﹐当地许多人都承认﹐在1950年代以前他们没听过羌族﹑藏族﹐当然也不知道自己是啥民族。在文献资料中也是如此。许多民国时期的方志﹑游记﹐都称康区各族群为 “西番”。当时也无羌族﹐只在汶川一带有些被记载为 “羌民” 的人群。川西阿坝州黑水县的小黑水﹐本地各部落人群还被称作 “猼猓子”﹔因为他们太野蛮﹐附近的 “西番” 与 “羌民” 都不愿承认和他们有任何关系﹐有些文献甚至称他们为 “猼猓子民族”。1996年我在北川青片乡访问一上五寨羌族老人﹐在访谈中他口口声声称「我们藏族……」﹐听得陪同我前往的羌族干部直皱眉头。后来﹐这干部连连埋怨﹕「跟他说了多少次了﹐他还是搞不清自己是羌族还是藏族。」我了解﹐这 “误会” 是由于过去本地 “一截骂一截”――每一小地区村落人群都自称 “汉人”﹐而称上游人群为 “蛮子”﹐他们也被下游人群辱称为 “蛮子”。就这样﹐北川最西北角的上五寨村民﹐上游再也无人可被他们骂了﹐因此成为无可抵赖的 “蛮子”。后来他们听说 “蛮子” 就是 “藏族”﹐所以在1970年代他们登记成为 “藏族”。1980年代在本地知识分子鼓动下﹐本地大多数藏族都成为羌族。
在汶川﹑茂县一带﹐1950年代以前本地大多数人也没听过羌族。每一山沟中的村寨人群都称本地人为 “尔玛”﹐称上游人群为 “赤部”﹐也就是蛮子﹐称下游人群为 “而”﹐也就是汉人。如此﹐每一小地域中的尔玛都认为自身在会抢人的蛮子及狡滑的汉人包围之中﹐同时他们也被上游人群视为 “汉人”﹐被下游人群当作 “蛮子”。早先﹐根据文献以及曾参与1960年代民族识别的民族研究者回忆﹐当时他们认为羌族只有三万余人﹐主要在川西的汶川﹑理县一带。近年来我在岷江及大渡河流域藏族中的考察﹐同样的﹐1950年代以前本地村寨居民几乎都没听过 “藏族”﹔他们是巴底人﹑巴旺人﹐或是自称的 “尔勒玛”﹑“雅绒”﹑“顾鎗” 等等。
在2003年出版《羌在汉藏之间》一书时﹐我依据当时新近的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羌族约有20万人。但在灾后﹐据报导羌族已有30万人﹐显然这些年来又有许多地方村落民众被识别为羌族。这些新增的羌族﹐主要在北川县与其北邻平武县。甚至在震灾之后﹐为了争夺﹑分享国家投入的庞大羌族文化重建基金﹐不仅北川的羌族村持续增加﹐连陜西南部的宁强﹑略阳等地政府也称本地有羌族及羌文化遗存。以我较熟悉的北川来讲﹐在此我们很难说谁是真羌族﹑谁是假羌族。毕竟由明代以来﹐大量汉移民流入以及普遍的族群歧视﹐使得在20世纪上半叶本地绝大部分村落居民都自称汉人。如今他们可振振有词的说﹐我们原来便是羌族﹐只是许多人过去在大汉族主义压迫下都成了假汉族。

由此看来﹐我们或可以同意许多 “解构” 中国近代国族之西方学者的看法﹕中国少数民族﹐以及包含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的中国民族﹐皆为近代民族主义下的 “建构”。同样的学术逻辑也可以解构藏族﹑彝族﹐虽然学者们大多不愿意这么做。然而﹐且不论此说在学术认知上可能犯的错误与偏见﹐持如此见解之学者似乎从未在意 “土著观点”――少数民族如何看待他们当前的 “民族” 身份﹖我经常听到羌﹑藏族老人们回忆过去各沟各村寨人群间的相互劫掠与仇杀﹐他们谈起来都有 “觉今是而昨非” 之感。他们说﹐那是过去的人没 “知识”﹐不知道大家是一个 “民族”。
在羌族遭受震灾打击之后﹐社会对羌族的关怀﹑媒体报导与羌族知识分子的呼吁﹐激动羌族灾民的民族认同﹐这是让许多人得咬牙渡过家破人亡之痛的精神力量之一。我也听得在灾区从事灾民心理治疗与重建的心理学者称﹐民族认同与民族文化对人们的确有疗伤止痛之效。2008年3﹑4月间的西藏事件﹐拉萨首先传出警民冲突事件﹐很快的川西﹑甘南﹑青海均有部分藏族响应――若非是 “藏族” 认同﹐何来如此的动员力量﹖也因此﹐许多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有如此经验﹕任何质疑民族一体性及民族历史﹑文化典范性的族群认同研究﹐在青藏高原东缘的藏族﹑羌族﹑彝族地区都不受当地知识分子欢迎。那么﹐作为一位学者﹐我们仍必须相信自己 “我对你错” 的学术理论？坚持学术真理不受现实影响？


文化
汶川大地震之后﹐关心羌族的地质环境学者与人文社会学者间爆发了一场争执。环境学者认为﹐汶川﹑茂县﹑北川等地土质松动﹐不宜人居﹐应将本地民众大举迁于外地。许多人文社会学者则认为﹐羌族若整体迁离本土﹐错居于汉族及其它民族之间﹐这个古老民族将逐渐失去其文化﹐同化于他族。许多羌族山沟中的农民坚决表示希望迁到较好﹑较安全的地方﹔有些羌族知识分子则表示﹐为了延续羌族文化﹐羌族不应迁离故土。就在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考虑下﹐中国政府对羌族灾后重建的最高原则――就地恢复或移地重建――曾迁延数月而迟迟无法定案。
目前看来﹐原地重建似乎是普遍原则。接着﹐受灾羌族村寨要如何重建﹖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羌族村寨重建一定要尊重并展现本民族文化特色。问题是﹐什么是羌族文化特色﹖据我对各地羌族的了解﹐本地各沟各寨的妇女服饰﹑房屋建筑﹑年节与婚丧习俗等方面都各有特色。简单的说﹐愈靠西部﹑北部（如理县﹑茂县﹑松潘）的羌族便愈藏化﹐愈靠东边与南边（如北川与汶川）的羌族便愈汉化。可说是﹐羌族一地有一地的特色﹐一寨有一寨的习俗。这样的文化现象是一种微观社会过程的结果﹕在亲近人群之间﹐居政治经济优势地位者对弱势者所做的文化歧视﹑夸耀﹐与相对的﹐弱势者对优势者的模仿﹑攀附﹐造成整个青藏高原东缘人群靠近藏的便逐渐藏化﹐靠近汉的便逐渐汉化。最后﹐特别是这一地带上的 “羌族文化”﹐成为汉﹑藏文化间的渐变光谱。
在过去（1950年代以前）由于资源匮乏﹐各沟之内的村寨间﹐沟与沟的人群之间﹐山沟与高原的农牧人群间﹐经常有暴力冲突。一个最明显的文化表征便是﹐寨子都建在险要的半山或高山上﹔寨子里一个个石砌房子紧靠在一起﹐中间只有狭窄过道。有时村寨中还有二﹑三十公尺高的石碉楼﹐一种防卫性构筑﹔若非资源竞争关系紧张﹐何需如此﹖灾前许多羌族民众仍住在如此的山沟村寨中﹐此乃无奈﹐有办法的村民早在茂县﹑汶川县城或都江堰市买了房子。文化是社会现实本相的表征﹔如石碉楼是资源竞争激烈此一社会本相的表征。当今日羌族已非过去相互防范﹑敌对的 “尔玛”﹐而是彼此有民族认同及民族情感的羌族﹔如此若有更好的居处环境﹐为何他们必须住在山上﹖若有更坚固舒适的建材﹐他们为何要住在户户紧密相依相迭的石砌房子里﹖
灾后中国政府与许多学术单位﹑慈善机构投入羌族文化抢救及重建之中﹐最近累计将耗资超过十亿人民币的各种羌族文化重建与保护计划纷纷启动。问题是﹐要抢救何种文化﹖重建何种文化？目前最普遍被提及的羌族文化项目是﹕羌族村寨石屋及石碉楼﹑释比文化﹑羌族歌庄（沙朗歌舞）﹑羌历年﹑羌族服饰及羌绣﹑羌笛﹑转山会﹑口弦﹐等等。建在山坡上的石筑村寨及碉楼﹐如前所言﹐是过去村寨人群间资源竞争与暴力下的遗存﹔屋内的构造﹐配合着传统农牧兼营的山间经济生活。保存这样的文化﹐是否也意味着相关的山区经济生活及人类生态也不应改变？歌庄﹐也就是本地称 “沙朗” 的一种歌舞﹐多年来本地流行的便是阿坝州统一创作﹑推行的 “州歌庄”﹐以及各县制定推广的 “县歌庄”﹔这些歌庄唱词的内容﹐没有任何羌族说得出来。羌历年﹐顾名思义这是羌族自己的新年﹐但这是1980年代末才由当地政府创造出来的文化。至今没有任何羌族在家中过羌历年﹐羌历年只有各县办的集体活动﹐或有经营旅游接待的村寨（如桃坪羌寨）才有羌历年活动。释比﹐汉语称端公﹐这是南部羌族中混合本土信仰与汉人道教文化的民间祭师。近十年来﹐释比文化只在民族旅游观光活动中展出﹐在民间早就失去其传承及意义――还有谁会在生病或时运不济时找释比作法治病消灾呢﹖
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学﹑人类学为中国带来 “民族文化” 这样的概念﹐至今仍有不少人类学家排除万难在各地人类社群中寻找 “文化”﹐无论是功能的﹑结构的﹑象征的﹐或是表现于人观的。于是在中国西南﹐学者可以在某 “少数民族村落” 田野中建构该民族文化﹐无视于该村相当比例的汉族人口。在台湾﹐学者也可以在某原住民村落中建构该族特殊的文化﹐无视于本地及周遭其它族群居民的存在﹐也无视于村落居民与整体台湾社会环境之密切关系。灾后的北川﹐许多本地知识菁英痛惜本地羌族文化毁于地震﹐而着手抢救﹑重建﹐事实上重建的是本地近百年来并不存在或早已消失的 “文化”。这样的想象﹐也常见于许多台湾原住民文化﹔尽管织绣﹑小米酒﹑打猎习俗早已消失殆尽﹐但在学者与本地菁英的想象与建构中﹐它们是永远的台湾原住民文化。
什么是 “文化”﹐它有何种社会意义﹖是否 “文化” 对主流社会而言是一种过去﹐如传统历史文化﹐或是最新的风尚﹐如都市文化﹑流行文化﹐对少数民族或原住民来说则是由过去到现在不变的生活与思考方式﹖是否 “文化” 只是脱离或未及文明的一种和谐原始生活理想﹐如 “原生态文化”﹐它保存在少数民族与原住民生活中﹐宜于让身体充满食物防腐剂的都市丛林人偶然体验并惊叹﹖是否 “文化” 是一种人群共性﹐相对于主流社会充满多元﹑变化与个人抉择﹐它存在于 “结构性的” 少数民族或原住民社会中﹐而使得他们无论是领导干部﹑大学教授﹑深圳打工族﹑乡民都难脱离此文化共性﹖
或者﹐“文化” 单纯只是现实生活的表征﹖或只是人为了追求安全﹑优越的社会存在﹐而对他者之行为习俗的模仿﹑攀附与批评﹑夸耀﹑区分﹐如在社会与学术文化中一个年轻学者如何学着写有关 “原住民或少数民族文化” 的论文﹖或者是﹐“文化” 也被许多这样的论文所创造﹐以印证并具体化当前的多数族群与少数民族区分﹐而少数民族或原住民也被 “说服” 而认可﹑实践这样的文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在中国最早发掘﹑书写 “苗族文化” 的凌纯声﹑芮逸夫等人在湘西的经验﹐以及此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当年在民族学及 “民族” 概念下﹐他们深入湘西乡间采集苗民鼓舞﹑吃鼓脏等习俗﹐引起当地苗乡士绅不满。当时在民族歧视下﹐大家都普遍践行汉文化习俗﹐因此凌与芮发掘本地不同于汉的习俗﹐在那些汉化的地方士绅看来无异是发人隐私。当时苗民士绅还去函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控告两位中央研究院学者「以苗俗古陋﹐多方采集﹐制成影片﹐以为谈笑之资﹑娱乐之具﹑谋利之用」。今日﹐苗族文化仍被人们当作 “娱乐之具﹑谋利之用”﹐然而展演文化者是以自身文化为荣的苗族﹔而谁由此文化展演中谋得利益﹐或反蒙其害﹐问题就非常复杂了。


历史
震灾后﹐除了对受灾者的哀悯外﹐大家对羌族的关怀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一些流行的历史记忆﹕“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羌族是古华夏民族中炎帝与大禹的后裔”。羌族受创﹐激起许多中国人对古老历史的怀念与忆想。
不仅如此﹐在许多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当今羌族只是古羌人的一小群孓遗﹐绝大多数的古代羌人都融入汉族﹑藏族﹑彝族与其它十余种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特别是根据中国古文献记载﹐今日青藏高原东缘原为古代羌人所居﹐在吐蕃东进及藏传佛教力量东传后，本地羌人才逐渐成为藏族。更有历史学者认为﹐整个青藏高原与甘肃的藏族都是古羌人的后代。因此08年3﹑4月间西藏发生的事件﹐以及长期以来汉﹑藏间剪不断的纠葛﹐实因为 “历史” 告诉大家﹐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都是古羌人的原乡﹐而古羌人又是华夏的重要成分﹐因此藏族与藏地不能外于中国。
我们看看这 “历史” 是如何说的。据成于五世纪的《后汉书》记载﹐西羌本出自三苗﹐他是古代四凶之一﹐也是姜姓族（炎帝之族）的旁系分支。三苗被舜帝流放到西方﹐成为所有羌人的祖先。同一记载又称﹐秦国的一个奴隶无弋爰剑﹐因逃避追捕而来到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又因种种神迹他被本地土著推尊为王﹐他的后人成为羌人各部落豪酋。然而﹐这只是中国古文献的 “一面之词”。我们再看看古藏人如何说 “历史”。
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吐蕃王国的政治势力遍及青藏高原及其周邻地区﹐此王国崩溃后其宗教文化持续影响这些区域人群﹐因此在知识菁英心目中逐渐形成一包含各部落人群的 “吐蕃人” 认同。14﹑15世纪古藏文献中﹐有一种所有吐蕃人出于 “六弟兄” 之说。这 “历史” 称﹐吐蕃所有部族出于远古的六个弟兄﹐查﹑祝﹑冬﹑噶四位兄长﹐及韦﹑达两位弟弟。两位弟弟﹐据称是住在 “汉藏交界处”﹐或说是在 “大区交界处”﹐指的都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也就是华夏心目中 “羌人” 所居的地方。藏文史籍描述及歌颂四位兄长的后裔﹐但对韦与达两支人毫无描述更无颂扬。称一些人是 “小弟弟” 或 “被逐于边境的坏弟弟” 的后裔﹐称他们住在与汉区 “交界处”﹐都表达着在 “吐蕃人” 或藏人核心族群（指雅鲁藏布江中﹑下游诸河谷人群）心目中﹐青藏高原东缘各部落人群在 “我族” 中的血缘与空间边缘地位。
由以上汉﹑藏观点的青藏高原或其东缘之 “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为何中国要坚持 “西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何达赖喇嘛每提及西藏高度自治时﹐都要提及此 “西藏” 包括青海﹑甘肃﹑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区――也就是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地区。然而汉﹑藏对其所相信的 “历史” 都缺乏反思﹔在双方所相信的 “历史” 中﹐青藏高原东缘或朵康各人群都是 “我族” 的一部分﹐但也都是 “我族边缘”。
我们再看看让青藏高原东缘各人群成为汉﹑藏边缘的人类生态历史。华夏认同形成于东周﹐在秦汉时华夏建立起统一的帝国以维护并扩张共同资源。汉代﹐华夏帝国的西方边缘扩张至青藏高原东缘﹔汉代人称这整个西方边缘地带上的部落人群为 “羌”﹐将之排除在我族之外或置之于我族边缘。公元七世纪吐蕃兴起于藏南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由此往北﹑往东扩张领域﹐曾将青藏高原东缘各部落人群纳入王国势力范围内。然而本地多族群分立对抗的人类生态﹐使得统一的吐蕃政治体难以维持。吐蕃王国解体后﹐反而一个较稳固的宗教文化体在青藏高原上形成﹐其东方边缘也就是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原﹑纵谷地带。古藏人称此地带为 “康” 或朵康﹔相对于藏区核心之雅鲁藏布江河谷的卫藏﹐“康” 在藏文中有 “边缘” 的意思。也就是说﹐约从10-12世纪开始﹐青藏高原东缘人群成为汉﹑藏双方的边缘。
汉﹑藏对青藏高原东缘之地与人的历史记忆﹐何者为正确的 “历史事实”﹖或者我们应问些更基本的问题﹕究竟什么是 “历史”﹖为何我们要研究历史﹑记忆历史﹑争论历史﹖是否 “历史” 是为了区别人群﹐区别 “我们” 与 “被打败的异类英雄” 的后代或 “坏弟弟” 的后代﹖是否研究与争论 “历史” 是为了界定与争夺边缘﹑边界﹖

在此﹐流行于青藏高原东缘各人群间的一种模式化历史记忆﹐以及与之对应的人类生态﹐值得我们反思。此种模式化的历史记忆﹐将本地对等分享﹑竞争共同资源的几个人群皆视为 “几个弟兄的后代”。早先﹐我在岷江上游羌﹑藏族各沟中发现此种 “历史”﹔我认为它们是一种 “弟兄祖先历史心性” 之产物。譬如﹐在中国古籍记忆中炎帝与黄帝是兄弟也是敌手﹐如今羌族知识分子常自称为炎帝子孙﹐与汉族为对等的弟兄﹐便反映此种历史心性。又如﹐与羌族一样居于青藏高原东缘﹐也同样被藏族知识分子认为应是古吐蕃后裔的纳西族﹑彝族﹐前者有一民间传说称﹐纳西﹑汉﹑藏的始祖出于三个哑巴弟兄﹐后来因他们开始说不同的话﹐所以成为三个民族的祖先﹔后者亦有类似传说﹐三个说不同话的远古弟兄便是彝﹑汉﹑藏的祖先。
当然﹐我不认为这是真正发生过的 “历史事实”﹐然而这样的 “历史” 却可以让我们反思﹕在某种人类生态与相关人类族群关系下﹐许多人群可以创造并相信这样的 “历史”﹐是否我们所相信的 “历史” 只是另一种人类生态与相关人类族群关系下的集体创造或选择性建构﹖历史学者当争论 “历史事实”﹐抑或应反思今人或古人缔造 “历史事实” 及创作 “历史” 的人类生态意义﹖



人道与现实关怀
在今年西藏事件与川震发生之后﹐在各种媒体上中西学者纷纷提出主张﹑指责与建言。无论立场与观点如何﹐学者们的人道关怀或其对现实社会的关怀都十分热切――混杂着个人的种种认同立场﹐以及相关的﹐其对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学术见解。
譬如﹐相信藏族为一个有其特定文化﹑有独自历史发展的民族﹐持此观点的学者在西藏事件中表现的现实关怀为﹐指责中国政府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指责中国政府对待僧侣的违反人权举措﹐指责中国以政治霸权强将藏族纳入中国及中华民族。另一方面﹐若将藏族视为历史上古羌人的一支﹐学者自然认为藏族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暴乱是一小撮人分裂国家的活动﹔其现实关怀则表现于﹐他们或认为分裂暴乱必需被制止﹐或认为花了大钱仍让人不满意的少数民族政策需要被修正。事实上﹐以上两种学者的现实关怀﹐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与历史同样的理解上――每个民族皆有其特定文化﹐其民族与文化在历史上延续与变迁。
是否以维族为 “原住民” 的新疆独立为一个国家﹐以藏族为 “原住民” 的西藏﹑青海及邻近地区也独立建国﹐便是合于人道﹑公义及合于历史与民族文化的政治安排﹖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单纯。新疆是东西交通及南北过往的民族走廊﹐在历史上曾有许多不同人种﹑文化﹑经济型态的部族﹑城邦与国家人群占居此地﹐维族是否为本地 “原住民” 是有争议的。中国虽称自汉代以来中原之人便经常进入新疆（西域）﹐但值得省思的是﹐汉帝国曾在此驻军 “屯田”﹐至今新疆汉人仍大多藉 “建设兵团” 进入本地﹔显然某种人类生态因素﹐使得汉人也难以成为本地 “原住民”。
西藏与藏族的例子更是复杂。首先﹐青海﹑西藏及邻近的甘南﹑川西地区﹐因生存资源匮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便是人类族群极端分化﹑分立的地方。人群各据山谷﹑河谷﹐视敌对人群势力大小而凝聚为大小不等的部落﹔外来威胁消除后﹐则回归于日常各部人群对立之中。因此﹐不同于蒙古草原上一个个雄视北亚的大游牧帝国在历史中起落﹐在有历史记载的两千余年来﹐青﹑藏﹑川西地区经常是在各敌对部族的内部战争中﹐只在吐蕃时期曾建立约200余年的王国政权。然而吐蕃王国也只能靠对外战争以及从唐帝国获得资源来维持﹔当对外扩张达到极限﹐王国便因无法解决各地部族分立敌对而瓦解。至今牧区草场纠纷及农区山界纠纷﹐仍是本地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西藏独立的内部矛盾在于﹐独立之后﹐无论是失去中国援藏资源﹐或失去中国这样的 “敌人”﹐都将使得统一的藏族（民族与国家）可能不复存在。
其次﹐独立西藏所主张的 “边缘”﹐即青海东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云南北部之地与人﹐在空间﹑文化﹑族群与历史记忆上大多是汉藏间的共同边缘。即使在藏传佛教上也是如此。譬如﹐松潘附近信仰藏传佛教的羌﹑藏族﹐认为峨眉山﹑五台山等等﹐是与本地神山并立的 “大神山”﹐或说是共同支撑着天的几个大柱子。相对的﹐他们对于青藏高原上的神山﹐以及邻近嘉绒藏族的 “墨尔多神山”﹐或毫无所知﹐或认为与本地没什么关系。在此 “边缘”﹐玉皇大帝与西方佛祖常被混而为一。吐蕃古老传说中与岩魔女成婚生出藏族（吐蕃人）的猕猴﹐也经常被人们说成 “孙悟空”。普遍为人所知的康藏传说英雄格萨尔﹐在本地则常被说是周仓或关羽。居住在大渡河流域的嘉绒藏族﹐本地有些人认为 “嘉绒” 的 “嘉” 是汉族的意思﹐“绒” 是藏族﹐因此本地人便是夹在汉藏之间的民族。此皆印证﹐如前述汉藏所主张的 “历史” 所显示﹐汉藏间有一不易分割的共同边缘。
除了海内外鼓吹藏独者与坚持反分裂者的对立外﹐在中国国内﹐近年来学者们对少数民族之现实关怀也出现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在今年﹐连续发生维族独立运动份子之滋扰﹐西藏之警民冲突事件﹐以及羌族在震灾后受到特别重视﹐这些都使得一些学者希望将中国行之多年的少数民族政策彻底付诸检讨﹐然后逐步修正改进。简单的说﹐两种对立的意见是﹕一方认为中国目前56个民族――包括55个少数民族与一主体汉族――之民族架构基本上是理想﹑无误﹐所需只是细部政策的调整。另一方则认为﹐在民族政策上中国应效法美国及其它近代建立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将国内各民族（此时应称 “族群”）去政治化﹐将之视为文化群体（所谓文化化）﹐并强调每一个人在政治﹑社会上平等的国民身分﹐建立共同的国族认同﹔近年来提出此意见最力的学界人士﹐便是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马戎。
是否将羌族﹑藏族﹑彝族等都视为国内的文化性 “族群”﹐如美国的华裔﹑日裔﹑非洲裔美国人﹐每个人皆为国家宪法和法律保障下的国民﹐便为中国民族问题的理想解决之道？我们便以美国为例谈谈此理想。华裔或日裔美国人﹐皆可在本族群的聚居区或家庭内强调中华或日本文化﹐以及强调本身的华人﹑日人族裔认同――这便是 “去政治化”﹑“文化化” 的族群。透过学校及社会文化媒介强调的独立战争﹑开国制宪﹑南北战争﹑西部拓殖等等之历史﹐以及共同的好莱坞电影文化﹑体育文化等等这些美国历史﹑文化﹐以及当前的美国社会生活经验﹐让一个华裔或日裔美国公民成为骄傲的 “美国人”――此即马戎教授所称﹐经由近代民族构建过程而产生的美国 “民族” 或国族。然而以美国作比喻﹐也有不当之处。美国国家政策对待移民新大陆之各族裔与 “原住民” 印地安人是不同的。各族裔（如日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的确被视为文化族群﹐但原住民印地安人的身分﹑文化﹑权益（如土地权）等等却受到国家政治力的保障﹐无论这种 “保障” 对印地安人有利或不利。也就是说﹐即使在美国﹐少数族裔（minorities）与原住民（natives）是不同的人群概念﹐国家对待两者也有不同的政策。以此来看﹐在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如藏族﹑苗族﹑白族等等大多是 “原住民”﹐他们与美国的华裔﹑非洲裔﹑犹太裔美国人不同。因此将所有具 “原住民” 性质的少数民族皆视为 “族群”﹐以建立共同的 “中国民族” 认同﹐至少并非完全同于美国的作法。




不同于美国﹐并不表示这样的意见不可取。中国的民族问题﹐相当程度是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多资源匮乏﹐而户籍法又限制了大多数人民的居住﹑迁徙自由。在此情况下﹐即使对少数民族而言﹐强调民族认同以及借着文化﹑历史来强化此认同﹐无宁是一种自我边缘化。对人们最有利的可能是﹐让个人有更宽广的 “选择”――他可选择宣称自己是藏族﹐也可以选择不称自己是藏族﹐或宣称自己是羌族﹑汉族或什么族都不是﹔他可以选择住在拉萨﹑马尔康﹐也可以住在上海﹑北京或纽约。那么﹐这样是否意味着让少数民族认同及其文化自生自灭？是否人们将对此感到如同某种珍稀物种消失的遗憾？我们也可以想想﹕为何古巴蜀文化能置于博物馆让今日成都人自豪﹐而少数民族必须以其 “仍能” 保有传统文化而自豪？更重要的是﹐如某些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让人们乐于自称美国人﹐那么﹐什么样的历史记忆与社会文化﹐可以让所有中国境内各民族都可以忽略彼此的 “民族” 差异并乐于自称为 “中国人”﹖


学者﹑学术与社会现实
亿万年前的陆地运动﹐造成青藏高原与其东边盆地﹑平原地块间的地理环境落差﹐此地理环境落差及其它因素后来造成汉﹑藏两大群体。如今﹐当汉﹑藏间发生磨擦震动﹐随后立即发生高低两个陆块间的严重磨擦震动――此几乎便如古人所称的天人相应。这样的偶合﹐近十万条人命的惨剧﹐难道对于我们思考一些现实民族问题没有一点启示？
在绝大多数社会中﹐学者或知识分子都受到社会相当的尊重﹐其言论﹑行动对社会有相当影响力。许多学者与知识分子﹐因此以社会关怀﹑社会改造为己任。这样的热忱是值得期许。然而﹐既知自身有社会影响力且无需负政治责任﹐学者或知识分子也应经常自问﹕我们的主张是否真的合于人道﹑公义﹖或是否对人们有益﹖或相反的﹐是否会造成混乱与灾难﹖我们的现实关怀﹐是否受到我们自身的性别﹑民族﹑文化认同影响﹐或是否受我们奉为圭臬的学科规范﹑理论所扭曲﹖
当前流行的 “历史事实” 与 “民族文化” 知识是否能告诉我们﹐青藏高原及其邻近地区之地与人是中国的一部分或应是一独立民族﹑国家﹖我不认为如此。对于西藏﹐统独两派学者各有坚持的历史﹑文化与民族﹐都是种种现实利益﹑身分认同与学术典范窠臼下的主观建构﹔与此类似的是台湾统独两派历史学者各有坚持的5000年中国史与400年台湾史﹐以及 “中华文化”﹑“南岛民族文化”﹑“平埔族文化” 等等。这样的历史﹑民族与文化概念建构﹐在全球各地都不断造成民族或国家间的冲突﹑对立与边缘争夺﹐以及部分边缘人群的持续边缘化。在 “后现代觉醒” 下的历史与文化知识解构﹐只是尝试瓦解既有秩序而未能提出更好的人类群体生活蓝图﹐下焉者更流于对 “他者” 之解构而对自身的知识权力与认同偏见毫无所知。
各自划界﹑据地称王的学科﹐如近代史﹑古代史﹑社会史﹑思想史﹐割裂人类社会延续性变化及社会整体面相。历史学与人类学之区分﹐也使得学者各自研究历史﹑文化﹐而忽略 “历史” 与 “文化” 的人类生态意义﹔前者不见历史变化的微观社会过程（如一截烧了一半的木杆中间正在进行的燃烧作用）﹐后者不见微观社会现实在历史变迁中的位置（如燃烧所在及所造成的这半碳半木质的木杆）。人类学者提供对社会文化的理解（无论是解构还是建构性质的）﹐社会学者在此之外更勇于提出社会改革方案﹐然而﹐个人却是在历史与历史记忆中得其身分认同并因此做出行动抉择（譬如﹐为做个骄傲的藏族或骄傲的中国人而行动）﹔那么﹐历史学者该做些什么﹖继续创作强调种种国家﹑民族﹑阶级﹑性别之现实人群边界的历史﹐以强化这些人群区分﹖或者是﹐我们应有跨越学科边界的尝试﹐兼顾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变化及推动此变化的微观社会文化过程﹐如此我们对于 “现在” 可能有较恰当的理解与评价。

总之﹐这篇文章并非尝试以新的民族﹑文化与历史观点﹐提出最合于人道﹑公义的民族问题解决之道﹔我们的学术认知离此尚远。我只藉此表达一种自我省思﹕我们对社会的现实关怀﹐以及我们心中所预设的人道﹑公义﹐经常建立在刻版的民族﹑文化与历史知识上﹐而这样的知识体系目前已是处处捉襟见肘﹐以致于奠基于此的现实关怀与人道实践不仅可能于事无补﹐更可能为人们带来更大的灾难。
文章来源：http://www.cranth.cn/0905/00022.html

[ 本帖最后由 代启福 于 2009-5-18 12:2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