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杨晦与五四运动
作者：□杨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杨晦，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火烧赵家楼”的直接参与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一级教授。1983年逝世前，每年北大校庆（5月4日），篝火晚会的那把火，总是由他点燃。
从我记事起，五四就是我们家的主要话题之一，每年五四，也是我们家的节日。我的父辈，当年闯关东到了东北，成为辽阳赤贫的农民。父亲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后来经人介绍到辽阳县城的邮局当学徒，工作就是收发报纸信件。工作辛苦，报酬微薄，可他却因此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做学徒的那几年，是1914年到1917年，正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的时期，在县城的小邮局，他能免费读到《新青年》等杂志、报纸，较早地领略到了新文化的气息。这个意外机缘，使他不再安于现状了。
1917年，东北的一个军阀提出，如果谁考上北京的大学，学费一律由他负担。我父亲跃跃欲试，到北京后就坚持要考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时考了两门课，外语和作文。我父亲的作文考了唯一的一个满分，外语却考了零分，因为他根本没学过外语，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得知后，特批他入学，蔡先生说：“外语不会可以学，但有这么好的文学功底很难得。”入学之后，父亲努力学习英文，成为民国前期的翻译家，翻译过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古希腊的悲喜剧等。因为他知道光能表达自己对文化的向往还不行，还要通过和国际交流，汲取更广泛的精神营养。作为北京大学的新生，他很快投入到学习进步的科学、民主、文化的时代潮流。在五四前后走上文坛、学界的老一辈学人，大多都能掌握两门以上的外语，学贯中西。
对这一段生活，父亲回忆得特别多，他曾用“震撼人心”来形容他来到北京，从一个偏僻的小地方，融入当时的文化中心，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感受。陈独秀等人的著作对于他们那些学子，他评价说简直就像新的经典，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从穷乡僻壤到文化中心，这个巨大的精神跨越，使父亲终身难忘。
关于五四运动，我父亲是这样给我们讲的，当时的学生们是“没有预谋”的，完全是热血青年们出于对官场腐败的义愤，出于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担忧，没有谁组织，事先也不存在具体的目标，自发地走上街头。他记得当时在一些围观的人自动簇拥之下，大家一起走到赵堂子胡同附近，然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这一标志性事件。根据他的讲述，我们是这样理解五四运动的：从辛亥革命开始到五四运动，水到渠成、适逢其时，五四是民主、科学精神在中国走向普通民众的一个标志，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时期的分水岭。
对“火烧赵家楼”，我父亲曾说过，当时学生们群情激昂，可是没有事先设定目标，至少当事者（亲历者）并不知道。到了“赵家楼”，就是要和他论理，可他大门紧闭，避而不见，学生们就翻墙进去了。那时取火并不方便，学生们也没有预先携带打火器之类，我父亲认为，火应该是主人自己点的，目的是驱散学生，嫁祸于学生。但是，作为一场革命，它需要这把火，这把火成了一个象征。
对于五四运动毁灭传统文化的说法，我认为似乎有隔岸观火之嫌。就五四运动的这批倡导者来说，他们的旧学学养都很深厚，他们才真正是融新旧于一炉的人物。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文境界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割裂的，二三十年代在现代思想的形成过程的作用，被低估了。以鲁迅先生为例，他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认同，并不是一句“打倒孔老二”可以代表的，然而运动需要口号，需要象征，尤其在那样一个新的希望就在眼前的过渡时期。有偏颇之处，是20世纪社会急剧变革的特征。
一块土壤快要干涸了，它需要转机，但却不是割裂，也割裂不了。现代文化的萌生和发展，是非常细致的，就像春雨，要渐渐渗入人们的心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