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的南方诸蛮：“霑沐王化”或“依阻山险”
作者：□罗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8
对当时的南方少数民族而言，“依阻山险”往往会招致更强烈的打击，其后果则是更彻底的“霑沐王化”。在中古时期南方社会华夏化的历史浪潮中，“依阻山险”的土著族群为日益浩瀚的王化“海洋”所包围。
中古早期历史文献中出现较多的“蛮夷”，除了那些作为泛称所指的不确定的非华夏民族以外，主要是指南方诸蛮，包括共有槃瓠信仰的诸蛮族集团，研究者一般都归入苗瑶系民族。正是共有的槃瓠信仰，使许多学者相信如今的畲族与苗瑶民族也有亲缘关系。这就展示了华南广大地区内苗瑶及其亲属族群的连续分布，这种连续分布的事实本身证明了苗瑶民族在该地区存在的古老性。
正如鲁西奇所说：“南北朝时期，长江中游及其周围地区的蛮民户口数，当远远超越同一地区著籍的华夏户口数。”南朝时如此，汉魏时代华夏与蛮族的人口比例自然更加悬殊，甚至可以推想，非华夏人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居于多数。汉语在南方扩张的历史，表现在社会变迁中是华夏族对非华夏族的民族融合，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非汉语人口被纳入由华夏族政权所主导的政治体制之中。南方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对比一下秦、隋时期的南方政区图，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一政治过程带来的深刻后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格外注意六朝时代中国南方所经历的这种无论强度还是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的华夏化进程。
无论荆州的诸蛮或扬州的山越，都不能理解为各自统一的民族集团，因为山越内部和诸蛮内部的族群多样性十分突出，同一语系甚至同一语族之下，语言或方言的差别也一定因地区和族群的不同而普遍地存在着，有时这种差别甚至足以阻断交流，使在外界看来同属一个民族的族群内部无法沟通。如此，势必阻碍南方土著民族政治体的出现，限制土著族群的政治发育，使土著社会呈现零碎分散的状态。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六朝政权何以在将近四百年间，在承受北方巨大军事压力的同时，却能够成功地维持其对于华南广大地区的稳定统治。南方社会这种文化与族群的古老多样性，因华夏力量的进入又呈现新的格局。如同山地的植被气候等地理特征随海拔高度的不同而呈现垂直方向的变动，山间居民也随其居地“深险”程度的不同而表现出轻重不等的族群特性。
中古时期有关山越和蛮族的描述充满了深险山谷一类的词汇，最典型的如《宋书》所谓“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这些描述在中古历史的某一个时间剖面上是准确的，但并不能提供时间长河中蛮族与南方的完整画面。中古以前，蛮越未必都在山上；中古以后，许多山谷中的蛮越已经华夏化，“孤岛”与“海洋”的关系已被彻底逆转。蛮族占据“大山长谷”的原因不是他们对这种地形地貌有所偏爱，而是因为他们过去占据的江湖平原地区已经被北来华夏力量控制、侵吞，土著族群要么被同化，要么逃入华夏势力暂时无力进入的“深险之地”。山谷深处蛮族的华夏化过程，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走出山谷、来到华夏政权所控制的河湖平原定居实现的。
《隋书》记东晋南朝“诸蛮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轻重是指接受华夏政权统治程度的深浅。那种完全不承担国家义务的蛮人诸族群，史书中称为“生蛮”。生蛮不缴纳任何形式的租调，“生”的意思就是尚未驯化。开始缴纳租赋，意味着进入了驯化程序，也就意味着不再是生蛮。从蛮人诸族群的立场来看这一过程，就是丧失其原有政治结构并被吸收进华夏政治体系的过程。
对大多数蛮人来说，当他们越来越深地进入华夏政权的管理体系之下，也就意味着他们一步步陷入愈来愈严酷的赋调徭役的深渊中。面对这种局面，相当一部分蛮民选择了抗拒。而这些难以成功的抗拒通常也仅仅局限于逃入深山，依凭险阻，躲避暂时的灾难。在华夏政权一方，理所当然视这种对政府管理的抗拒为政治反叛，因而对策只有武力镇压一种选择。应当注意到，每一次成功地平定叛乱后，政府会更深地侵入蛮人社会及其政治体，前面所说的那种华夏化“改造”进程会更快速、更猛烈，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蛮族传统地域被纳入国家的行政区规划中，尽管最初阶段只是设置具有自治色彩的左郡和左县。
史书中常常把南方土著各族群描述成某种天然的威胁，这类反映华夏立场（主要是政权立场）的叙述，有力地形塑了后世对蛮越等南方非华夏民族历史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倾向于忽略华夏势力南进过程中给南方土著族群带来的巨大冲击，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南方土著族群对华夏侵入所施加的反作用力。
要么“霑沐王化”，要么“依阻山险”，而“依阻山险”往往会招致强度大得多的、更为暴烈的打击，其后果则是更为深入、更为彻底的“霑沐王化”。在中古时期南方社会华夏化的历史浪潮中，“依阻山险”的土著族群为日益浩瀚的王化“海洋”所包围，真正变成越来越边缘、越来越疏隔的一个个“孤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