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真实品格
——追忆老领导林默涵
刘锡诚
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艺界，林默涵算得上是一位高官兼代表性批评家了。从中宣部文艺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文革前，他在文艺局局长任上时，住在美术馆后面的弓弦胡同时，我就去过他的那个狭窄的家，向他请示工作。文革后的1978年，他被委任为恢复中国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筹备组组长，我也多次参加筹备组主持的会议和执行某项具体工作。记忆最深的是，1978年6月召开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我和诗人邹荻帆被任命为宣传组组长副组长，在默涵等领导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还受命和谢永旺、阎纲一起为因病住院的郭沫若主席起草向大会的祝词《衷心的祝愿》，为此我前后两次跑北京医院向郭夫人于立群同志送审讲话文稿，听取她本人和转达郭老的意见，回来再向默涵、张光年、冯牧三位筹备组负责人汇报。郭老这篇讲话稿，是经他修改同意的最后一篇文稿。1982年我和冯牧、阎纲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也曾去默涵同志处向他组稿。关于这件事，阎纲在1983年11月23日给我的信里有所记载：“久不见面，若有所失。想你一定很忙。昌仪如何？我正为（《小说选刊》）明年第一期日夜兼程。林默涵书稿请便中一催。注意节劳！”1983年9月我奉周扬同志之命，离开《文艺报》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工作，差不多同时，阎纲也离开了《文艺报》到《小说选刊》担任编委主持工作，故有“久不见面，若有所失”之谓。遗憾的是，我们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第一批约稿名单中的林默涵和张光年，都没有编出自己的文论选集来给我们，成为这套建国以来第一套文学评论丛书的一大缺憾。
1991年2月，我奉调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作研究员，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面临着选择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项目或研究方向，头脑里浮现出的是沈从文先生弃文转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先例，于是便下决心作一个中国人文科学界还无人问津的冷门——中国原始艺术研究，并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为了申报的顺利，我去找老领导、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林默涵同志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两位前辈给我写推荐书。默涵同志二话没说，当即就给我写了推荐意见。两位前辈领导兼学者的推荐意见，在评审组评审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我而言，原始艺术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既要全面涉猎已有的考古学、艺术学文献和外国的理论，又要对我国许多在新中国成立时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的民族和族群作田野考察。在中央党校科研部的指导下，经过六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在1998年结项并出版了《中国原始艺术》（“蝙蝠丛书”）一书，得到了人文学界和文学评论界的首肯。林默涵和钟敬文两位领导兼学者的推荐，我是终生铭记在心的。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是1960年7月22—8月13日召开的，到了十九年之后的1979年初，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已经进入有关领导部门的议事日程了。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摆到了理论批评家们的面前，要求作出回答。文艺理论批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在此形势下，处在理论批评前沿的《文艺报》责无旁贷。1979年3月16—23日《文艺报》编辑部在文革中建起来招待红卫兵的向阳招待所（现在的崇文门饭店）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与会的老中青理论工作者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展开了争鸣与对话。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文艺理论批评家，对老领导和老前辈林默涵同志发言中几个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这些问题是：1，关于“十七年”文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问题。2，关于林彪、“四人帮”的左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和我们文艺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有无联系的问题。3，关于文艺可不可以、要不要为民请命的问题。4，关于感伤文学的问题。5，关于“十七年”时期我们所犯错误的根源问题。在默涵同志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发言的批评，使他很不愉快，并因而导致在他与冯牧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会后，默涵给《文艺报》两主编写了一封信。
冯牧、罗荪同志：
听说你们搬家了，房子很挤，我想向党组提出，看能否调整一下，恐怕很困难。
我在《文艺报》会上的发言，文字上理了一下，删去了一两段题外而可能引起误会的话，至于我的观点完全保留。希望登简报。听说会上许多人对我的发言很不满，逐条驳斥，我建议把他们的发言原样照登，这样才能反映会议的全貌，并使我知道我的发言错在哪里？以便改正，包括我引错了的话，也可以借此更正。
对这次会上的分歧，外边传说不少。听说江苏还有一份材料，对我进行讨伐，可我一点不知道，你们从未对我说起。而《文艺报》上的公开报道，却只说了一面的意见，这使我很为难。这次会上谈的，许多是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应该让大家来讨论，因此，我建议必要时，把有关简报通通发表，以引起讨论，如何？老实说，现在有些文章的旁敲侧击的做法是不好的，非同志式的。
我的发言排出后，请把小样给我看一下，因为匆促整理，恐仍有错漏。
专致
敬礼
林默涵上
（1979年）4月17日
默涵同志在“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发言和这封信都没有收入他生前编的《林默涵劫后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6月）中。他在那个长篇发言中既肯定了“十七年”期间文艺上取得的巨大成绩，也阐述了所犯的“左”的错误：“应该说，十七年我们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但工作中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是思想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表现在一个是对形势的估计不对，一个是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处理不当。……犯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资产阶级的看法问题。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有革命性的一面，所以我们应该联合他们，同他们讲统一战线。但是他们又有妥协性的一面，有时他们又背叛革命，于是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只看到革命性的一面，就很容易犯右的错误，陈独秀就是这样。……王明反过来，只看到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甚至认为资产阶级完全是反动的，不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因而不同资产阶级讲统一战线……因而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十七年）我们工作中也确有‘左’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是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我们文艺界不可能不受影响。文艺界反右斗争是扩大化了的，划了很多右派，今天看来大多数都划错了。十七年中，在文艺批评方面，在领导方法、领导作风方面都有‘左’的错误。……多年来我们工作中所犯的过左行为，确实带来了严重的恶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特别是反右派以后，还不断地这么搞，不断搞运动，宁‘左’勿右，‘左’比右好，这种情况为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使他们能够打着‘左’的旗子欺骗人民，以售其奸，使党和国家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这是严重的教训。”“（而）《文艺报》上的公开报道，却只说了一面的意见，这使我很为难。这次会上谈的，许多是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应该让大家来讨论，因此，我建议必要时，把有关简报通通发表，以引起讨论。”他对会上对他的批评与质疑的抱怨和在《文艺报》上公开讨论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
在十年文革中，默涵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在《林默涵劫后文集》“题记”里写道：“我不单被剥夺了工作，而且被囚禁了整整九年。在这期间，被关在单人囚室，不让看书报，也不给纸笔，除了‘审问’时被逼答话以外，也没有人谈话。所以，九年后被放出来的时候，我连说话都感到吃力，因为很多词汇都忘记了。”恢复工作后，在不同场合就不同事情发表了一些看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存在着分歧。我的意见不过是其中之一种，错误是肯定会有的，然而‘平心而言，不遵矩镬’怎么想就怎么说，决无看风向、赶浪头之意。所以，即使错了，也错得明明白白，绝不含糊其辞，让人摸不着头脑，也使反对我的意见的人容易抓住毛病，便于进行批评，只要批评得对的，我都接受。我以为，对于复杂纷纭的事象，谁也不可能没有看错的时候，随着认识的深入而改变原来的主张，这种事是毫不足怪的；但改变主张总是要说明所以改变的理由。”
默涵同志的光明磊落平易近人，是人所共知也令人赞赏的。连我们这些一般干部都是与他以“同志”相称。他在“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上的长篇发言，对“十七年”文艺的成败得失及其社会根源作了全面的论述与分析，也对他主政文艺工作时的某些错误有所检讨，但在“十七年”的文艺路线问题上的一些观点，却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一度使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他过世后出版的《林默涵文论》，编者有意无意地遗漏了这篇极为重要的论文（演讲），使其成了逝者的一篇湮没无闻的佚文。他在生前给冯牧和罗荪的信中希望公开发表和引起讨论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前几年，有文学研究者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估“十七年文艺”及其理论价值的主张（如冯宪光《发掘“十七年”文学理论的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月19日），就更加使我确信默涵同志的这篇文论，对于我们建设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尽管其中包含着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还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真实品格。
2017年1月20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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