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刘锡诚
　　汪曾祺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不胜愕然，一时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十一天前汪曾祺、林斤澜夫妇与我和夫人刚刚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同一架飞机回京，两天后我又同他通过电话，问候他这次在四川参加中国当代作家“五粮液”笔会期间，连日劳顿，回来后身体状况如何，他在电话里回答我说他的身体没有问题，还反过来问候我的老伴怎么样。才过了不到十天的工夫，我所敬仰的当代文学巨擘，竟猝然地离开了我们!
　　四十年前，我认识了汪曾祺先生。我在大学读书时，曾翻译过苏联学者的几篇理论文章，投给《民间文学》杂志，就是经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汪曾祺的手给发表的。从北大毕业后，踏进王府大街46号当时的中国文联大楼，与他在一个单位工作。那时他虽然还没有后来在文坛上的成就和名声，但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曾经师从沈从文先生，在写作上深得沈先生的真传和称赞，青年时代就发表和出版过《邂逅集》等文学作品，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市文联，一面编《说说唱唱》，一面写作，文采独具，才华超群，在北京文坛上是大家公认的才子。在单位里，我们朝夕相处了一年多，我一直把他尊为写作上的老师。
　　大约是在1957年的上半年，他收到了已故神话学家程憬(程仰之)先生的遗孀沙应若女士从南京寄给他的一部程憬的遗稿《中国古代神话》，请他帮忙出版。程憬于4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在中央大学教书，不幸于50年代英年夭折。他粗略地翻阅过书稿以后，给当时主持丛书编辑工作的陶建基先生写了一封信。陶先生又转给了主持研究工作的路工先生。我来单位报到后，路工先生就将程憬的稿子和汪曾祺先生的信一起交给我来处理。我看过稿子后将其送给文学理论家毛星同志，请他代为审阅，他接受了;后我又请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这本著作写了序言。汪曾祺用毛笔书写的推荐信，就一直由我保存着。全文是这样的：
　　建基同志：
　　这是前中大教授程憬(此人你或当认识)遗著《中国古代神话》原稿及校样——此稿似曾交群联出版社，已付排印，不知曾出书否，由他的夫人沙应若寄来给我的。我与沙应若初不相识，她来信说是顾颉刚叫她寄来的。
　　我拆开看过，只看了个模样，未看正文。你翻翻看看，这一类的书我们出不出?若可出，似可找公木、顾颉刚校阅一下。
　　程夫人沙应若在南京第八中学。
　　关于这部稿件的情形，可问问顾颉刚先生。
　　                                                曾祺(1957年?月)
　　我接手这部书稿时，正值反右派斗争的后期，汪曾祺虽在反右中侥幸躲了过去，却在第二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经过再一轮的批判后，给发送到了农村，从单位里除了名。所以他并没有看到程憬遗稿的处理结果，也没有可能亲笔复信回答沙应若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拜托。接下来，便是反右倾、文艺界小整风、下放农村搞四清运动等一连串的政治运动。从农村回来没多久，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文革”初期就受到冲击，被揪出来、被隔离，这部由铅排校样和毛笔手写稿混合组成的文稿，从此就不知下落了。我被多次抄家，自认为稍有问题可能会带来灾祸的笔记本和文稿，也都偷偷地在厕所的马桶里付之一炬。接着交出了在和平里的宿舍，带着老婆孩子全家下了干校。剩下的东西都寄存在一位朋友家里和爱人单位文学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室里。去年我的老伴马昌仪听顾颉刚先生的大女儿顾潮说，程憬先生这部书稿和顾先生的序言都保存在在她那里，便借来看，但遗憾的是书稿只剩下了半部，其余的半部不见了。最近，整理新时期初期作家们给我的一些书简和“文革”前留下来的资料，竟然在我的劫后旧稿旧物中找出了汪曾祺这封被封尘了整整40年的信件，不禁悲从中来，使我回想起过去了很久的许多往事来。
　　在我所供职的单位里，特别令我敬重的，就是这位文质彬彬的作家兼编辑汪曾祺，那时年仅37岁，几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伏案秉笔，不是改稿编刊，就是写东西。平时他都是用毛笔写作和改稿，一行行行书小楷，清秀而透着灵气。但见他写完一张张的稿纸，总是抟成一卷，扔进身边的纸篓和麻袋里，于是废稿堆成了一个个小山。当时我很纳闷，对在写作上的这种刻苦磨练很不理解，只是到了后来才悟出，曾祺先生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当代文学的大家，才华固然十分重要，与当年孜孜不倦的苦苦锤炼与追求也是分不开的。
　　那时，他在编刊之余，常写作些民间文学论文和故事，那是份内的工作，如他曾写过关于鲁迅先生的民间文学观的文章，他还曾用曾芪的笔名改写过一些民间故事。他也写作散文随笔一类的文章，正是这些散文随笔给他带来了政治上的灾难。他平时谈吐幽默，在那个不平凡的夏天，用“抽烟看云”和“铜绿气”一类的诙谐俏皮语汇讽刺单位里个别共产党员，因而受到批判，在1958年春天，把他给补成右派，并刻不容缓地把他遣送到张家口一个果园去劳动改造。这个不知掩饰自己锋芒的书生，从此被赶出了文艺队伍。但他的才情和形象，却从来没有从我的感觉中消失。
　　1962年突然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他在劳动中写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我心中甚喜，预感到这个才华出众的作家重新回到文坛的日子也许不远了。但是我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传来的消息说，虽经老舍先生的极力保举，当时原单位的领导人却仍然拒绝接受汪曾祺回原单位工作。后来，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开始了他的剧作生涯。即使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一帮年青人都对那位胸怀狭窄的领导人表示不满。20年后，我曾在一篇论述汪曾祺作品的专文中，对汪曾祺这篇小说作过论述，指出其在他全部创作历程中的转折意义。不敢说做到了知人论世，却抒发了作为他的一个老相识和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认识和情感。这次在四川笔会上，汪老又对我说起那篇作品，他说，发表在那个时代，仍然受到当时“左”的文艺教条的影响，笔墨也没有放得开。
　　1977年夏天我重回文艺界工作，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作编辑工作，与汪老接触又多起来，除了约稿、开会等见面机会外，也多次到他的家里去。他总是把我当作老部下和小弟弟看待，关心着我的生活和事业。在重建中国作家协会的过程中，诗人李季主持其事，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我与汪曾祺在八宝山李季同志的追悼会上相遇时，他把我拉到一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听说要调你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工作，可千万不要去呀，与那个人是不能相处的呀。对过去的事，我与他都心照不宣。对他来说，痛苦的历史记忆，虽经历了多年的冲洗，却仍然难以忘怀，因为那是用惨痛的政治罪名为代价写成的，因此他急于要把自己内心的感受，告诉我这个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还能信得过的小朋友和小同行。他的每一篇作品，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设法找来阅读和欣赏。对《受戒》和《大淖纪事》等名篇，在我参与主持《文艺报》评论的版面时，都组织了评论，并将其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一背景上给予了高度评价。80年代我也写过一篇论述他的小说创作的美学追求的长文，倾诉了我对他的作品成就、美学追求和人格精神的赞赏。我看得出，他于50年代对中国民间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研究，对他后来在小说创作上达到较高的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没有民间文化的学养，就不可能把《受戒》及其僧俗主人公写得那样出神入化，不可能在字里行间散发着那样强烈的人道主义。这一点似乎被评论家门忽略了。到了老年，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似乎仍然未曾减退。当他得知我的夫人正在写作一部关于动物的文化学著作时，他对她说，他对动物也有兴趣，也要写一些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可惜，上帝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让他完成自己的遗愿，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
　　1983年的春天，我应《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之约，撰写一篇《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追求》，并代约汪曾祺也为该学报写一篇谈自己创作的文章。我跑到他当时在钓鱼台西边的一栋楼房的单元房里去拜访他。那房子很局促。记得只有两间。那天他的老伴施松经大姐也在家。施大姐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的资深记者兼编辑，我也曾在对外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说起来我们是同事。见了面，我就同她说我们是同事呢。我向汪曾祺说明了来意，请他写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他先是不肯答应，说这类文章很难写，不知道该怎么写。我明白，当时正在批判人道主义，这样的形势下很难说话，特别是很难说真话。而假话和敷衍的话，他又不肯说。经我再三恳请，他终于答应了我的约稿，说试试看。过了几天，收到他寄来的一封长信，说他想了几天，还没有想出个头绪，在信里向我谈了些在文章里和座谈会上都不能谈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却正是他的真实思想、真实政治观和文艺观。他写道：
　　锡诚同志：
　　师大学报的文章我实在写不出来。写什么呢?我想了几天，还订了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我是个中国人》。我想说我的思想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我很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样的境界。我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可以说是这样：“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换人心，正风俗。但是这些话怎么可以讲呢?这岂不是自我暴露，把自己给卖了么?这些思想怎么可以和马克思主义者扭在一起?特别是在“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时候，怎么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真希望有人写写这样的文章：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及现代思潮的关系。你等我再想想吧，也许有一天我能把儒家的“赤子之心”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墙壁沟通。至于文章的后一部分倒是好办的，就是我提出过的：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然而，民族传统又怎能和民族的传统思想不发生关系?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真不如写小说省力气。我不是个搞抽象东西的人。学报是严肃的刊物，不能用创作经验之类的文章塞责。我再想想，再想想吧!
　　敬礼!
　　                                                              汪曾祺
　　                                                       (1983年) 4月11日
　　这篇稿子，他最终还是写出来寄给了我。寄出稿子后，他又在6月15日和7月1日连续给我写过两封信。他在6月15日的信里说：“你为师院学报所约稿已寄上，想当收到。这篇短文，写前即颇犹豫。写的时候倒是放笔直书，说了些真话。寄出后，又很犹豫。这篇东西真可能是左右俱不逢源，姥姥不痛，舅舅不爱。我是写小说的，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发议论。我想也是。好端端的，招来一些是非，何必呢?因此，我希望和师院同志研究一下，最好不要发表。近来文艺界似乎又有点风吹草动，似宜‘默处’为佳。如何?”收到这封来信，我对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很是感动。回想1983年，在理论界和文艺界自上而下地发动了一次“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对“自由化”、“人道主义”和“异化”等进行批判，正如汪曾祺在信里所说的批判搞得“热火朝天”，许多文艺界人士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大好局面会受到损害。在这种特殊形势下，我约他写这篇东西实在是很不合时宜，因而也很难为他;他的文章，毫无敷衍塞责之意，说的是真话，须知在那种形势下，说真话多么不易。他说他信奉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常说要继承发扬民族传统，而民族传统就应是民族的传统思想，他是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墙壁沟通，等等。这些思想深层的观念，不是一日形成的，既指导着他的生活，也对他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这无疑是一篇可以永远供评论家研究家们参阅的文章。7月1日的信则是嘱我把他的这篇文章复印一份给北京作协，他们正在编辑一套北京作家评论集，其中也选定他为评论对象。他信里说：“我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说。忽然想起，可以拿师院学报的一篇去充数。”我即照他的嘱托办了。所以，北京作协所编的北京作家七人评论集里所用的，也是我约请他写的那篇文章。从此也可见出他对自己这篇题为《我是个中国人》的文章的重视。遗憾的是，评论界和文学史家们似乎并没有充分注意到他的这篇文章所表露的他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连新近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华文学通史》有关章节中，也仅仅是说“构成他(汪曾祺)作品精神魂魄的是一种恬淡的人生，劳动者的自然、质朴的人性，和知识分子不与黑暗社会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性;其中又包含着作者反朴归真、赤诚以待，和操守高尚的人生追求”[1]，而根本没有触及他的儒家思想和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更没有谈到他在文体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
　　虽然不久前在周梅森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座谈会上见到过他，但4月下旬当我在北京机场第一眼看到他时，邵燕祥帮他提着那个瘪瘪的小行李包，他慢吞吞地跟在一旁走着，我脑子里立即闪出一个印象：汪曾祺老了，变成汪老了。我叫惯了他的名字，不习惯叫他汪老，但我还是下意识地叫了他一声“汪老，您好!”我急迎上去，扶住他，见这位77岁的老翁，脸色变得黝黑而油亮，布满了老年斑，行动迟缓了。但，精神依然很好，那细声细气的苏北腔，那随时绽出的笑里露出一排特别显眼的白牙齿，这都是很熟悉的，没有变。
　　这次出行，有幸来往双程与他同乘一架飞机，在成都竹岛度假村，其他作家都住在后面的小洋楼里，汪老、梅志及女儿和我们夫妇，则同住在远离众人的一排平房里，使我和夫人有机会照料他，尽一个老相识和小朋友的责任。汪老在这次笔会上，成了明星，时刻被一些年轻作家，特别是女作家们包围着，被人们拉着去写字和画画，有时竟写到凌晨一两点。要名人字画，已成为时下这类活动的一个特点。我看到这种盛况，虽然也为老先生怀着某种隐忧和担心，但在这种场合又不便于挤到近前去照顾他，说些令人扫兴的话。只是有一次，在宜宾“五梁液”酒厂的展览厅里，主人安排作家们留墨宝时，汪老不断地泼墨写字绘画，几个小时下来，已经感到很累了，可是当他写完一张又一张字画后，又有一位女作家来求字，他实在是不想再写了，就说要休息一下，于是在我旁边的一把靠椅上坐了下来。他歪过身来悄声地问我：“这位女同志是谁?要不要给他写?”我告诉他是某人，休息一会就给她写一张吧!哪里知道，他刚给这位女作家写完，又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接着把宣纸送到了他的面前。我看到他那无奈的表情，便把他扶走了。这些日子里，他早晨起床都很晚，我们总是在他的住房门外等着他一起去吃早餐。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昨天晚上睡下后，又被叫起来写字，一直写到下一点!”“……”他虽然感到累，可看来他又很喜欢这些女孩们围在身边!难怪人老了!
　　汪老喜欢年轻人，把文学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他在这次由老诗人孙敬轩组织和主持的当代作家笔会上，就即将成为过去的“二十世纪文学”这个话题发表了即席演讲。那天他也是与我坐在一起，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座位上。他发言的声音很低，操着苏北话与北京话混杂的声调，仍然细声细气地，称赞不同年龄段的青年作家们的起点，比老一代作家高，是大有希望的一代，21世纪的文学将由他们来创造，他们会自主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的。我的左耳失聪，听力很不好，虽近在他的身旁，听他讲话却颇感到吃力，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和四川的中青年作家们却都听懂了，而且在听完他的这番意味深长的讲话后，由衷地向这位已近耄耋之年、胸怀如此宽阔、识见如此远大的老作家，报以热烈的掌声。他的这番讲话，是他对文学青年们公开作的最后一次告别。
　　这次相处中他同我的多次交谈，也使我更多地了解了他的文学观。在双流机场旁边的一家宾馆里等待回京的飞机航班时，他同我谈到他的文学创作时说：“有一位外国汉学家采访我，问我如何看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我想了想，答复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大概算得上是个文体家。”他的意思是说，总其一生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文体的创新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他在逝世前夕十天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席关于自己一生创作的总结，是恰如其份的，是清醒公允的，使得用任何其他的语言所作的概括，都是蹩脚的，有欠准确的。由于我很赞同甚至很欣赏他对自己创作成就所作的这个概括，于是就对汪老说，你的这个概括很准确，不仅给我，而且也给其他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提供了解读你的作品的一把钥匙。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关于自己创作的这次谈话，竟成了他的一个宝贵的临终遗言。
　　记得汪老从年轻时就喜欢喝点白酒。这次四川之行，他也喝了些酒。他高兴。他的逝世，因此引起了一些说法。有人说他喝酒喝多了。又听说汪老是吃面条时，因生冷的黄瓜菜码划破了食道血管而不治，导致死亡的。其实他的病早几年就发现了。他的老伴一直都嘱咐他出门不要喝酒。事情也怪，恰恰这次笔会的主人又是“五梁液”酒厂，见到名酒怎能不喝点呢?他的确是喝了些“五梁液”。那天在“蜀南竹海”游览参观时，中午的餐桌上，也上了一瓶“五梁春”。他也高兴地喝了好几盅。同桌的有诗人邵燕祥、小说家林斤澜，都是极好的朋友。我也和他们坐在一张餐桌上。汪老闷着头喝得高兴，一声不响地喝。但喝的并不多，几小杯而已。知他的林斤澜在餐桌对面提醒他：“别喝了，汪老!”他这才笑着止住了举杯。
　　四川之旅是我与汪曾祺先生的最后一次相见。在一起的时间，有一个多礼拜。这段时间里，给了我一次重温对这位老相识、老领导、老作家一生的认识的机会。他说他是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个概括真准确。到底是自己了解自己。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作家。如今我们之间已经被奈河桥永远地分隔开了，再也看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听不到他那细声细气的苏北腔和北京腔的混杂声音了。但他的作品却将永存于一代代的读者中间!
　　1997年5月20 日
　　发表于《钟山》1998年第3期(5月20日)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9卷第145页，华艺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