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北京胡同里的民俗世界

刘锡诚

胡同是北京纵横交错、两头贯通的小街道的称呼，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而为北京所独有的一种景观。尽管日本人多田贞一认为，胡同的使用，并不局限于北京，中国北方大体上都有。在这些网络密集的胡同里，散布着以四合院建筑为主体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北方民居，居住着不同民族、不同背景和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家，代代相沿，形成了一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融洽相谐和的独特的京都都市文化。
北京胡同的出现，据认为，始于元大都建城的时代。元代忽必烈即位（公元1260年）后，迁都燕京，并决定放弃已焚毁的金中都城，另建大都。元大都的都城，其动工修建的时间为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建成的时间为公元1276年（至元十三年）。蒙古人迁都燕京，无可避免地肯定也把自己民族的聚落模式带到元大都来。胡同可能就是一例。据学者们研究考证，“胡同”一词也系蒙古语词的音译。据研究者考证，“胡同”一词最早见于元杂剧。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约1241～1320年后）杂剧《关大王单刀会》第三折戏词中有句云：“旱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只杀出一个血胡同。”另一位元代杂剧作家李好古（生卒未详）所作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第一折中梅香的唱词有云：“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从这些杂剧作者生活与创作的年代以及剧中所提到的“胡同”（尤其明确提到“羊市”和“砖塔儿胡同”这些胡同名称）来看，北京的“胡同”始于忽必烈进北京改金中都为元大都之始是没有疑问的。至于元大都城内街道是怎样布局的，是按蒙古人原有的聚落形式规划的，还是按照中原古制规划的？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说，是把蒙古人自己聚落的形式搬过来的，有的人则说是按照《周礼》的原则建的，即由南北和东西走向的干道组成方整的棋盘形，经纬分明，整齐划一。城内有些古老的街道和胡同，其遗迹至今宛然可寻。这无疑也是个有趣的问题，且留待以后再去研究。
除了元杂剧中的根据外，清·朱彝尊所编《日下旧闻考》辑录元末人熊梦祥编纂的《析津志》的佚文中说：“（北京）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据《日下旧闻考》引）  他把火巷与胡同是分开来统计的，其实火巷也就是胡同。清·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云：“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巷，胡同即火巷之转。”把火巷和衖通加在一起，当时北京的胡同总数为413条。
胡同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个朝代帝都的发展。明代北京的胡同数就大增加了。据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明代北京的胡同约为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翁立在写作《北京的胡同》（增订本，第10～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时，根据另一种资料，即明北京城复原图，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统计，得出了另外一个数字：明代北京的街巷胡同约为629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为357条，有30多条胡同经历过清代、民国一直保留到现在。根据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的统计，清代北京的胡同有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为978条。根据多田贞一的《北京地名志》的统计，到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的胡同是3200条。根据1986年北京市公安局编印的《北京市街巷名录汇编》的材料，北京的街、巷、胡同、村落约为6104条（个），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1316条。如此说来，北京的胡同，已经有了700多年的漫长发展史。从胡同的发展，可以看出北京城市发展的大致轨迹。
胡同是由两旁一处连接着一处的住宅——四合院的后墙构成的。因此，可以说，在胡同所蕴藏的文化内涵中，四合院是重要的一个内容。元代对胡同的宽度是有严格规定的。大街宽度为24步，小街宽度为12步，胡同宽度为6步。不许在胡同两旁有违章建筑。明、清两代就并不严格遵守旧制了。
在胡同里所能看到的是四合院的大门。四合院大门的建筑样式，虽多种多样，但都是严格根据房主人的社会等级而建的，根据大门的建筑样式和装饰，就能判断这家的主人是什么样的官职，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度，凝固在四合院的大门上。现存的清代四合院的大门中，王府的屋宇式大门，其建筑样式与装饰，与老百姓的随墙小门，就形成鲜明对照，在物质文化上反映出深刻的都市人群社会地位的差异。
胡同的两头，原是建有栅栏（如前门外的大栅栏）或牌楼（如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的。栅栏和牌楼作为两种建筑形式，当然反映着一定的建筑术水平和一定的社会审美观念以及一定的时代风尚，如明代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的楼额上都书写着“大市街”三字，东四牌楼东面楼额上书写着“履仁”、西面楼额上书写着“行义”，而西四牌楼的东西两面则恰好反过来，书写着“行仁”和“履义”。借着这两座公共建筑所宣传的道德规范是“仁义”二字。栅栏和牌楼虽然是作为胡同或街道的大门而建的，直接作用是为了居民的安全防范，但它所以形成的社会原因，却是不应被忽视的。
胡同还是历代帝都民俗文化的载体。近代或现代还保留着的一些胡同的名称，有的记录着地域民俗，如人市（鼓楼附近）、羊市（崇文门花市地区）、骡马市（现宣武区椿树地区）、驴市（现东四南大街礼士胡同）、菜市（牛街地区）、米市（东单北大街北端）、草市（天坛地区）、鲜鱼口（前门外）、灯市（现灯市口大街）、花市（崇外）等胡同，显然曾经是交易市场或节日庙会市场。有一些胡同的名称，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是旧时代朝廷官府的所在地，如海运仓胡同、新太仓胡同、北门仓胡同、禄米仓等，都是当年经由南北大运河漕运进京、供贮藏京官禄米的仓库旧址。老北京的俗语说：“东富西贵，北贫南贱。”指的是，有些胡同，是豪门贵族的居住地，如西城区的一些胡同；有些胡同则是巨贾豪富的地盘，如东城区的一些胡同。南城，不仅有与北京初始开发和建城同龄的广安门、宣武门、西便门附近的一些胡同、街道和庙宇，还有清季以来各省商贾陆续来京修建的种种名目的会馆，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使北京很早便成为一个多种文化交汇和融通的古老大都会。南城又以京味浓郁、自成一体的市井文化中心——天桥而著称于世，戏楼、书肆、书场、茶馆、跤场、中幡、杂耍、抖空竹、拉洋片……不一而足。同时，南城也有藏污纳垢之所的“八大胡同”。“八大胡同”者，即珠市口以北，前门至和平门之间的陕西巷、韩家潭、石头胡同、胭脂胡同、皮条营、百顺胡同、王寡夫斜街、大李纱帽胡同等，是旧时妓院集中、达官贵人消魂的地方。

走进胡同，你会在几乎每一座像模像样的大门楼前看见一对互相对视的石狮子，或石门墩，会发现在胡同的墙上或拐弯处的丁字街的墙上，镶嵌着镌刻着“泰山石敢当”的石碣。这种“泰山石敢当”的石碣现在还能在北京的小胡同里见得到，如中央音乐学院的后墙上、笔管胡同的顶头处就还保留着一块，笔者曾拍摄了照片。石狮子和石敢当，都是蕴藏着深刻内涵的民俗物件。
旧时，修建四合院的大门时，一般都讲究风水。大户人家的大红门扇上装饰着铜钉，王府的一般比皇宫的九九八十一个少，而为七七四十九个。门楼上往往装饰着雕花图案，大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吉祥图案，也有八仙一类的绘画。在屋宇式大门的屋顶上，一般都有各种现实的或虚构的瑞兽。这些民俗装饰物，大多起着辟邪纳吉的作用，满足着主人的求吉心理。所到之处，可以感受到，吉祥如意，子孙繁盛，社会和谐，国泰民安，历来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北京人的心理诉求。

在已经逝去的20世纪一百年里，特别是近2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北京的胡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表现在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和人口的急剧膨胀，一些胡同里的四合院变成了大杂院，进而，构成胡同的院落，又被一批批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所代替，从而以胡同为表征的人群聚落生活，被另一种新起的、相对封闭的单元楼房生活所代替。宜居聚落和人文景观的北京胡同，在延续了一千多年之后，已经濒危甚至在一天天地消失之中，胡同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瞬。老北京人几乎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最近，笔者应邀参加石景山区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参加该区所属古城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秉心圣会”的论证，就遇到了一件令人尴尬、担忧而又无奈的事情。按照北京市的市政规划，这个形成于明代初年、位于北京市长安大街最西端的古村落，将在新一轮都市化中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将是世界各地都一样的高楼大厦。试问，维系传统民间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村落及其胡同和四合院都不复存在了，还有什么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言？于是，我们斗胆向区政府负责人和开发商建议并转致市政府有关规划部门，在大楼建好居民回迁时，要尽可能让这些已经失去了土地、现在又将失去村落的原古城村的居民们相对集中居住，使这些世代相处的老哥老姐们有一个出门就能见面聚谈的机会，再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活动和练习武艺的场所，使传承了几百年的“花十档”花会能够继续传承下去。他们答应了我们的建议，我为此而感到欣慰。
我们常说，北京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诚然，在胡同里静悄悄的、世俗生活之外，也曾激荡着另一种沸腾的生活。在漫长的日月中，胡同成为一批批与社会进程休戚相关、血脉相连、富有忧患意识的文化人的活动基地和革命活动的摇篮，成为养育了一批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化、艺术和学术最高成就的文化人的故园，胡同也成为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斗争阶段上遭受迫害与凌辱的炼狱。
文化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的一个阶层，他们的命运往往是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程小玲编、徐勇摄影的《胡同九十九》（北京出版社1996年），汇集了99个当代作家所写的胡同里亲身经历的故事。他们在胡同里演绎的故事，大多是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关节上与自己的命运有着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因而，他们自己，以及相关的人物，在他们居住的胡同里发生的事情，就天然地与从晚清至今中国和北京的近现代史、与家族的兴衰史、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与北京的地方民俗文化史联系在一起。
时年九十多岁的世纪老人冰心，八十多岁的萧乾、端木蕻良、王辛笛、张光年、冯亦代、荒煤，七十多岁的杨沫、严文井、骆文、吴祖光、邹狄帆、韦君宜、冯牧、汪曾祺……这些如今都已辞世的历史的目击者，以不同的家世、不同的学识、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眼光和笔法，娓娓动听地记述和描绘了近百年来北京胡同里发生的各种事变和人生。健在的老人季羡林游欧十年后再次回到故都，所住的翠花胡同，竟是改元之后黎元洪大总统的私邸，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正住在里面，而隔邻就是明代宫廷的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东厂胡同。这里面浓缩着中国的历史。与他当年从山东来京考北大、清华时住在大木仓胡同的小公寓里，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七十年前出生在大木仓胡同里的，不仅有后来专事电影剧作的黄宗江，还有他的妹妹黄宗英。宗江从那个胡同里走向大上海、雾重庆，而后又北美南美。飘泊之后寻根，再回到北京的胡同里时，居住地却是请俞平伯题写了匾额“焦大故居”的恭王府旁边的一所大杂院。当过水电部部长的李锐，在孩提时代随作为民国国会议员的父亲所住的地方在城隍庙街，遇到张勋复辟，目睹家道衰落，举家迁往长沙。父亲去世后，再回北京，借住朋友家。后来他参加了革命，解放后献身水电，一生充满曲折。这条胡同，解放后改为成方街，改革开放后，盖了银行大楼，又改为金融街。这条胡同名字本身的变迁里，就镌刻着多么鲜明的时代烙印呀。
北京是一座有着悠久学术文化传统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他曾孕育和爆发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从那些静静的胡同里曾向革命根据地输送过多少个知识青年，后来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和文艺家；全国解放后，大批的作家在北京的胡同里写作了名重一时的作品，也在这些胡同里经历了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作为书香子弟的冯牧，从出生到参加“民先”领导的地下斗争到离家出走奔赴延安革命根据地，在西四牌楼一带和丰盛胡同总共住了十八年。他的家里也因此成了进步学生聚会的场所之一。在护城河里游泳认识了冯牧的北京艺文中学学生苏策，家住南魏儿胡同，家境贫寒，无力上学，于1937年1月就去山西投奔了薄一波，后来成了少数红军中将军作家之一。日本投降后，位于东四牌楼以南灯市口附近的本司胡同，曾是美国新闻处的职员宿舍，却成为中共地下人士的一个隐蔽的住所。从解放区而昆明而越南而中国四海，要去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的张光年，于1945年来到北平，就住在这个本司胡同。在这里住着一群革命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这里策划进步活动、编辑文艺刊物。于是，本司胡同成为北平黎明前进步活动再次高涨阶段的一个标志。
    全国解放后，各路作家云集北京，大多住在东城，因而东城区自然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区。小羊宜宾胡同、东总布胡同、演乐胡同等，都成为作家之家。严文井和赵树理从中南海庆云堂搬出来，就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担任作协秘书长的陈白尘、编辑《文艺学习》的韦君宜、编辑《人民文学》的李清泉等许多人，都曾住在小羊宜宾，工作在东总布。来自山沟沟里的赵树理，大概从来就没有适应胡同里的生活，即使在他向严文井演唱着上党邦子的时候，他的心里也没有舒畅过，所以才有60年代向党中央的上书为农民请命的举动，从而导致了对他的批评。后来他回到了他的家乡，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邹狄帆在南弓匠营胡同，原清王朝造弓铸剑的工匠们的住所度过了解放后最初的几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便把他从这里带走关起来审查达一年另一个月之久，待他释放回家时，却顿觉这低矮的小屋小巷天地极为广阔。西单舍饭寺12号是陈荒煤为新中国电影创业立下汗马功劳之地，却也是他获罪罹难之所。结束了多年飘泊生涯的吴祖光，曾住过西单舍饭寺、西长街石牌胡同和东单观音寺，54年以在海外挣来的钱购置了帅府园胡同的私产，本以为从此有了一个安乐窝，谁想到一场反右派斗争把他驱赶到了北大荒，文革中又被关起来审查，房子也被造反派侵占，因此不得不换成单元楼房。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这些胡同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摇篮，又无可讳言地是中国作家的炼狱。
　　这本书的作者们都是些走南闯北，经历丰富的人物，他们一生中也许走过许多值得留连的地方，但只有这些令他们刻骨铭心的胡同和四合院，才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家园。冰心说的好，她一生住过许多地方，可是连北京的前圆恩寺、美国的娜安辟迦楼、北京的燕南园、云南的默庐、四川的潜庐、日本的东京麻布区，以及伦敦、巴黎、柏林、开罗、莫斯科一切她住过的地方，都不是她的家，唯独她小时候住过的中剪子巷才是她灵魂深处永久的家。
    胡同是人们钟情的家园。胡同是民俗文化的积淀之所。

                                               写于1997年10月9日；2005年9月21日修改
原载拙著《民俗与艺术》，学苑出版社2018年

宁锐

在关中各市县城内民居无胡同名称。一般都叫巷子。西安市则有坊的遗留。所谓胡同则专指渭北高原上下坡道路的沟道。这两个胡同来源是否相同？则不得而知也！（一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