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启福

杨堃（1901年～1997年），我国第一代民族学人类学家，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创始人之一。1921年，公派留学法国。留法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初，获得法国中法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多所著名高校任教，讲授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课程。1948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



　　我是在1981年夏天认识杨先生的。当时我是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哈萨克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住在学生宿舍8号楼，与杨先生住的6号楼仅一楼之隔。自认识杨先生后，我便经常向他请教。在与杨先生的交往中，有3件事最令我难忘：一是杨先生为拙文《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提出修改意见，二是鼓励我考研究生，三是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于1978年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苏县红星农场（属塔城地区）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在校读书期间，我发表过3篇学术论文，其中《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一文与民族学密切相关。由于我是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的学生，自认为民族学理论基础薄弱，因此完成初稿后非常希望能得到民族学专家的指点。当时我在《民族研究》等杂志上看过杨先生的文章，知道他是民族学界的元老，十分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点。
　　那是1981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没有事先联系，就冒昧地前往杨先生的办公室。杨先生前两年才从云南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还没有分到住房，一间面积大约只有12平方米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临时住所。办公室里放着一张大床（是两张单人床合在一起拼成的），两张办公桌和几个放满书的铁书架，地上还堆放着许多书和各种日常用具，办公室门口摆放着煤气罐和炉灶。杨先生当时已是80高龄，但身体很硬朗，说话声音很大，看上去就像70岁的人。听我说明来意，杨先生非常高兴，收下文章后嘱咐我过几天再去找他。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再次找到杨先生。杨先生热情地让我在房间里坐下后告诉我，文章写得不错，有新资料，也有新理论和新观点，但是需要增加新的论证角度。他详细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以后说：“你懂民族语言，搞民族学研究有优势。我每天下午5点左右在办公楼西侧散步，你可以到那里找我。”后来，根据《民族研究》编辑部修世华老师的意见，我又把文章送给严汝娴研究员、夏之乾研究员和黄淑娉教授审阅，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提了修改意见。在诸位先生的指点下，《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一文终于正式发表，并获得学界好评。如果没有这些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这篇文章也许无从修改更不会发表。
　　1982年7月，4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新疆塔城专区行署办公室工作（后改派到新疆社会科学院）。临行前，我向杨先生道别。他问我：“你为什么没有留校？”我说：“我是很想留校，而且我认为自己比较适合从事学术研究，但是按照规定，大学生分配的原则是哪里来哪里去，所以现在只好回新疆。”得知这些情况后，杨先生对我说：“先到基层工作有好处，多了解民族情况，多收集资料，以后可以考研究生。”随后，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些参加研究生考试用的书目。在杨先生的鼓励下，我于1984年顺利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民族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虽然杨先生不是我的导师，但我遇到问题还是会向他请教。那时，杨先生已经分到了一套房子，于是，几乎每一两个星期我都要去他家造访。杨先生与我谈论的话题范围很广，从学术到政治，从过去到现在，从家事到国事，可谓无话不说。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多次劝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我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有一天，杨先生问我有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说：“没有。”他说：“你为什么不入党？无论做学术研究，还是搞行政工作，都要入党。”我说：“我不是不想入党，而是条件不够。我在读研究生时曾写过入党申请书，但党支部组织委员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写得太简单，思想汇报也不深刻，他还要求我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当时我一面学习，一面整理在新疆工作时的调查报告，还要写论文，实在没有时间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因此入党的事就不了了之了。”杨先生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件严肃的事，是需要写思想汇报的，今后还是努力争取为好。”此后，几乎每次到他家，他都劝我争取入党。1989年春节期间，我和妻子一起到杨先生家拜年，当他了解到我的爱人是中共党员时非常高兴，对她说：“你是党员，你要好好帮助何星亮，让他尽快加入共产党。”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加了中央统战部门组织召开的一些会议，中央统战部希望一些知识分子留在党外发挥作用，于是我开始以一名党外知识分子的身份参政议政，为祖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杨堃先生逝世已经12年了，回想往事，记忆犹新。先生之教诲，终生难忘；先生之学术，永垂后世。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