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五千年历史看山西”提供理论根据
——刘毓庆《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笔谈
山西新闻网 2009年05月04日 08:30
刘毓庆先生的《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是迄今为止，较系统、全面地探讨太行太岳之野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关系的著作之一。此书去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对华夏文明起源的问题作出了全新的答案，此书为“五千年历史在山西”这一响亮的口号找到了理论根据，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此，我们组织这次笔谈，参加笔谈的除本省学者外，还有北京、天津、四川，以及韩国、日本等地的专家。
——编 者
华夏文明起源的有益探索
赵沛霖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神农氏的传说与历史一直承载着我们民族对于华夏文明起源的记忆，它在岁月的流波中起伏折转，枝繁蔓延，遍及九州。现今，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流传着有关神农氏的传说，但是神农究竟起源于何地，这个直接触及根底的问题一直为 “宝鸡说”统驭。最近，刘毓庆先生的新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以质疑的精神重新审视经典文献资料，并在方志碑刻、田野考察、考古发现等多个层面和多重证据之下逐鹿二说，提出了“太行说”，即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太岳之野。此一观点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是作者经过4年多时间的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古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一些理论观点。
首先，是“博通专精”的治学方法。在具体研究神农问题时，他不仅利用了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还运用了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文献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学科的知识，不拘一格，不囿一隅，对支持“宝鸡说”证据的一一驳斥。这桩由“高平炎帝陵”引发的历史思考为神农源起提供了证据确凿的新说，为炎帝的研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其次，是释古的研究态度。研究上古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主要是因为上古历史的遥远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的有限，这就造成了研究者对于上古史的态度 “有所谓疑古、信古、考古、释古的不同”。作者主张释古，他说：“当材料之间发生分歧时，不是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以否定一方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研究，而是尽量找出问题之所在，化解材料之间的矛盾。”同时，他还反对以逻辑推导来研究古史，这是对20世纪疑古派否定上古史病症的认识和矫正。
再次，是使用多重证据法。一直以来，“宝鸡说”几成定论，其力证即在于《国语》中“炎帝以姜水成”，以及《水经注》的解释，这些经典文献成为支撑“宝鸡说”的中坚。而作者亦先从经典文献出发来研究，发现了这一证据本身存在着的矛盾和错误，并引经据典，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找出了诸多证据证明“宝鸡说”之误，“太行说”之是。同时，他还从上党地区大量的文物遗存、方志碑刻、神话传说、风俗民情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和考古发现来印证这一结论。多重证据的相互印证，颠覆了神农陈说，纠正了学术史上长期被认可的错误观点，这无疑是神农研究的突破。
作者不仅以严谨的态度和夯实的证据提出了太行新说，我们更能从他的书中看到被忽视已久的文化因子。
太行山地区保留了大量的有关神农的历史传说和具有典型文化的民间生态，如书中提到的有关炎帝文物遗存的统计，“上党及周边地区从多个层次上保存了在全国占有明显优势的炎帝传说资料。以古上党为中心的太行太岳之野，关于神农活动的重要遗迹有8处，涉及三省九县。关于炎帝的庙宇建筑，古有百余，而今可考者近40座，涉及上党6个县区。关于炎帝的碑刻，古不下数百，今可考者约90余件，包括5个县份。”有关炎帝的传说在太行山地区可谓丰富多彩，有以高平、长治为主的地名传说，像游履洞、跑马岭、神农洞等皆是；还有风物故事，像谷名的由来，谷为什么不分杈等等，都是与炎帝发明农业有关；还有就是以事件为中心的传说，如传说炎帝在长治黎岭建都，炎帝尝百草经过壶关七里村等等。而对于炎帝的祭祀活动在古代也十分普遍，有官方和民间两种形式，故太行各地保留了众多的炎帝庙。由于此地人民对于炎帝的崇拜，产生了各种与炎帝相关的风俗。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太行太岳之野的地理生态，为了解和研究上古农业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晋东南尘封历史的揭秘
方铭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华文化论丛》主编)：《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采取了四重证据法，对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的“炎帝起源于宝鸡说”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提出了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观点。而且资料翔实，逻辑严密，令人信服。上古史的研究多年来被“考古”所牵制着，“考古”所得又是有限的，于是造成我国的上古史研究一直处于贫血状态。而存在大量史学信息的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始终难以取得史学家们的信任，作者抛弃成见，大胆起用上古神话传说和民间口头传说以及文献记载，提出“上古神话传说中有历史的内核”“民间口传中可能保存有失载的历史”“上古史研究当有其独立性”等一系列立场鲜明的论点。这些神话传说和口传神话在文中的成功运用，证明历史的神话化不是虚言。近代史学界因受疑古思潮影响，还存在一个不成文的习惯，以为西汉以降文献有关先秦的记载，基本上靠不住，因此一般不作为证据出现。作者则不然，他将史料分成了层次等级，对于西汉以后的文献也作了细致地分析。他是一个彻底的释古主义者，在没有有力证据证明古人欺骗后人的情况下，绝不轻易否定古人。这种摆脱条框束缚的探索精神，不是对史料取舍的自由发挥，而是对历史传承和层叠积累的客观辨析。折中过往，更容易看见事物的本质。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是一项全新的研究成果，将上古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全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料新，二是观点新。
据刘毓庆教授介绍，他曾多次深入晋东南地区考察，足迹遍及三省九县，将该地有关炎帝的山脉、河流、庙宇、碑刻、诗文、民俗等方面的资料来源全部摸了一遍，这些事情，是以前的人很少关注过的。在陵川考察时，刘毓庆教授意外地发现一处岩画。岩画位于陵川县附城镇参园村所在的大山里，“岩画在悬崖下，离地面约六七米高。岩石分裂，使岩画分为上下两层。因年深日久，笔迹大多已经比较模糊，加之山上植物油脂的浸透，人为的磨损，辨识起来很困难。但大致可以看出，岩画主体部分有三个内容。一是‘狩猎’……二是‘舞蹈’……三是‘男女交媾’……”。据作者初步推测，这处岩画有可能在万年以上。如此珍贵的遗迹，居然是第一次与世人见面。
《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的观点，常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对“岳”的解释，“岳”字从羊从山，文字学家一直找不到对它的合理解释。作者认为所谓“岳”就是一座羊头山！今上党地区可考者仍有5座以“羊头”“羊神”命名的山岭，且凡有羊头山的地方，都存在着炎帝祭拜活动与传说。《左传》言：“姜，大岳之后也。”“大岳”即太岳，是最大的羊头山。炎帝是古羌人的一支，炎帝、岳与太岳三者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如提出黄帝为草原民族的观点，炎、黄之战，是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间的一场大冲突。战争之所以在河北涿鹿发生，正是因为这里是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作者提出神农氏起源于晋东南，炎帝是由中土前往西北的，以华夏语言为标志的华夏文明只能是一元，而不能是多元等一系列新说。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是有说服力的。
华夏文明探源研究的新范例
降大任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学首席专家)：《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对炎黄起源于西北的八种旧说质疑，指出旧说于先秦文献无据的硬伤。由此入手，结合文献资料、考古成果，同民俗、文化遗址、古传说的考察相印证，重新确证炎黄起源于太行山区。其新颖的观点认为，姜水当即今山西屯留的漳河支流的降(绛) 水，而非今宝鸡的清涧河或岐水，这里才应是炎黄发源地。又指出上党羊头山当即传说神农诞生的常羊山。作者的研究视野并不局限在太行，而是将太行山区有关炎帝传说、遗址、遗风等材料，与其他说法所出之地炎帝传说相比较，显示太行太岳山区如此密集的炎帝文化特征，新论炎帝起源于此区之说远远优于他说。况炎帝与神农氏融为一体，成为农业之神，与远古粟作农业起源于太行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相吻合，且有大量的考古材料做支撑。这就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很可能太行太岳之野是原始农业的创始地之一，而后传播于中原大地。如作者总结所言，古典文献、方志碑刻、民间传说、民俗祭拜、地理生态、考古发现、共同指向一个方向：神农氏源于太行地区。这种以物质文化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存相结合，文献与民俗考察、考古成果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避免了单靠传说导致逞意妄猜与单靠考古材料信息稀薄的缺憾，这就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文献+考古)法基础上，加上了非物质文化遗存考察的科学应用，成为三重证据法。这是古文明研究的新突破，是当前历史文化研究可取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可能不是作者的首创，却是作者能自觉应用、科学把握的体现，值得学术界重视、学习和推广。
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的创新
杨国勇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抓住障碍中国上古史研究深入的要害问题，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入手，把国学大师王国维提出的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扩充为“四重证据法”，即：经典文献、方志碑刻、民间信仰、考古发现。这一扩充使得原来数量众多、极具历史价值但弃置不用的资料有了用武之地，从而帮助许多难以索解说明的重要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例如上党地区，有着比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得多的与炎帝神农氏有关的古老传说、诗文、庙宇、碑刻、信仰、祭祀、风俗、节庆等等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去都不曾想到它们有什么用或不敢用，现在本书把它们与文献记载相联系，就使得读者豁然明白，自然而然地相信炎帝神农氏与上党地区血脉相连，这里确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全书充分体现了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书中提出的新看法、新发现，都是建立在大量资料作为论据的基础之上的，而决非好为大言的凿空之论。据粗略统计，全书征引论著达数百条之多，其中单是著作即达二百五六十种以上，古今中外相关资料几乎搜罗殆遍。作者还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多次深入上党地区有关县市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书本上没有的宝贵资料。同时，作者又以其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充分利用音韵学、古文字学、神话学、历史地理学、考据学等知识于研究之中，从而使得全书的诸多论证显得辨析透彻，说服力强。
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新突破
朴永焕 (韩国东国大学中文系主任)：记得十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北大读书时，刘毓庆教授有几次提起过中国各个地方的神话传说。还问起过我有关韩国文明起源方面的神话。当时我印象他是一位非常关注文明起源与民间神话传说的学者。如今《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已经问世，这不仅意味着他十几年所追求的学术目标之实现，而且可以说增补了近些年关于上古史和华夏文明起源研究的不足。
过去的学者在研究上古史和神话时多数只关注先秦文献和考古资料，对汉唐以后的文献都比较排斥，认为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不高，人为因素太大。而本书作者对汉唐以后文献采取了更客观的态度，他并不一味否定汉唐以后文献资料的可信性，而是通过分析材料，找到产生变异的原因，发现其中真实的内核和历史因素。因此，一些被前人忽视的可贵资料得以重获新生，被用于考证当中。作者对方志中的史料、诗文也极为重视。他认为这些资料虽经过当地文人之手处理，带有乡土感情，但也并不是向壁虚造，有相当的可信度。同时，作者对晋东南地区有过多次的实地考察，足迹几乎踏遍太行山周边的村镇中现存的庙观古迹和考古遗址。收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包括历代碑刻、口传历史、民间风俗等，还有新的相关考古资料，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根据。
其次，面对问题时，作者总以较为宏观的时空视角考察问题中心区域及周边地区。从事件即问题本身出发，利用所有对解决问题有帮助的材料进行系统论证。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有了常人意想不到的突破。比如，上党地区发现的密集的炎帝神农氏传说，包括方志记载、民间传说和祭祀庙址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确定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产生关系的原因，明确炎帝神农氏在文明起源时的重要性。作者梳理文献记载，辨明了历来炎帝和神农氏的关系，同意“炎帝非神农氏” 的看法，并总结把二人混而为一的历史文化原因。接着，作者对先秦文献中炎帝起源“姜水”、神农树谷“淇山之阳”、炎帝少女所在发鸠山这些和炎帝产生直接关系的说法进行考察，同时结合先秦文献中间接反映炎帝族群活动区域的史料，否定了炎帝起源于陕西“宝鸡”等说法，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认为：以上党盆地为中心的太行、太岳之野是神农氏的大本营。作者着力从前人忽视的汉唐文献中发掘可靠的依据和信息，从常羊山与上党羊头山之关系，伊耆氏与上党古黎地之关系，烈山氏与上党谒戾山之关系，以及炎帝称号与上党的关系等四方面，佐证古上党地区为炎帝神农氏的起源地。再次，作者从“岳”与“太岳”“羊头山”的联系上考察上党地区众多的羊头山和羊头山崇拜的民间信仰与炎帝极为密切的关系，认为“羊头山”之名正体现着古羌人对于羊、山的崇拜。大量文献与民间传说也在证实着作为羌人一支的炎帝族与羊头山的密切关系。“羊头山”是炎帝族宗教信仰的符号。
作者在书的最后部分，对炎黄关系和炎黄之战进行考察。认为黄帝族团最早活动于大西北与大北方，甘肃、青海一带的昆仑山即其早期的中心。其族群主要分布在北方，其东迁路线是沿黄河北上到内蒙古境内，沿阴山之阳向东而至河北北部。因草原干旱而南下，与农耕民族在今之长城脚下的涿鹿相遇。炎黄之战实是一场农耕民族抗击游牧民族的保卫战。古籍中所载的黄帝、蚩尤之战，共工、颛顼之战，舜禹、三苗大战等，其实都是炎黄之战的延续。炎黄两族长期冲突，在冲突中不断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炎帝族的迁徙，将岳之名带于各地，有了后来的四岳、五岳之名。由此，上党地区密集的炎帝神农氏传说和民间祭祀的形成获得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使“华夏文明起源于太行山地区”这一主题得到了证实。
新思路导引下的新成果
吴万钟 (韩国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近代以来，关于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一方面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使我们确认商朝的存在，而拉长了中国信史的期间；一方面考古学的发展，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史前史资料，从仰韶、龙山以至三代文明起源的历程，得到了更加具体化的认识。对中国上古史的这些新的认识将中国学术界的疑古风气逐渐扭转到了信古的轨道上。如阅读有关中国神话传说的文献记载，域外研究汉学的人因其人物和内容的现实性而感到惊讶。对熟悉西方超自然神话故事的域外中国学者来说，中国的这种现实成分很浓的神话传说故事似乎是一则历史故事了。这样才产生神话的历史化或者历史的神话化的说法。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对自己的这种文献记载很少怀疑什么历史的神话化，而直接接收其历史性。如果我们将有关中国上古的这些文献记载从文明起源的角度来阅读，就不必顾及到其神话或历史，真或假的问题了。因为神话也好，历史也好，有关上古的故事内容都多多少少带着文明起源的信息。从这一角度看，刘毓庆先生的近著《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其论述的切入点是非常符合实际而富有学术眼光的。
刘先生的此书，就近年来困扰炎帝神农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认为尽管史学界已经就炎帝神农氏起源于陕西宝鸡达成共识，但炎帝神农氏起源是一个还未能全面解决的重要课题。作者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于这一个古老的学术难题，作出新的诠释，提出了富有新意的创见。刘先生多次深入太行山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在太行山周围保存了全国占明显优势的神农氏传说资料，先秦文献中有关炎帝神农氏活动的记载被打包封存在太行、太岳之野。不但如此，在太行山周围，尤其是上党地区至今依然保存着数十处的炎帝祭拜遗迹和大量相关的信仰与习俗。因此提出了炎帝神农氏起源于太行山地区的观点。
再如作者认为炎黄关系及战争冲突问题是解决“神农氏太行说”的重要支撑，在研究上古史时是不应忽略与回避的。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上古史研究的复杂性，不能靠逻辑推导，只有对现存的传说史料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合理结论。相当多的学者，据《国语》炎黄为兄弟的记载，推定炎帝与黄帝起源于同一地区。作者认为黄帝起源于草原游牧民族狄族，由于气候的变迁，不得不南下与农耕民族发生战争。而这一观点成立的关键在于必须辨明炎黄决战的地点——涿鹿。目前学术界对此有七种看法，除一种在河北涿鹿县外，其余都在中土之地，即黄河、淮河流域。作者并未轻意否定他人的结论，而是经过分析后认为形成这些结论的原因竟然是 “炎帝相争于黄河流域”的观念先入为主，从而否定了涿鹿在北鄙边塞的事实。接着作者又引用《汉》《世本》及当地诸多传说，得出了涿鹿只能在北鄙边塞，而不会是别地的结论。这就为黄帝从北方迁入内地并与炎帝发生战争提供了历史的根据。作者始终认为“我相信古人在记述某一事件时，他们是有所依据的，有些可能是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很少有人有意编造历史欺骗后人的。”我是十分赞同此观点。
经学家的阐幽 史学家的博综
舒大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儒藏》主编)：中华民族的主体称为“炎黄子孙”，中国文化的主流号称“华夏文明”，本书讨论“神农氏”的发祥问题，实关华夏民族祖先黄帝之外的另一半——炎帝部族的历史！不仅涉及人群的起源和寻根，还讲述了文明的发生与延续，特别是中华农业的发祥与附着于此之上的文化的形成与衍生；不仅讲了历史的“曾经”和“过去”，还考察了现实的“传承”和“日用”，所有这些不正是历史研究、文化探讨的重大课题么？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老的民族，但是我们中间的有些“今人”却常常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采取极不优雅的态度。《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却以学者严肃的学风、科学的研究精神，力矫诸弊，一方面批驳了近代史上“疑古过勇”和“历史虚无”的种种谬说和错误做法，坚持实事求是的 “释古”方法，正确对待和解释古史及其传说，对神农和炎帝的关系、神农始播百谷、黄帝与炎帝的关系，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令人信服。同时，虽然立足上党地区，却眼界开阔并不局限这一区域，既解释了炎帝神农与上党的关系，也解释了他们在其他各地的遗迹和传说的原因，还说明了上古之世上党地区文化在祖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一研究与其说是地区的、地方的，勿宁说是全局的、全国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命题在此得到真正的体现。
张之洞说：“从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辞章者，其辞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毓庆兄师出“章门”，具有深厚的经学、辞章功底，特别是传承了“章太炎先生的治学传统”。如前所述，他在经学史、文学史研究领域以及古典文学博士点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成就远大，为世瞩目。而今移师史学领域，也一鸣惊人，不同凡响！《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不仅有文学家优美的笔调，而且有经学家发微阐幽的深邃眼光，还有史学家博综群献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该书“基本上采取了四重证据法，即古典文献、方志碑刻、田野考察、考古发现等方面资料相互印证。”既从书中来，又不局限于书本；既以古代为对象，又不胶着于古代。他对有关神农和炎帝的各类资料几乎采取了竭泽而渔的方式，举凡古籍、碑刻、地下、地上、历史、现实的记录和口传，都统统收来眼底，排比分析。其对上古文献的占有利用和缜密分析堪称绝出伦类，而用联系历史的眼光分析古今各种具有炎帝神农文化特征的现象，更是令人拍案称奇。毓庆兄不仅读尽用绝传世文献，而且深入田野乡间，遍访奇人异事，记录民风奇俗，印证传说神话，这一点令许多只做书斋学问如我辈，或只搞锄头考古如彼群者，都自叹弗如。经他这番努力和研究，我看史学界固化了的“炎帝西来说”，应该彻底动摇改写或至少应当重新思考和重新研究了。
挑战与创新
堀川英嗣(日本)：山西的历史源远流长，有“五千年历史看山西”一说。在山西各个地方至今还流传了不少传说与历史遗址。比如，运城的禹王村、临汾的尧庙等。
刘毓庆教授所撰《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一书，其内容主要是深入探讨了一位历史传说人物：神农氏炎帝。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上古文化的根源问题，战国时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但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山西也发现了大量的石器时代的文物以及古代遗迹。所以，刘教授认为需要重新思考上古文化上的问题，而且需要结合出土文物和文献学进行全面思考。
此书从古典文献、方志碑刻、民俗信仰、民间传说、考古发掘等各个方面的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并证明了有关华夏文明起源的难题。具体如下：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证明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范围。先秦文献里记载炎帝神农氏的活动范围都集中在太行山地区。所谓“炎帝以姜水成”的姜水，原来是太行山中的郯水，同时否定了几乎已成定论的炎帝西来说。
提出炎帝神农氏的起源是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新观点，颠覆了炎帝兴起于宝鸡这一史学界基本认定的事实，否定了人们常讲的“炎帝西来说”，是对炎帝研究课题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
否定了黄帝源于河南说，提出黄帝是游牧族，炎帝是农耕族的新学说，炎黄之战其实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一场战争，是对黄帝相关研究的重新思考和定位。
明确论证了长期以来在史学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关“五岳”形成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答案，并详细证明了“岳”与羊头山、炎帝的关系，是一例成功地运用文字学知识解决学术难题的案例。
首次提出了太行、太岳之野 “文明之巢”和“文化之湖”双重功能理论，这就是山西省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到全国70%以上的原因，而70%中又有一半在太行、太岳之野。同时这一理论，在中国地理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意义。
上古史研究的新思路
陈立柱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包括炎帝在内的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历来争议最多，难以得出使众人信服的确论。纯历史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记载或考古发现，研究早期中国历史，似乎鞭长莫及，望洋兴叹。主文献者，由于记载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或信此，或据彼，再以某些道理对另一些材料、说法进行辩驳的局面。搞考古的人接触的是古人遗留下的残瓦断垣，通过它们虽然可以看到一些古老历史的片断，但难以进入古人的心灵，所谓“精华久谢，糟粕犹存”。目前的考古研究大都是在“相似即同源”的理念下，在区系类型中找寻源流关系，以比附于历史记载，建设所谓“古史”。
那么，包括炎帝在内的早期中国历史，也就是所谓“传说历史”，能否通过一种非历史学的方法获得一些历史性的认识？几年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最近读到刘毓庆先生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一线希望。
刘先生讨论的主要是上党地区的炎帝问题，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研究问题的视角，我姑且称之为“民俗文化学的方式”，和顾颉刚先生所说“由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很是接近。民俗文化学的思考与历史学的思路不尽相同，历史学是在确实的证据上说话，而民俗文化学的思路要广阔得多，它涉及到传说、习俗与其演变、各种文献记载、文字诠释、信仰观念等等方面，即所谓大文化的范围。有些材料搞历史的人可能很不以为然，但是民俗学在说明地方性问题时，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来源：山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