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视野中的“新文化相对主义”
□刘悦笛
赛义德
严复
梁启超
梁漱溟
伏尔泰
“新文化相对主义”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对东方文化的统摄和化约，又不同意仅从东方某一或某几种文化出发来弥合具有个性差异的东方文化整体。它倡导多元文化间“对话”的健康态势和语境，在承认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东方文化内部的差异之上提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进行积极的文化涵化和整合，从而达到多元和谐共处。
东方的发现本身，便具有文化相对的意义。这意味着，东方是在文化相对的语境当中被发现的，假若缺失了比较的任何一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自体封闭界域内都不可能发现近代意义上所谓的“东方”。
被碰撞出的“东方”概念
追本溯源，在人类文明的所谓轴心时代，地球主要文明形态几乎同时独立建基。依斯宾格勒对文化系统的粗线划分，奠基于此时与此后的平行文化系统有：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巴比伦文化。可见，西方文化的古希腊一元根基与东方文化的多元丛生从创建伊始便殊途了。地理的毗邻、高加索人种、印欧语系、基督教主体，诸多因素作用使欧洲各子文化间互补、交流、相生而遵循着文化互渗律，这种同体互动发展为西方文化的有机整体。然而，西方“同源互渗”的文化机制与东方的“多元齐生”迥然相异。地理的隔绝、三类人种、九大语系、世界三大宗教和地方教种，这些势必造成东方文化复杂而异质的特色。较典型的是中国文化的发生，它在其根本上是自发的。虽然东方文化之间的涵化和对流不可忽视，但构成其主体的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所形成的文化共生态势总是把东方连纵为多元的联合体。
然而，发现东方的却先是他者（西方），而后才有本土的自觉。因为在无相对物前提下东方不可能呈现自身，反要通过西方的镜像先来再现。跨过古希腊对东方的蒙昧想象，从17世纪启蒙潮头开始，伏尔泰、沃尔夫、莱布尼茨等思想先驱率先瞭望到那片神秘的东方，同时欧洲学界的东方学也日渐成型和拓展。欧洲人对东方的这种发明被赛义德描述为：作为地理和文化的实体（更不要说作为历史的实体），诸如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域观念都是人造的，对于东方这个拥有自身历史和传统的概念而言，正是这历史和传统在西方并且为了西方，才使它成为现实的存在。在启蒙兴盛之时，诸如歌德倡导的世界文学所包孕的全球意识更多被湮没于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喧闹声中。透过黑格尔变形镜就可以看到，东方哲学因其宗教化色彩而非正统主流，东方象征型艺术较之古典希腊而未达和谐，尽管他也无法否认世界历史都是自东而西的。而直至20世纪初，尼采的上帝死了和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的极端思想才最终解构了西方理性中心文明的哲学和历史基础。
其实，早在19世纪，文化的比较意识就已初步形成。特别是在西方扩张的高势挤压下，东方本土萌发的民族意识激起了其自身文化相对性的自觉。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就连那种认为日、中、印同东方思想融为一体而和谐共存的传统观念也曾遭致怀疑。由此可见，不仅东方与西方的巨差，而且东方内部文化个性差异都在东西碰撞当中凸显出来。终于，较早在日本，东方（East，Orient或Morgenland）才开始被公认为与西方（Occident或Abendland）相对而出的概念。总之，近代比较文化意义上的东方经由东西两条支路而最终得以出场了。
互镜的张力：
从西方中心主义到民族主义的反弹
从文化的大层面着眼，西方的现代化挑战激起东方诸国的普遍迎战，中国的应战机制只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早在19世纪，所谓体用之辩——本质与器物、思想精髓与技术功用之辩——首先为西方物态文化的舶来做了适度的辩护词。其后，随着由文化器物层到制度层的引入所带来的政治民主气息，由践行层到精神层所醒悟的个体自觉意识，形成了以西方为参照的最早的文化比较观念。其典型形态是始于严复、梁启超之后，并被广为接受的动静之辩——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本土文化作为与他者（西方）正相反的文化，亦即以“他者的他者”的身份较早界定了自身。然而，这种以西方为单一对峙物的粗浅对比，非此即彼的二元断裂思维方式，显示出比较文化和比较思想的早期形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倡德赛、反封建为核心的立场，将彼此相去甚远的不同文化路向吸纳聚集在一起。1921年之后各文化观逐渐分化离异，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辩便脱颖而出。激进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者胡适、陈序经，从一元单线发展模式出发，认定西洋文化是现代化和世界文化的唯一趋势与走向。所以，东西文化间必然存在着一古一今，一共相一殊相，一既进一未进的逆差。实际上，他们是以时代性（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对立取代了民族性（东方与西方）的必然矛盾，在这类民族虚无的消极立场之上，东方文化更不具有存在的可能。辜鸿铭、杜亚泉、章士钊、梁漱溟等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中，许多先驱者都曾经历了由激忿反传统到维护文化守成的转向过程，这似乎也暗示了东方文化建设需经由单向拿来走向自我意识觉悟的必然历程。然而，这种改宗毕竟是从西化的极端直抵另一个极端，他们只承认东西文化的中外之异，而弥合了古今之别。梁漱溟认为，以意欲向前的西方文化已行至穷途末路，不远的将来则是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之中兴，而后继之以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的复兴。梁漱溟一面信守民主科学的信条，一面坚信儒家生命精神、道德理想的普遍真理；一面依近代西方进化观来安排文化发展三段论，对中西文化差距悲观失望，一面在情感上乐观期盼着儒门孔学文化最终翻身为世界文化。
在哲学方法论上，检视梁漱溟的这种文化比较，实质上可以认为它是徘徊于西方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其一，他的东与西双重文化坐标的游移和互谬，实质上是未充分认识到东西间应存在的尊重差异、寻求对话的文化相对性，因而只能变换或东或西的绝对文化立场去批驳与之不和的文化观念。其二，在梁漱溟所前瞻的世界文化背后隐匿的是中国文化本位的自恋情结。大多数东方文化论者总是把本土文化放大为东方全体，并作为与西方相对的绝对主体。这种以自身文化的共同经验抹杀东方各文化体差异性和多元价值的看法，其实是未将文化相对观念贯彻于东方内部文化子系统关联之中，更与东方文化的多元共生模式相背离。其三，起于以东方超越思想调和救赎西方理性文明的考虑，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强调东西文化恰恰相反的互补性。然而这种对门当户对的偶合性的过度追求，常会导致套用先在的西方文化模式去构想东方思想体系，而忽略了东方本有的与西方空其实对的文化特质、思想要义的发掘和建设。
新文化相对主义：
一种新的“东方”视界
是故，我们理应提倡一种“新文化相对主义”的视界。文化相对主义观念源自西方人类学研究，它是对19 世纪以来欧洲种族和文化中心主义的积极反动，强调每个个体文化都必须依照自身的人类结构和价值体系来考察，而不是以其他某种绝对的文明标准来透视，同时所谓适用于一切文化的非相对价值原则也遭致消解。这种人类学原则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的或多元论的哲学，即对多元价值而不是单个价值的内在信仰。
首先，我们提倡的新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一体化相对峙，也就是说它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造成的对东方文化的统摄和化约，又不同意仅从东方某一或某几种文化出发来弥合具有个性差异的东方文化整体。这样，文化相对主义冲破了后殖民主义者所洞见的神奇的东方的西式幻镜，在总体上弘扬了东方（与西方相对）文化的类似性和互通性。另一方面，它更不否认东方内部各异质文化的本己价值，而在东方涵摄下鼓励各个文化子系统的良性发展，从而以非确定的文化“异”态充实了东方文化间隙。其次，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倡导多元文化间“对话”的健康态势和语境。因为它力图根本上消解文化强权带来的不等价基础，而在承认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东方文化内部的差异之上提倡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并彼此进行积极的文化涵化和整合，从而达到多元和谐共处。再次，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并不回避具有建设意义的文化误读，但是这种误读的文化变异形式又要与文化误解区分开来。还需要补充说明，相对主义决不是承认了纯粹中立和超脱的立场，而是要由尊重并遵从不同文化价值出发、努力获得相对整合的视界。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21 9:36: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