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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改变人生  
冯昭奎  


     
     现在不少年轻人讲究自己“设计”人生。可是，年近古稀的本人，却往往因为“偶然”，或“偶然的偶然”，或“偶然的偶然的偶然”，致使人生之路发生重大转折。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最大的一次“‘偶然’改变人生”，就是我在1983年从一个电子工程师改行，成为一个以日本问题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这次“偶然”，可以说是多个“偶然”的叠加。
     第一个“偶然”说来话长。随着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决定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曾经大量派遣过出国留学生，但当时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我因为年龄小了一点，没有赶上那一拨留学潮。1957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后，一位比我大两三岁的同班同学就曾是“留苏预备生”，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原定的留苏计划被取消，他则被转送到清华大学。
     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我国基本上中止了大批派遣出国留学生的工作。“文革”十年更谈不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事儿了。
     1978年，国家决定重开派遣留学生工作，而且主要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当时，大多派遣的是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直接送大学毕业生去国外做研究生，更不是直接送高中毕业生去国外上大学。为此，当时出国学习的人员被冠以“访问学者”的名义，也有的使用“进修生”的名义。
     笔者自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之后（学了六年，其中有两年因为患关节炎休学），被分配到一家电子技术研究所工作。其间经过四清、下放，共计有4年离开技术工作岗位去农村“锻炼”。1978年初，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得知可以申请出国留学的事儿，十分兴奋，早早地开始准备选拔出国留学生的考试 主要是考外语 。当时，我对出国留学的事儿懵里懵懂，毫不关心。尽管我也在自学英语，为“计算机世界”报翻译一些资料。当时，无论翻译多少字儿都是没有稿费的，但是，看到自己的翻译文章得到发表，而且在译文最后的括号里署有自己的名字，就很高兴很满足了。
     到了那年8月下旬，我爱人对我说，人家都在准备考英语，你何不去试试，也好检验一下你自学英语达到了什么程度。第二天，我在办公楼走廊里偶然遇见单位领导，随口说了一句“我也想参加英语考试”,不料，领导马上转告负责选拔出国留学生的干部，在报名期限已过的情况下，给我补报上去了。其实，我报名参加考试纯粹是为了试试自己的英语水平，根本没有想要出国留学。
     第二个“偶然”可以长话短说。当时，高等教育部通知说，原定于9月1号的外语考试延期到9月15日举行。这使我有了半个多月的准备时间。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这半个月时间用来复习，特别是趁机好好补习一下英语语法，我肯定会考不及格的。
     第三个“偶然”发生在考试那天。我的一位邻居兼同事尽管不是学英语专业的，但他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都是学的英语，而且从那年年初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进行复习。与他相比，我从中学到大学的外语课都是学的俄语，而且迎接这场考试也完全是临阵磨枪，只花了半个月的业余时间复习。因此，本来就觉得自己在英语水平上低人一头，没法跟他比。就在出发去考场之前，我跟他在院子里聊天，突然他甩出几句流利的English，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我一赌气说：“算了，凭咱这水平还去考什么英语 不去了！”于是，他一个人急匆匆地赶赴考场，我目送他走之后独自在院子里徘徊。周围邻居得知此事后，就都来劝我说：“去吧，准备了一阵子，别白费了。”几个哥们推推搡搡地把我送往附近的公共汽车站。
     由于我们住在北京西面的郊区，离位于虎坊桥附近的考场很远，加上郊区的公共汽车间隔时间很长，兴许半个多小时也不来车，因此，我心想：“你们推我去考场也没用，反正是赶不上考试了”。不料，他们刚刚送我到车站，一辆公共汽车正好缓缓驶进车站，这可真是碰巧。以后回想起来，正是这及时驶来的公共汽车为我争取到的那十几分钟，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未完待续）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18 1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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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改变人生  
冯昭奎  

     第四个”偶然”发生在考试结果公布以后。真可谓“瞎猫碰到死耗子”，偏偏我那没一点儿自信的英语，居然考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笔试67分，口试“5减” 最高分的低档 。按照高教部的规定，笔试超过70分者可以不经培训 培训时间一年 直接出国，我的笔试成绩虽然不够70分，但是口试成绩勉强达到最高分，因此人事部门通知我可以不经培训直接出国。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想要去欧美留学，去那么远又那么陌生的地方，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胆儿。
     得知我拒绝出国，人事部门犯了难，因为在那次考试中，不少人笔试仅得二三十分，口试仅得一二分，由于考试合格人数不够，人事部门完不成出国人数指标。于是，大星期天的，我被请到管人事的干部家里，经过他一再动员说服，双方终于达成一项妥协：让我改去日本留学，其理由是，日本离得近，去了之后如果实在不习惯可以立马回国。此外，人事干部还加上一句话说，日本人都会讲英语，还说这是高教部掌握的情况。
     我十分勉强地同意去日本后，就一边继续工作一边在业余时间里通过收音机自学日语。那时，出国之路可以说是很漫长的。像我这样“不经培训即可直接出国”的那批人，为了联系日方接待单位和办理各种出国手续，前前后后也花费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至于那批接受培训的人，有的可能两三年也出不了国。
     记得在出国之前，我们这批已经不算年轻的“留学生”被集中到北京外语学院参加出国前的培训，去欧美的和去日本的分开进行。负责培训赴日留学生的领导请来了在日本常驻多年的记者刘德有先生给我们介绍日本情况。在三天培训中，我记得有一条很古怪的“要求”就是，在日本无论是乘地铁还是乘公共汽车，眼睛都不要“平视”坐在对面座位上的日本人，特别是不要看异性日本人 因为大多数参加出国培训的留学生都是男的，因此所谓“异性日本人”当然是指日本女人 。由于坐在地铁或电车上，当然不能老是取抬头仰视姿态 这种姿势显然会被别人觉得你“有毛病” ，因此，我到日本后养成的一个习惯是，凡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场合，都取”低头俯视”的姿势，不是看书就是看报。
     第五个”偶然”发生在我结束两年留学生活之后。
     早在我留学期间，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室主任来到我所在的静冈大学工学部电子研究所访问，那位胖乎乎的主任得知我在那里所学的专业后，表示欢迎我回国后到他那里工作。到了我结束留学回到原单位后，就发现我在日本学的那一套在原单位用不上,于是要求调到中科院电子研究所去，以便我在日本学到的东西得以发挥作用。但是，当时“人才流动”还没有放开，出国留学人员必须回到原派出单位，即使所学专业与原单位不对口，也不能随便调动。为此，我只好在原单位“熬”着，接受一些从国外引进设备的英文资料的翻译工作。渐渐地，我对资料翻译工作发生了很大兴趣，同时在业余也写些科普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等报刊上。
     到了1983年,“人才流动”不再是个“禁区”，我开始萌生“跳槽”的念头。恰在这时，国家科委的胡局长和李局长从报纸上读到我发表的科普文章，十分欣赏，他们经过研究，决意要调我到国家科委，我估摸就是给领导充当“笔杆子”。记得有一次，胡局长召见我的时候，还背诵了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软件的崛起》一文的头一段，说“你写得真好”，动员我赶紧应聘到科委去。我回单位与同事们商量，大家都说你这个“书虫”不适合去领导机关工作，更不适合当官。我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对国家科委的盛情邀请不做反应，谁知科委领导越催越紧，说要直接通过我所在单位领导立即调我，使我感到必须尽快另找出路，“走为上计”。恰好，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国专利局也在“招兵买马”，我想象那里的工作就是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正好与我的兴趣符合，于是就急急忙忙到专利局应聘，他们让我填写了申请表，叫我在原单位等待答复。
     等了一个多月，专利局的答复未见踪影。恰好在有一天，《世界知识》编辑部召开作者座谈会，我去参加了，碰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的何倩先生，与他聊天之中，初次得知居然有一个不必每天上班的单位。何倩先生对我说，日本研究所正需要人，你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比较了解，就到日本所来吧。在我想象当中，这又是一个可以成天关在屋子里翻译和查阅外文资料的好去处，于是马上给日本所写了信，表示愿意去该所工作。信发出后不到一个星期，日本所管人事的史华女士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欢迎我去该所工作，并亲自来到我原单位办理调职手续。经过大约10天，所有调职手续均已搞定，就在我准备去日本所上班的时候，忽然收到中国国家专利局的来信，上面写着：“我们热烈欢迎你来专利局工作”。此时，我对这迟到的欢迎只有置之不理的份儿了。
     就这10天之差，改变了我“后半生”的人生之路，从自然科技领域跳到了社会科学领域，从而使千百万国家公务员或准公务员的名单上，少了一个专利审查员，多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者。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8-9-23 14:3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