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国学刍议
国学刍议
范曾
一个国学的热潮正方兴未艾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蓬勃发展，这是有史以来曾未见的一个奇迹。当一个民族兴旺和发达的时候，它的文化便为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所瞩目、所欣赏、所钦羡，这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回想170年来，中国所经历的种种屈辱和不幸，再回想60年来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我们内心充满了自信和自豪。记得在今年春节文联所举办的联欢会上，朱军希望我在喜庆之日对祖国讲几句话，我说：“祖国，我分享你的光荣和尊严，我分担你的痛苦和灾难，因为你的名字叫：中国！”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由衷之言，而这句话不胫而走，为很多的学人和青年所激赏。
有些学者对国学热有些忧虑，希望它稍稍冷下来，我想，他们的忧虑无非是一种真诚的“求全之毁”。希望把国学的推广做得更脚踏实地，更有章法和成就，这当然是严肃而认真的。但是我想，普天下的事物发展总有一个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因为国学经过近百年来的冷遇，人们对它如何光复，如何适应当下时代的要求，正无任何参照系来比列。因此，目下所出现的各行其是，倒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此，我的意见是听其自然，假以时日总会渐渐为世所公认，从而正规化、秩序化、体系化，这先置而不论。
谈到国学，我们需要先为它正名。什么是“国学”？首先，我们先得为“学”字正名。什么能够称得上“学”？“学”者，有创说者、有经典、有传承和弘扬的群体，同时还得加上时间的考验和地域的流布。够得上这样的条件的“学”，就可以蔚为民族文化的传统。而“国学”云者，我们最简赅的定语，应该是“先秦之学的生发”。宛若我们所称的“ 西学”，应该是“希腊之学的生发”一样。我们已然找到了二者的源头，那是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东、西方的学问遵循着不同的思维方法生成的伟大的文化轴心时代，这两百年对人类至关重要，在中国即从孔子到孟子这段时间，而希腊则是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间，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后10年，即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这真有些巧合。当然对人类历史而言10年是太短暂了，孟子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些年月同时生活在地球上，不会有任何来往的可能，那时的地球在他们心目中是大不可方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还以为太阳围着地球在转动呢。
“国学”的生发期在中国的春秋、战国之世。当然这以前，各种学说之刍形已具，如管仲之“说”，然尚不足称“学”。今天所提倡的“国学”，大体限于“儒学”的范围，所以全世界只有“孔子学院”，而没有“老子学院”、“墨子学院”。其实，这也是摸石头过河之一端，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两千五百年来的主流之学，是当下用得上的面向社会、人生，提升人类道德、伦理的一种普世之学，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和地域的流布，有为世所公认的经典，对今天的世界和中国都有用，这是毋庸争辩的。以儒学作为“国学”推广的开端，也是必然的。
然而，国学决不止于“儒学”，以先秦学派而论，春秋之世儒、墨、道三家影响最大。战国中叶之后，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家并起，而至战国之末分为九流十家。《韩非子》中的《显学篇》，“显学”二字与今人称之“显学”即时尚之学不同，是为彰显各家之异同，说的是各家虽自标孔、墨，却各有变异，这是后话，今且不表，只是提醒一下“国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境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完全陈明的。
近世胡适先生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赫赫然经、史、子、集数百部奔来眼底。读毕这些“最低限度的书”须几年的时间，什么也别干。那么“最高限度”，那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四库全书》也只到乾隆，就有八万卷，既使皓首穷经，也只能读其百之一，所以，我们必须做的事是选择。古人也做过类似的选择工作，如《子史精华》、《史通削繁》之类，然而同样是帙卷浩繁，对当下的青年没有用途。
近世李笠所编《国学用书择要》则就哲学、史学、文学、小学（指文字学之形义、声韵）作了颇为完善的科学分类，如哲学一项，李笠即将其分为群经哲学、诸子哲学、释氏哲学、哲学史诸章，有条不紊为前所未见，这作为有志于国学研究的青年，无疑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目前对“国学”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以为武术、弈术、算数术、建筑术都是国学，固然这其中有甚多发源颇早的“术”，但以前边所提出的“学”的标准，似乎应该属于“术”的范畴而不够“学”。神农尝百草，固为中医之源头，然中医在先秦之世恐仍在“术”的范畴。由“说”而“学”和由“术”而“学”，都经历过漫长的历史，它们的强大有待于自身的生命力和社会价值。历史的淘汰律是无情的，能立得住的，必有其立得住的道理。先秦已有医术矣，经历代名医如汉张仲景《伤寒论》、唐王兵《黄帝内经素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等著述出，其称中国“医学”的条件始具备。中国书学、画学等等亦以此标准类推。唯独中国的诗学起源最早，没有哲学的时候人们便会唱歌、会祝颂，而“诗学”又经过了孔子的精选，所以成为最早的经书之一。
有了上面的分析和认识之后，当今的博学鸿儒们应该思考究竟如何做，才能使国学热从自发与盲动走向秩序和有效。因为古人之《子史精华》，我们今天不一定以为是“精华”，甚或有糟粕混杂其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近代比较经典的选目中如章太炎之《国故论衡》、梁启超之《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李笠的《国学用书择要》中选其精中之精、要中之要，再分高、中、下三层次编出一个当今青少年必备的、人手一册的国学读本，也许这件事不会太艰难，社会上文化工程甚多，这一项是目前必须考虑的有长期战略意义的工程。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2009-4-14 14: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