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
中国民间叙事文学是中国人的生活传统,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民间叙事文学没有足够的重视。即使有一些民间叙事文学研究成果,也只关心汉族古籍中记录的民间叙事文学,对我国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关注较少。“五四”以后,西方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进入中国,对于建立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有些许帮助。改革开放,尤其是1984年由国家层面主持的大规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工作,为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立提供了丰厚的材料基础。1997年《中华文学通史》提出“中华文学”的理论命题,以及随后出版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成果,揭示了中华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对于推进中国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立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这些著作并没有将民间叙事文学与整体的多民族文学史观进行综合考量,民间叙事文学的生活维度被忽视了,生活在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间叙事文学的历史场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没有得到客观呈现,本土化的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尚未建立起来。
各民族优秀的民间叙事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各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经典类型是传统中华文学经典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学经典宝库,而且具有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意义。每个民族创造的民间叙事文学既是该民族的,也是为各民族共同拥有、共同分享的。各民族民间叙事文化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交融、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因此,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应该建立在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实践的基础之上。这种实践基于以下三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发展历史;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交融互动、共同发展的历史。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多民族之间的民间叙事文学交流研究,理清中国跨族际民间叙事文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研究,建设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路径就显得清晰而具体。
其一,以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观为核心,以多民族历史观、多民族国家观、多民族民族观为支撑,建立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整体架构。我国不同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之间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关系和文化联系,不同民族之间缔结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也使不同民族的民间叙事文学形成统一体。如西南地区彝、白、哈尼、纳西等民族,在历史上的滇国、南诏、大理等时期,都存在着相互渗透的内在联系。藏族与纳西、独龙、门巴、珞巴等民族之间,藏族与汉族之间,傣族与布朗、基诺等民族之间都存在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思想、文化联结为一个整体,民间叙事文学因为历史和生活的关系联结为一个整体。因此,以“多元一体”族际关系为基石建设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的话语体系就显得特别重要。
其二,建立民间叙事文学与书面文学并重的民间叙事文学观念。汉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彝族等民族有发达的书面文学传统和口头性质的民间叙事文学传统,这些民族展现出民间叙事文学与书面文学并存共生的精彩。所以,对以不同记录方式传承的民间叙事文学,以及对书面传统与口头传统交互关系中的民间叙事文学的科学分析,成为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体系建设不可缺少的内容。
其三,梳理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发展脉络,建立以民间叙事文学发展线性时间为主导,结合中国各民族民间叙事文学多元发展历史,形成多民族国家民间叙事文学发展的时间结构。充分利用20世纪80年代采集中国各民族以民间故事为中心的民间叙事传统,从中华民族文化整体出发,着力研讨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民间叙事交流的路径,探索中国各民族民间叙事交流规律以及民间叙事之于中国各民族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意义,总结中国各民族民间叙事结构及其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包含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观念,将是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立的国家整体观念的需要。
其四,加强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不同少数民族民间叙事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历史性考察和理论总结,以此揭示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提炼中华多民族民间叙事文学发展传承、传播与影响的范式,以及以民间故事为中心的中国各民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基本倾向,阐析各民族民众生活往来、文化接触与民间叙事共同体形成的路径选择。
其五,对各民族民间叙事文学活动空间的关注,成为推进中国多民族国家民间叙事文学话语体系建立需要讨论的内容。比如,汉族和藏族民间故事交往活动在不同地区呈现不一样的格局,汉族和藏族的“民族走廊”因为民众生活需求得以开辟,“民族走廊”内部多民族民众生活及周边频繁的文化活动和民间叙事交流得以进行。中国各民族不同层次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关系和文化关系既是民间叙事交流的背景、交流的场域,更是民间叙事交流的实践,因“民族走廊”及多元化的民族交流在“民间叙事共同体”作用下,中国多民族民间叙事生成、共享和交流的丰富性、多样性、共同性得以形成。
其六,建立以经典民间故事类型为根本的跨族际民间叙事文学的比较,以此找寻不同民族民间叙事传统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民间叙事文学话语体系。比如,讨论汉族、藏族民间叙事文学特征主要依据经典的民间故事类型作为比较对象,集中研究民间故事讲述的个性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民间集体记忆与历史发展的关系、故事类型化与故事多样性的关系,归纳每个故事类型的叙事传统和个性特征,实现民间叙事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民间故事类型不是悬置的文化,而是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间故事类型不仅是情节母题的概括,而且是建立在类型基础上的生活,每一个民间故事类型就代表了民间叙事传统影响下多样化的生活存在,经典民间故事类型成为多民族边界的认同文化,显示出不同民族民间故事传承的本土性和多元性色彩。
其七,立足民间叙事文学的生活维度,从不同民族民众生活和民族交往关系中凝练出民间叙事文学的理论话语体系。比如,汉族和藏族以民间故事为中心的民间叙事传统交流建立在民众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上。汉族和藏族民间叙事交流不是为交流而交流,而是在生活的交往过程中得以发生和发展的,也许民间故事讲述不是交流的目的,但是却无形中完成了汉族和藏族民间故事的交流和整合;在此基础上,汉族和藏族民间叙事结构及审美价值取向包含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观念就是生活的,是具体而有情感温度的行为。因此,生活维度是建立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本土化的基础。
中国民间叙事文学包含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比如汉族民间叙事文学涵括的道德仁义,傣族叙事长诗体现的忍让谦和,藏族民间叙事文学表现的善良感恩等。这些共同的核心思想和民族精神不仅是中国各民族民间叙事文学的灵魂,也是中国民间叙事文学传承的基石,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因此,倡导建立中国民间叙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仅是民间叙事文学学科上的问题,其旨意更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回归中国多民族民众鲜活的生活,并据此寻找中国各民族整体性与多样性的精神原乡。
《光明日报》2016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