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羽

[摘 要]黄宗智以“没有发展的增长”、“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数百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在国內外史学界激起极大反响，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也有学者在发展标准、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了质疑，关于“过密化”的争论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中国小农经济源远流长，一直是倍受中外学者关注的课题，在传统农业经济近代化的问题上众说不一，部分学者着眼于封建生产关系和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的阻滞与破坏，部分则偏重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因素。美籍社会经济史家黄宗智先生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其“过密化”理论对许多传统认识提出挑战，在国内外学界激起很大反响。尽管众说纷纭，褒贬不一，黄宗智的研究以及相关的争论大大促进了国内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是毫无疑问的。在此予以概要介绍，以飨读者。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1—2]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悖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认为农村经济变迁有三种：“首先是单纯的密集化，产出或产值以与劳动投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次，过密化，总产出在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第三，发展，即产出扩展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增”。[3](Pll）其中，小农经济的过密化产生于人口和可得资源间的失衡，人口的增长会造成过剩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以及高度生存压力，导致极端过密化的产生，因而过密化是人口压力下维持生计的策略，虽然有总产量的增加，却不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明清以来。华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经济便经历了这样的过密化，帝国主义入侵则加剧了这一过程，这样明清乃至民国农村经济所呈现的增长仅是一种“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既“过密型增长”。黄宗智认为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20世纪80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生产的原因。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黄宗智进一步指出：“过密型增长”主要依靠由粮食作物转向劳动更为密集的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和桑蚕，基于这些经济作物之上的商品性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增长也是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3](P13）于是伴随小农经济的过密化产生了一个商品化过程，黄宗智称之为“过密型商品化”，这种类型的商品化，必须与推动近代化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区别开来，过密型商品化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带来较高的家庭收入，但并不意味着单位工作日生产率和收益的提高，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于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所以黄氏提出：“不要把商品经济简单地等同与向资本主义过渡”。[4](P307)
国内大部分学者从生产关系角度考虑，将明清时期使用雇佣劳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内容，认为如果没有外来侵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黄宗智的研究从生产力没有突破性进展这一角度否定“资本主义萌芽”论，并在《悖论》一文中指出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中西方学者都把“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作为一个无须讨论的规范认识，然而明清时期蓬勃持久的商品化与经济不发展的相悖现象确实存在，这是对上述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的发难，黄认为“过密化”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悖论现象。
黄宗智的《华北》和《长江》两本著作分别荣获1986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992年美国亚洲学会勒文森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的观点全部为美国学界接受，事实上他的研究在美国早有争论，1991年8月，新古典学派代表人之一马若孟(Myers Ramon，亦译迈尔斯)对黄宗智论著的批驳和黄本人的回应文章同时在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 0fAsian Studies)上发表，马若孟的论点主要以布兰特(Brandt Loren)、付大伟(Faure David)和罗斯基(Rawski Thomas G)等人的研究为依据，[5—7]三个人的著作差不多一致指出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收入没有递减。黄宗智认为马若孟对自己的著作充满误解和歪曲，把他所说的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与罗斯基人均年产出的增长混同，甚至把他的“质变性发展”的定义等同于拥护马克思主义革命。马若孟企图要做的就是“重新挑起一场头脑简单的斯密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论争”。[8]王国斌(R·Bin wong)在以《中国经济的历史与发展——对马若孟与黄争论的评注》为题的文章中对布兰特、罗斯基、黄宗智等人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指出他们在商品化和贸易的观点上有共同之处，只是黄反对用英美资本主义发展经验衡量中国；布兰特等人的研究试图证明民国时期乡村经济的积极变迁，黄宗智则强调这些变迁是有限的。王国斌认为，黄宗智提出将“人口压力推动的商品化”和“由追求利润推动的商品化”区别开来的主张并不令人信服，无论是英国还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从事乡村工业的动机都是难以区分的。[9]（P600—601)陈意新(美国北卡罗林纳大学历史系)则认为双方的争论核心是人均收入问题，如果中国近代农民收入没有递减，黄宗智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整个看法便失去了基础，而布兰特等人的研究表明黄宗智的理论没有为多数美国学者接受。[10]
黄宗智著作的中文版在国内发行以来引起的关注比国外要大的多。在《读书》、《历史研究》、《学术季刊》、《中国农史》、《中国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评介文章，《悖论》一文发表后更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史学理论研究》从1993年第一期到1994年第二期，开辟专栏对其研究展开讨论，在1993年6月由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的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学术研讨会上，过密化成为讨论热点之一。同年9月、12月《中国经济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又分别组织召开两次专题讨论会，对黄宗智的观点进行探讨。
从会议情况和以后有关论著来看，国内学者对“过密化”理论有不同看法。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给予肯定，如庞卓恒同意中国农业“过密型增长”的说法，认为黄的论述是有充分史实根据的：“苏、松、杭、嘉湖地区的有关资料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不论明清时期还是集体化时期中国农业都不能摆脱‘过密型增长’的困境，从整体经济结构来看是没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和调整产业结构；从农业结构来看是未能不断取得技术突破，使产量出现超越劳动投入的大规模增加”。[11]戴一峰认为“在二十世纪上半期的闽西农村，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贫农经济的特征”。[12]台湾学者刘克智、黄国枢对1870—1930中国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计算的结果是略有下降，[13](P259)也可以看作过密化的旁证。
也有学者对其理论方法进行肯定。侯且岸认为，“过密化”理论对深入分析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迟缓的原因提供了新视角，是史料与理论结合取得重大突破的成功范例。[14]加州洛杉矶大学博士研究生爱仁民(Chrirtophen Isett)认为西方学者对中国解放前农业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忽视对行为方式的详细考察，多倾向于宏观经济研究，黄对西方农业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提出令人信服的挑战，他引导人们注意了解复杂的农业系统以及农业生产者在这一系统中的日常生活与经济行为。[15]杨念群认为黄宗智的研究确实丰富了中国地区经济史“中层理论”的构建，主要是“过密化”概念“对于理解商品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与区别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16](P206)
也有一些问题受到不少学者的一致指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生产率与发展标准
按照黄宗智的解释，发展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劳动生产率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标准。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称为过密化，劳动生产率提高视为发展。[17])许多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首先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问题。董恺忱认为，黄舍弃年生产率而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指标是片面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究竟以产量衡量还是以产值衡量，值得探讨。[18]其次，许多学者不同意仅以劳动生产率增减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董恺忱指出：“发展并非只讲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结构转换的观点看我国明清时期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粮食作物相对压缩，地区间形成某种分工，不得谓之无发展”。[18]行龙也指出，衡量农业发展的标准应当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就生产力而言，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各方面都应视为发展才对。[19]
而林刚则指出，黄的问题在于他将与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即便在劳动生产率这个几乎被公认是经济发展标准的问题上，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低生产率或过密化仍有其合理之处，有其与国情相适应的特点和优点。[20]
(二)关于商品化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
黄宗智认为，在人口压力下，小农从事商品化农业生产及相关家庭手工业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因而商品化农业生产及相关家庭手工业都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有的学者对此种说法并不赞同，他们的研究提供了经济作物和家庭手工业生产没有导致单位工作日报酬递减的例证。
侯杨方对湖州地区1702年、1845年、1880年、1909年每亩水稻和每亩土地所支持的桑蚕业从工作日、成本、收益、单位工作日报酬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对比，认为在年收益上单位面积土地支持的桑蚕缫丝是稻作业的8.1倍，单位工作日报酬则是2.67倍，因而，桑蚕业并非如黄宗智先生认为的那样属于过密型经济。而对于技术、资本要求较高的行业诸如缫丝、丝织、人力的投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技术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产量与人力的投入通常成正比例的增长，他们的生产过程很少出现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现象。[21]
侯杨方的另一篇文章考察了盛泽镇地区丝织业，他以1880年为标准年将种植业各项模拟经济指标与同年盛泽丝织业的各项实际指标进行对比，发现丝织业年利润是粮食种植业的5.5倍，而单位工作日报酬则是2.3倍，丝织业较之传统的粮食种植业给盛泽农民带来的不仅是更多的年收入，而且是更多的单位工作日报酬、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他认定盛泽丝织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过密化现象，“黄先生新衍生的过密化概念的含义——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是过密化的一种形式一一至少不符合盛泽的实际”。[22]
王建革则认为“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过密化”，按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统计，河北每亩棉花收益8.09元，是小麦的2.88倍，另据满铁调查，单位面积的棉花投入是小麦的2.26倍，所以，经济分析显示不出因植棉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23]
(三)商品化与资本主义萌芽[24]
大多数学者不同意黄宗智所谓明清时期经历了蓬勃、持久的商品化的提法，也不认为存在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资本主义化)的规范认识。许多人指出，尽管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但是不能因此而抹杀它的存在。
有学者指出衡量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不但要看社会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多寡，而且要考察社会分工为基础的规模、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市场发育的程度等各种因素。明清时期经历了蓬勃、持久的商品化的估计有些过高。也有学者指出，把明清商品经济定性为“过密型商品经济”，不无道理，“但没有全面反映明清商品化的面貌和性质”，明清和近代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情形十分复杂，按其发生原因和产品性质，可分为多种类型，既有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专业产品型”商品交换，也有比黄氏所说更为严重的“萎缩型”或“破坏型”商品交换，“专业产品型”交换的发展是该时期商品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得以产生和微弱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讲过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前提，但他并不认为在任何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都会导致资本主义，把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业的论述视为规范不太恰当。
在另外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学界明显存在分歧。张丽认为：“过密型增长”或许是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向，但并不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导趋向。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种发展不是农产量的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资源重组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打破了旧的农村经济平衡，但是没有达到一个新的平衡。[25]
近来国内不少学者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农民收入、生活水平提高等角度论证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发展观，把“过密型增长”视为“沉沦观”、“停滞论”。例如，慈鸿飞指出，黄宗智对农村市场发展估计不足。中国农业直到20世纪中叶仍是一个“糊口”农业的说法，既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对现实做出解释。慈氏认为，20世纪上半叶华北地区集镇的蓬勃发展和长距离贸易商品量的扩大都证明这一历史时期华北的农村经济已具备了一般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才促进了华北农村经济的发展。Lxj从翰香根据自己对华北三省(冀鲁豫)农村多年的研究指出，这一地区人均粮食产量很高，粮食的商品化是由市场推动，而不是因为人口压力，不是为了糊口而把粮食出卖的，中国农产量的增加包含着很大科技含量。Lnj
另外一些学者并没有如此乐观，夏明方以《发展的幻象》为题对近代农村经济发展论提出反驳，表示不能否认华北农村曾经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程，但是不应忽视其中的成本和代价，以致混淆了“增长”与“发展”这两个不同的概念。[28]也许汪敬虞先生所说“农业生产如果说有增长，那也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如果说有发展，那也是不发展中的发展”。[13](P263)看似含糊，其实更接近实际。
再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强调人口压力对经济的制约，不少学者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把人口压力提到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高度来强调颇富启发性。中国自汉代以来至明清每个大的朝代都有人口由不足发展到过剩这一过程，最后人口压力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今天人口压力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依然到处都可以感受得到，重新检讨我国人口发展的得失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另一种意见对此则基本否定，吴承明认为应该承认中国人口过多，农村有剩余劳动力，但怎样算过密，没个标准。而且过密是指农田劳动说的，非农田劳动没有过密问题。还有的学者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按照不同方向相互作用的结果，黄宗智的观点把中国社会经济不发展的深层原因归结于人口压力，说服力不足。[24]
也有人认为我国历史与现实都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是人口稠密地区。这些现象，黄氏的“过密化”理论难以圆满解释。赵冈则指出，只有当边际产量低于维生费时才真正出现过剩人口，而一个地区是否富裕，由平均产量决定，平均产量越高，容纳剩余人口的能力就越强，江南地区最富裕，剩余人口最多，这不但不矛盾，反而是必然现象。[29]
人口压力是一个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因而明清以来中国人口压力到底有多大，多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需要缜密论证。农业生产周期长，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经济效益偏低，因而即使没有人口压力，农产也会从事副业生产以增加收入，而且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总会造成一定的农闲时间，农民有条件从事副业。英国工业化以前的农村也存在各种家庭副业，并且经历了由弱到强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追求利润”。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经历，可见以中国农民迫于人口压力而从事副业生产的解释不太恰当。再者，中国也不乏农村副业发展壮大的实例，高阳、宝坻、潍县等地区的棉纺织业就是典型例子，史建云指出这些地区农村手工业已不再完全依附于农业而成为独立的主业，手工业的繁荣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扩大农村市场和促进民族工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作用。[30]当然，在这一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侯建新认为，就冀中家庭织布业的规模而言还是极其有限，极其不稳定，总的来看，比之传统的耕织结合模式没走出太远。[31](P172)认为，家庭手工业规模的确相对狭小，但就整个地区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区域规模经济效应，在提供就业，容纳生产力的空间上并不是那么狭窄。此外，某些手工业的特点也可能并不适用于机器大工业生产，而长期保留在家庭生产范围之内。问题是就农业生态、人口密度来讲，在华北类似地区比比皆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些地区得到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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