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现中国文化体系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一
对于中国文化体系及其传人而言，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从一开始就是以被迫和无奈的方式接受，所以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的挑战色彩十分浓厚，且越是在接近肇始时期就越是如此。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西方列强是仰仗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船坚炮利绝非偶然获得，而是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体系传人“以科技发展为先导、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结果。在其背后，既有新兴社会制度做后盾，又隐藏着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宗教观念。而达尔文“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和“全人类皆为上帝臣民”的基督教信仰，是西方文化深层内核。受所处时代的局限，国人在应对挑战和打击而屡屡失败时，尚无暇思及招致失败的深刻根源。即使是最富远见的智者，也只是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战胜庞然大物般的“天朝”，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先进技术和武器，所以要想“制夷”，就必须师其“长技”，学会使用这些武器，掌握先进技术。因此，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大力提倡引进西方技术，兴办新型工矿企业，选派留学生到欧美求学，以期增强自身实力。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命运，尽管此后大多时间内，西方科学技术不断被国人引入并接受、应用，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仍未摆脱深受列强奴役的状态。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当时的知识分子认同“中体西用”，将西方文化视为工具和手段，“中学”为本，“西学”为末。
然而，器物层面的变化，必然带来对制度变革的要求。戊戌变法就是在制度层面进行变革的尝试。考虑到制约该层面的两大因素，器物层面变革远未达到可促使制度变更的程度和价值核心层几乎未被触及，变法的失败当在情理之中。变法失败后，来自列强的外部力量继续推动着器物层面的变革的工业化进程并且有所加强；辛亥革命的爆发又使制度层面发生飞跃，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后的变革，已带有三个层面交织融会即全方位变革的性质。
全面考察民国初期的社会变革情况不难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器物层面的变革陡然提速，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在演进。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以及一系列新兴制度的制定，就是制度层面不断从西方文化体系内寻觅新质并与固有文化因子相互适应后的产物。
二
在作为文化核心层在价值观层面，拥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华文化体系对西方的哲学、宗教理念的排斥甚烈，几于不容。回顾历史，无论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都主张以中国文化中的“礼义廉耻”、“君臣父子”观念维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强调“知难行易”、“修齐治平”的哲学和政治理念。反思历史，发现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文化悖论：一方面，西方文化的传入使我们认识到了自身文化的弊端，并希望以新的文化形态完善和改变自身的传统，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动因；另一方面，强大的传统又迫使我们以维系自我身份的名义竭力抵御西方文化的传入，特别是对我们不甚了解的西方哲学和宗教采取全盘否定态度。正是由于这个历史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发展总是处于一种彷徨摇摆、寻寻觅觅的过程之中。尽管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皆被看作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极端而遭到反对，但试图从中寻找折中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却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任何试图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某种平衡的做法，都会遭到以来自两个终端为理念为依据的信仰者的激烈反对，中西两大文化体系殆似水火而不相融。考虑到复古倒退是死路一条，前进则必须面向西方，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作法尽管不合常理，但却是具有可行性的有效之举。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产生于西方文化体系内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来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直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孔孟之道。陈独秀将孔子学说与西方法制观念进行分析对比，以西方的法律和平等观念直接批判孔子学说，对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大钊则直接将孔子学说比作“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把西方的宪法制度称作“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我们不得不承认，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先进思想皆来自西方文化，中国现代文化框架的构建模式直接取自西方。中国革命的意义不仅是接受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同时兼具引导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历史使命。而作为革命胜利的结果，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念经过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洗礼已支离破碎，中国传统的家族宗法制度也被现代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取而代之。上述变化成就了现代中国，现代中国已与世界密不可分。
三
随着全球经济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在文化表层的接触、碰撞和相互借鉴、接受的因素日趋增多，即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间差异的消失即“世界大同”时代即将到来。相反，各民族因经济发展，力量加强，可支配的资源增多，在一定阶段反而会促使民族情绪飙升，求异的潮流汹涌。其一，历史上的恩恩怨怨长期埋藏在一个民族的记忆里。其二，随着人口膨胀，经济开发的深入，一些民族之间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的矛盾日益彰显。其三，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往往伤害像中国这样一个曾长期处于优势的古老大国国民内心深处的自尊，使历史记忆重新映现，且越发清晰，难以超越。过去我们基本上认定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所起作用为消极与阻滞，但我们在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诸多因子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人性的摧残之后，也已经在具备了在一个新高度上梳理整合传统理念中合理因素的兴趣和能力。
审慎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体系中带有普世价值的科学、民主、自由、博爱等现代理念一直存在于中华文化体系之中，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尤其是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重今生而轻来世，意近科学；孟子强调“草芥寇仇”，贵人民而轻国君，意近民主；而“泛爱众，而亲仁”，与博爱相去不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反映出儒家鼻祖平等待人的理念和对他人尊严的尊重。只因数千年来，中国内忧不断，外患频仍，国民长期处于物质短缺的贫穷状态，且贫富严重不均，分配极端不合理，致使相当数量的下层民众不能得到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尊严一直属于奢侈品而可望不可及，甚至无暇企望，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光辉被屏蔽，民主的呼声时断时续。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国民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为大力宏扬人文精神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与物质资源一样，尊严和权力紧密相连，且是一个常数。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习惯作法，是通过损害乃至剥夺绝大多数下层民众尊严和权力的方法，将其无限集中于最高统治者，而围绕于其身边的各级贵族和官吏，则不惜出卖自身尊严以换得剥夺属下尊严的权力。如法炮制，以致天下苍生的尊严和权力被剥夺殆尽，一无所有。但在民间社会，能支撑劳苦大众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只能是从未泯灭的善良天性和相濡以沫的缕缕亲情。随着现代社会规范的建立，已通过尊严和权力再分配的形式，逐步实现着自由和平等，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应只有在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时才被迫招架异质文化的冲击，在强力高压下被迫移樽就教，而是应当敞开心扉，理性地分析优劣而决定取舍，在对异质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主动接纳与逢迎的同时，开发和弘扬自身文化体系核心层面即价值观层面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分。而我们当前的努力，其动力的确发自自身，体现出的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后主动对自身文化体系进行梳理和整合的理性。尽管因积重难返，我们在实现传统文化体系现代化方面仍任重道远，步履维艰，但前景光明，成功有望。
（稿源：人民网）
（时间：2007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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