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解剖学”视野中的医学创伤与医疗干预
王一方
很显然，“人文解剖学”是一个杜撰，医科大学的课程表上找不到，教授们的备课本中也不会写，其实，它不过是一个理性批评向度的预设，一份建设性冲突的安排，本质上是推动医学的进步。对于成熟的医学与睿智的医生来说，职业生活中应该怀揣两把“柳叶刀”，一把在手中，游刃于生物学意义的生命驱体之上，一把在心中，游刃于思想史意义的医学体系之上，引入哲学审视，引出人文反思。这是医学在人类知性上拔高的标志。也是一种连环递进的学术生态，有如山野中动物群落常见的险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惜，在医学的原野上，难以见到“黄雀”的身影。当我们面对无所不在的医学创伤和医疗干预时，愈加体会到医学中的哲学贫困与人文失血。
我们完全可以用“天经地义”来拒绝非技术批评与反思，来驱赶思想的“黄雀”。一部医学史，就是人类学习、应用各种干预手段（包括创伤）应对疾病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生物、医学知识的缺乏、工程与技术的水准低下而导致医疗干预的盲目与野蛮，譬如消毒、麻醉术完善之前的外科学与手术操作，与剃头匠的工序、境遇没有什么差别。同样，金鸡纳发现之前疟疾治疗，抗生素发明之前的感染性、传染性疾病的处置，几乎都是盲人摸象。但是，晚近的100年，现代医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我们以伦琴发现“X-射线”并运用于医学临床为新起点，或者以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颁发作为医学新纪元的标志，现代医学过去的100年是硕果累累的100年，同时也是人类征服欲在胜利中过度高涨的100年，是医疗技术卓越提升，同时也是技术干预高度泛化的100年。如今，“征服疾病”已成为大众媒体的公共词汇，面对各种传染性疾病，人们常常以“征服病魔”来把各类病菌妖魔化。使得“战争模型”的医疗观大行其道。它的典型案例除了传染病的防治之外，还有恶性肿瘤的放疗与化疗。依照这种医疗观，医院是战场，诊疗事、手术室是战壕，药片、刀片（柳叶刀）是武器，战绩便是对躯体中“异己”的杀戮。随后，人工器官技术的成熟与外科技术的完美结合，丰富了我们的医疗选择，但也引出新一种过度干预模型，一种医疗思维，即“替代模型”与“替代思维”，并由此改变着过去的“修复模型”与“修复思维”。面对机器，也许可以迅速做出价值判断，但面对人的躯体，人的疾病，价值判断就复杂得多，可以说，从“修复”到“替代”，它既是一份“进步”（逻辑递进），也是一份“颠覆”（过度干预）。也许，在许多坚持单向度的医学发展论的人看来，干预有理，创伤合理，而且永远有理，永远合理。在通常的医学技术词典里（这通常是一片缺乏医学人文审视的地方），疾病通过医生的医疗干预而痊愈、康复（无须计较程度），病人正是通过医生的干预才获得躯体的新生，应该心存感激（无论他们以什么方式干预），医生通过技术干预而获得学术成就，取得发明与发现，推动医学的进步（干预越多，成绩越大，进步越大）。随着医学人文思想的逐步觉醒，人文解剖学（刀）的引入，人们的认识与思维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对医疗干预、尤其是创伤干预的定义、权利、边界进行反思，有人批评。也有人辩护，也许，不在乎结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庆幸，因为思想的“黄雀”飞回来了。
辩护一方的意见依然最为强大，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天然论：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他们无时不在地与环境的其他物种发生关系，医疗干预就是一种环境给予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有目的还是无目的，有意识拟或无意识，有理无理的干预、被干预，包括为干预所支付的代价（服从一种自然选择的几率）都是人类的存在形式，是十分平常的“医疗事件”、“技术事件”，不应该把他转移成为“人文事件”、或“媒介事件”。
二、 代价论：有如佛学教义中宣讲的“舍得”，求其“得”，必有所“舍”。凡事都必须承担牺牲，支付代价。因此，病人求医，就要出让“干预权”，就要忍受“创伤”和“痛苦”。
三、 目的优越（高尚）论：医学干预通常出于崇高的科学与技术目的，比如“拯救”，比如“探索”，即使发生干预过度，甚或误伤，都应该免于问责，也无须自责。
基于临床问题的批评越来越尖锐，但大多处于低水平的被动式批评，缺乏主动的、全面的解决方案。有些问题属于“洋问题”，譬如生殖技术对人类生殖的过度干预，克隆技术的失控与克隆人的生物学地位、伦理学前景的负性评价。对于典型的“中国式问题”，似乎还缺乏系统调查和分析，当下较为聚焦的点在抗生素的滥用，机器的滥用与过度诊断、过度用药，手术安排上的炫耀性干预，如放弃内科疗法，滥用外科处置，小病大术。
反思的声音也主要来自人文领域，主要观点有：
一、 人本论：疾病是人的疾病，对于疾病主体的生命与人，不仅要关注他们的生物学属性的需求，还应该眷顾他们的社会、心理、文化属性的需求，从语义学角度看，“征服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可以抑制、拟或杀灭某种病原体，征服某一种疾病，但无法征服作为生存形式之一的疾病，更无法，也无须征服作为疾病主体的生命与人。也正是医学服务与人，他的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医疗干预作为一种对人的躯体与精神权利的侵犯，必须有权利的限定和边界。
二、 适度论：在医疗过程中，技术干预、诊疗创伤是“必需”的，但决不是“必然”的节目。完整的表述应该是：或然的、可控制的、可选择的、可协商的、可优化的、可评估的医疗行为。因此，完全可以设定“技术干预的边界”与“优化方案”。坚持理性的选择，克服盲目性、随机性，力求以最小的干预和创伤，取得最优的疗效。
对于“过度干预”的因果分析也归于反思的范畴，在当下的医疗体制中，推动医疗干预朝着过度化方向演进的“引擎”有二：一是“技术驱动”，一是“消费驱动”。在它的背后，涌动着两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一是“技术崇拜”（在医学领域里常常表现为机器崇拜）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技术主义的表征。二是“消费主义”（以消费水准、程度来界定成功与价值）。这两种思潮正在形成合流与合谋。而制约医疗干预过度化的“刹车”还不强大，有医学伦理学，病人权利运动，还有基督教的宗教力量。在西方，这些“刹车”起到了一些作用，能够相对有效地制约技术主义的盛行与消费主义的猖獗。使社会对医学的服务价值期盼朝着“适宜技术”、“适宜消费”的方向发展。但在我国，这套“刹车”还在研究开发之中，还没有发生系统效应。因此，技术与药物的滥用，支付陷阱，卫生资源告急（一方面极度短缺，一方面极度浪费）医患冲突频发，恶性事件增多，已经演化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兴起的微创医学，给医学生活中的“过度干预”与“过度创伤”命题的反思与寻找到一种基于理性建构的全面解决方案吹来一股清风。首先，它把“微创”作为医疗干预的一个预设前提，同时也将“微创”作为医疗服务的一个预设标准，体现了对人的综合属性的全面关注，体现了对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自觉抵制。其二，在理论医学层面，微创医学的价值实现了病与人、主体与客体、医者与患者、征服与敬畏、拯救与危害、目的与手段、自由与束缚、贪婪与节制的平衡与张力。其三，微创医学在价值拓展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开放性，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医学关怀，打通了医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使得历史、哲学、社会、心理、宗教、伦理、经济、法律更加贴近医学，成为医学发展的人文驱动，使得医学成为真正的“人学”。
由微创医学的启示，我们联想到现代医学的发展犹如巨轮起航，需要有高高的桅杆，在那高高的桅杆上，应该高悬两盏“灯”，一盏是职业的、技术的明灯，另一盏是人文主义的明灯，也就是说，医学发展不仅要有不断攀升的技术目标，还应该志存高远，建立崇高的人文理想（为社会提供全面的、人性的综合医学服务）。两盏灯都亮着，我们的航程才会更加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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