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译者: 邓常春
作者: 何伟亚
副标题: 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ISBN: 9787801497499
页数: 309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2-10-01
作
为学术事件的《怀柔远人》 何伟亚（James L.Hevia）的Cherishing Men from Afar（中译名《怀柔远人》）一书，由于其所标榜的后现代的研究取向，在美国汉学界引起了强烈的争议，并转而在中文世界引发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争论，这一西风东渐的过程，可以被视为太平洋两岸一次成功的学术互动，而关于该书的讨论也是公元2000年前后国内学界一个重要的公共话题。随着近十年时间的流逝，关于该书最初所引起的一些争论已逐渐平息，在热度渐退的情形下，重新省思何伟亚的这一研究及其引起的种种争议，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该书的英文版1995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1997年美国亚洲协会颁发的列文森最佳著作奖，并以此奖的颁发为契机，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首先挑起这场争论的是老资格的汉学家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他在《现代中国》（MODERN CHINA）1998年四月号上刊发了长篇评论，严厉批评了何伟亚在解读文献上的一系列疏失，并进而质疑作者所提出的后现代研究方式的有效性。该杂志1998年七月号中又分别刊发了何伟亚的反批评与周锡瑞进一步的回应。而在更早的时候，周锡瑞已经将战火烧到了中文世界，其对何伟亚书评的中文本以《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为题刊发在香港出版的《二十一世纪》1997年十二月号上，而作为决定将列文森奖授予《怀柔远人》一书的评选委员会的成员，艾尔曼（Benjamin Elman）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合作撰写了《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一文作为回应，发表在《二十一世纪》的同一期上。海外汉学界这一热议的话题被迅速引入了国内学界，作为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在1998年连续刊发了多篇关于《怀柔远人》一书及其研究方式的评论。而罗志田在大陆最具有权威性的史学研究刊物《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发表的长篇书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则进一步将讨论引向了深入。正是由于该书在国内学界引起的广泛关注，其中文译本也得以被较快地翻译出版，200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常春翻译的中文本。在中文译本中，为了应对周锡瑞对何伟亚解读中文文献能力所提出的质疑，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翻译体例，作者所引用的中文文献在正文中一律按照作者自己的英译译回中文，而在脚注中提供了中文文献的原文。这样中文读者可以有机会自己评判作者是否误读了中文文献。
作为一本出版于1995年的英文著作，周锡瑞直至1997年将列文森奖授予该书之后，才在英文世界中提出严厉的批评，在时间上显得颇为滞后，所以笔者以为周锡瑞的批评所针对的是两个对象，其一是何伟亚这本书本身，其二则是针对将列文森最佳著作奖这一重要奖项颁给《怀柔远人》一书的决定。在书评的一开头，周锡瑞就委婉表达了对于这一决定的不满：由艾尔曼、莱恩（Ellen Laing）、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而周锡瑞在英文版中表述中则是包括两名杰出的清代史研究专家在内的评选委员会，似乎更有春秋笔法的味道），大为赞赏何氏熟练地将“后现代式解释与新的档案材料”结合起来，从而使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诠释”，同样他也没有放过推荐该书的罗威廉（William Rowe），罗威廉也以类似的论调在该书的护封上写道：《怀柔远人》一书在掌握第一手的清代资料方面给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其成就可谓卓而不群；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的产物，他必将令汉学领域里最传统的学者感到满意。或许是出于对罗威廉溢美之词的强烈不满，周锡瑞在书评中在指责何伟亚解读文献的错误时，再次捎上了罗威廉，这些反复出现的，对清代文献的误读，足以否定罗威廉的断言，即何氏的这种研究必将“令汉学领域里最传统的学者感到满意”（非常明显，我并不感到满意。而且我肯定还不是“最传统的”汉学家）。作为前辈史家，周锡瑞对于一位年轻学者的著作持如此激烈的批评立场，实在是颇有意味的一件事情。
作为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奖项，列文森奖的授予无疑是对何伟亚所提倡的后现代写作方式的一次重要肯定，由于这一奖项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它的颁发多少有着暗示研究范式转换的风向标意义。对于何伟亚著作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导后现代史学研究的风行。出于对后现代研究范式有效性的强烈质疑，忧虑于列文森奖的颁发所起的“不正确”的导向作用，或许才是周锡瑞如此大动干戈的原因所在。
周锡瑞对何伟亚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其一是指责其对于中文文献解读的一系列错误，认为这些错误已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本来对于文献存在或多或少的解读错误，是任何史学研究都难以避免的问题之一。而周锡瑞的批评的关键在于认为何伟亚所标榜的后现代的史学研究方式，是造成这种解读错误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何伟亚沉迷于颠覆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那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的理论预设，造成了他的文本解读中为各种各样的想象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度，在翻译原始档案时，以解读的想象代替了忠实的翻译。周锡瑞指出较之于以往的研究，何伟亚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只是运用其标榜的“东方主义”理论对于相关史实进行重新构建而已。在运用史料的范围没有得到拓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情况下，仅借助于新的研究视角，是否足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叙述，周锡瑞对此表示怀疑。在比对了何伟亚与佩雷菲特的研究之后，周锡瑞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何伟亚提供的新的叙事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于清代文本曲解式的阅读之上。可见周锡瑞的批评尽管是从史料、翻译等细微之处入手，但其针对目标依然是何伟亚秉持的后现代立场。
在另一方面，周锡瑞站在了以“实事求是”为研究目标的传统汉学家的立场上，扮演了“汉学界的检察官”的角色，直接质疑何伟亚所秉持的后现代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当年左派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周锡瑞对于中国文化的同情与了解，确实是何伟亚这代学者所难以比拟的。其在中国研究知识积累上优越性，使其能够以“局内人”的身份来批评新一代的从外部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熟悉与了解，使他能够轻易地发现何伟亚的研究在知识准备上欠缺，并进而质疑他提倡的“东方主义”只是一种从西方出发的东方主义，而不是一种站在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特征基础上展开的“东方主义”。周锡瑞评论道：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何伟亚所代表的后殖民研究最令人费解的方面在于，后殖民研究扩展了前辈反帝国主义者对西方和日本从军事、政治、经济上剥削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批判，将对现代性、理性、科学、技术等“殖民地”文化的批判也包括进来。任何亚洲人，只要提倡这些事情，就是在“盗用殖民者的智识构架”，他们批判中国学者是“彻底的现代主义者，对清代统治者的关怀和信仰抱有敌意或表示蔑视”时，则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傲慢。后殖民批评者看来是在建议中国人应把他们的头脑和愿望退回到清代（或在安全的异国情调之中）而非对西方现代性的渴望，我认为这种批判的效果便是禁止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民众以必要的智识和政治工具进行现代化，并使他们的国家强大到足以反对帝国主义。以上这段评论乍看上去似乎有些游离于周锡瑞对何伟亚批评的主体部分，但在实际上颇能反映出周锡瑞与何伟亚两代汉学家在研究取向上的不同，以及为什么周锡瑞无法接受何伟亚提倡的后现代式研究。作为在西方左派运动风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汉学家，周锡瑞很早就坚持在研究中批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入侵和帝国主义范式下的学术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及其近代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对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懈追求的现代化目标表示理解与敬意。而何伟亚这一代学者，在理论上更多地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比之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在理论上更具有反思“西方中心论”的自觉，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同情之了解的成分也要远远小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更加恪守职业研究者价值中立的立场，在解读中文文献方面也往往有着不小的缺陷。周锡瑞与何伟亚之间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代汉学家的代沟所在。
在一定程度上，周锡瑞的批评是可以成立的，从何伟亚的所标举的“介入往昔”、主动性的阐释、颠覆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那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等口号中，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学理论对其思路的影响，尽管从民族志研究出发的人类学理论是后现代反思的重要领域，但在现代人类学研究中依然很难摆脱对于异质文明猎奇性的观察，所不同的只是过去将这些异质文明视为一种低等的、落后的文明，而现代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从异质文明本身的立场出发进行文化的阐释。中国研究在何伟亚手中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观察，中国经验的价值只是在于证明或者证否西方理论的有效性，至于周锡瑞那代人所倾注感情的中国文明的现代出路并不是他们考虑的对象。
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分析模式引入史学研究之中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作为最为古老的学科之一，历史学在当下的尴尬就在于其回到了一种元学科的状态，历史学借以展开研究的分析模式与理论框架几乎都援引自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缺少从历史学本身生发出来的学科术语与分析范式，尽管科学概念并非能被某个学科所霸占，但是概念的有效性毕竟来自于其原初的理论背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概念是否可能通过“语词的旅行”被成功地转嫁在历史学的研究之上，还是一个让人难以蘧断的问题，而轻易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造成误读的例子亦非罕见。周锡瑞对何伟亚批评的价值就在于提醒我们要不断地去寻找史学研究自身的维度，自觉地反省社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观察从后现代立场出发的何伟亚为我们提供了怎么样新知识。马嘎尔尼使华一直是中西交流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也往往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序章。在教科书的叙事话语中则被安置在鸦片战争之前，其叙述的逻辑是：由于清代夜郎自大式的闭关自守，使得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造成了鸦片战争中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结果。而西方学者的话语中，由于乾隆皇帝粗暴地拒绝了马嘎尔尼通商的要求，使得英国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来打开中国大门，并借助于武力来迫使中国皇帝恢复理性，进行谈判，鸦片战争就是这种政策转变的结果。但这两种表达方式都天然地将1793年的马嘎尔尼的使华与半个世纪之后爆发的战争联系了起来，那么有了何伟亚“颠覆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那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的尚方宝剑在手，我们似乎可以质疑这种理所当然联系的合法性，如果没有其后发生的鸦片战争及其造成的一系列变化，马嘎尔尼使华这一事件是否还会得到史家如此的青睐，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是否更多地受到历史学家“后见之明”的影响。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是否更多的是以现代性的方式来加以评判，而没有进入到这个时代的情境中来展开思考。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马嘎尔尼使华之后不久还有阿美士德的使团访华，这一外交试探往往成为叙述马嘎尔尼使华的附属事件，但是假设鸦片战争是在中美之间爆发，我们对于这两次使华的行动重要性的认识是否又会被颠倒过来。
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何伟亚对于马嘎尔尼本人的背景和英国当时知识份子公共空间的描述是最具有趣味性的，通过何伟亚的叙述，马嘎尔尼本人摆脱了单向度的呆板形象，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得更为具像与立体，而对于马嘎尔尼知识背景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在其后的外交场合，马嘎尔尼本人所持的态度背后的渊源所在。
关于宾礼的研究是作者着重加以发掘的部分，也是全书中颇为关键的一章。作者能够发现宾礼这一问题的存在，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后现代的研究视角所赐，使得我们可以追问是怎么样的一个中国遭遇了怎么样的一个英国。根据吉登斯（Giddens）对于国家形态的研究，可以将国家形态区分为传统国家（traditional state）、绝对主义的国家（ab-solutist state）和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在传统国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松散，国家只有“边陲”而没有“疆界”，在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在16－17世纪出现，是大型帝国逐渐蜕变为分立的国家的结果。首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边陲”被定为“疆界”，随之出现了“主权”的观念，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度。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暴力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控制社会提供可借用的体系。绝对主义国家的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它为后者提供了疆界和主权概念。但是，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到19世纪初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其推动力是行政力量、公民观和全球化，而主要的基础是物质资源的增长和行政力量的扩张。对照吉登斯提供的理想形态，马嘎尔尼时代的英国可以视为一个逐步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但当时的清朝依然停留传统国家的形态之上。传统国家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缺少主权与疆界的概念，所以马嘎尔尼所面对的中国，并不是我们当下所习见现代民族国家，其面目和边界模糊不清。
宾礼则服务于中国特殊的天下观念，何伟亚注意到宾礼的意义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其对于“多主制”的论述也涉及到了中国国家边界的不确定性，但这一问题涉及到中国传统思维中许多精微复杂之处，何伟亚对于这一问题的阐释尚存在诸多不足。“宾客”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从政治文化上的含义来说，往往包含有“不臣”之义，如《尚书大传》所云：舜既使禹摄天子之事，于祭祀避之，居宾客之位，献酒则为亚献。舜禅位于禹，但其并非是禹的臣下，而是“客”，这里客便含有“不臣”的意义。待之客礼，固然是表示不敢视之为“臣”，带有尊敬之意，但在另一方面，客礼也有着“非我同类”的政治隐喻，三国曹丕篡汉，而待汉献帝时代的老臣杨彪以客礼，以示不臣之义，但这同样也暗示着杨彪与新朝并非同类。而中国传统中对待外夷的政治表述则受到五服观念的影响，首先强调四夷之中化外与化内的区别，愿意将其视为藩属，列入常贡的名单，这在中国的政治表述中是一种优待，说明其尚处于“王化”的范围之内，而被屏却于化外的蛮夷，中国不再将其视为臣属，而可以待之于客礼，但在这些蛮夷在中国的文化观念中则属于更低的等级。所以在这一文化观念指导下的天下体系，与现代外交体制中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而且容易产生很大的误读，“不臣”并不意味着对你的尊重，而是认为你没有成为“臣属”的资格，被摒弃于化外。
五服观念下周边四夷环绕的同心圆式的天下体系造成了中国这一概念及其边界的多歧，以清代的情况而论，所谓的中国最少有三种不同的界定，首先是华北的汉文化区域，也是所谓古代的中原，这是最狭义的中国；其次是包括南部中国在内的汉文明地区，这是汉文化中国的概念。在其外层又存在的多重复杂的政治形态，首先是郡县制的边缘地区，这里往往是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混杂地区，其次是土司地区，再次则是“外藩”，在清代则特指西藏、蒙古，这样构成了最为广阔的中国的边界，也是何伟亚所谓的“多主制”的清帝国，再在其外的则是宾礼所针对的外域朝贡之国。这便是马嘎尔尼所要面对的，一个自身具有非常复杂话语体系的文化，这种复杂的话语体系不但是马嘎尔尼所难以理解的，便是如何伟亚这样的中国研究者也难免对宾礼的概念有所误读，误以为西藏、蒙古也适用于宾礼的概念。对于宾礼的意义的考掘，是何伟亚的重要贡献，但面对如此复杂的一个话语体系，何伟亚的解读只是一个开始，尚远远不足以涵盖这一体系所包含的多重指向。
作为极少的以后现代为标榜的史学研究，《怀柔远人》一书理所当然的受到特殊的瞩目，其独特的研究取向也为我们理解马嘎尔尼使华提供了许多新的知识，但作为汉学家，正如周锡瑞所批评的那样，其对于中文文献的解读能力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沿中线而行”是何伟亚对于“丰俭适中”一词极富有洞见的误读，只是再有洞见的误读，也难以遮掩误读这一事实本身的存在，我们期待着真正能在理论与史料之间“沿中线而行”的优秀著作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