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饥荒》在《小说》月刊上发表时，老舍为什么要删去最后十三段？这是个很难解答清楚的问题，因为作者本人生前并没留下任何解释。它可能永远都是个谜。”
破解“老舍研究之谜”
■ 葛涛
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1日
《四世同堂》插图
在2月4日举行的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宣读了《“中国现在需要一个像但丁那样的人出来”——论〈四世同堂〉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构》的论文，来自捷克的著名汉学家马力安·高力克听完报告后告诉笔者，他写过一篇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与但丁的英文论文，提交给去年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的一次但丁研讨会，其中也涉及到老舍与但丁的话题，但是没有我这篇论文详细。另外，明年在韩国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第19届年会也设立了一个题为“但丁在东亚的传播”的论坛，集中讨论但丁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问题。淡江大学的吕正惠教授也向本次会议提交了一篇研究《四世同堂》的论文，他也赞同笔者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世同堂》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的观点。这两位先生提供的学术资讯使我很受鼓舞，因为我近10年来一直在关注“老舍与但丁”的研究课题，试图通过探讨老舍所受但丁的影响来解决“老舍研究之谜”等老舍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老舍六十年前留下的难解之谜
胡挈青女士和舒乙先生在《破镜重圆——记〈四世同堂〉结尾的丢失和英文缩写本的复译》（原载《十月》1981年第4期）一文中首先提出了“老舍研究之谜”：“一九五零年《饥荒》在《小说》月刊上发表时，老舍为什么要删去最后十三段？这是个很难解答清楚的问题，因为作者本人生前并没留下任何解释。它可能永远都是个谜。”自从老舍研究中的这一难题被提出以来，许多研究者都纷纷尝试破解，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王瑶先生指出：“尊重材料，重视证据，是治学者的必要条件，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应该提倡的，但有些材料本来不够的地方（并不是搜求得不勤），研究的人也不可能不凭一些有限的材料和相关的事实来推论，不然这问题就永远也不能解决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从老舍与但丁的关系入手来破解这一研究之谜。
“但丁迷”老舍的追星行为
老舍在英国任教期间读到但丁的《神曲》之后成为了“但丁迷”，不仅读了《神曲》的英文本和各种相关资料，而且回国后也不断地介绍但丁及其《神曲》，并产生了“要写出一部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并一再在《鬼曲》、《猫城记》、《蜕》、《火葬》等作品中体现出《神曲》的影响。
随着对民族命运思考的逐渐深入，老舍对《神曲》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他在演讲稿《灵的文学与佛教》（发表于1941年2月1日）中针对国内政治黑暗，物欲横流的现状呼唤《神曲》式“灵的文学”：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拿出良心来但不一定就是迷信。
老舍把《神曲》称为“灵的文学”，突出其“扬善惩恶”的作用，甚至认为它能起到净化人心重整山河的作用。
老舍稍后又在发表于1942年4月7日的书评《神曲》一文中指出：
我读过的文艺名著里，给我最多好处的是但丁的《神曲》，因为《神曲》里却天地人都有详尽的描写，但丁会把你带到光明的天堂，再引入火花如雷的地狱，告诉你神道与人道的微妙关系，指给你善与恶、智与愚、邪与正的分别与果报。他笔下的世界是一首完整的诗，每一色彩，每一响声，都有它的适当的地方……《神曲》是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有组织，有因果。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美术、科学，都在这里。世界上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的学徒自惭自励。
1943年11月，胡挈青携子女来到重庆北碚与老舍团聚，她对北平沦陷后情况的描述给老舍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老舍在1944年1月1日发表的《新禧！新禧！》一文中指出：自从日本侵略者占领北平后，“北平已经不是我的记忆中的乐园，而是饥寒交迫的地狱。”老舍又在发表于1945年7月7日的《“七七”怀友》一文中说：“有的朋友是因为爱北平，不肯挪动，北平是地上的乐园，虽然变成地狱，他们也仍旧不忍离开。文化是可怕的东西，假若它是过热的。”这些表述表明老舍已把沦陷后的北平比作但丁笔下的地狱。老舍结合自己在抗战中的生命体验，以北平沦陷后到抗战胜利初小羊圈胡同居民为中心创作了“三部曲一百章”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老舍在写完《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后（1945），撰文总结了自己20多年的创作历程，再次强调：“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抗战胜利后，老舍推辞了许多社会活动，全力以赴地创作第二部《偷生》，并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饥荒》。
《四世同堂》的创作不仅标志着老舍实现了写出一部“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而且也标志着老舍对但丁的接受达到了高潮，这部小说以《神曲》为范本进行创作，在主题、结构等方面深受《神曲》的影响。
《四世同堂》之摹仿《神曲》
通过追溯老舍与但丁的文学联系，笔者认为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是摹仿但丁的《神曲》。
两部著作的创作目的一致
《四世同堂》与《神曲》一样，是在作者有了政治活动的经历之后创作出来的。但丁在《神曲》中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放在地狱中让其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佛罗伦萨的政治黑暗的揭露，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向往，教权、君权应分离的政治主张等都与但丁的从政经历特别是政治斗争失败的一腔悲愤有关。但丁游历三界始于1300年复活节前一周，这也是他正式从政的开始时间，也是他人生的两大转折之一。而《四世同堂》的创作也很大程度上与老舍在“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敌宣传活动有关。此前的老舍正几次设法摆脱教职，专心只做一名职业作家。抗战爆发后，老舍只身逃出济南参加抗战。此后，老舍在领导“文协”的工作中日益加深了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的思考，这些都融入到《四世同堂》之中。《四世同堂》开篇即写“七七事变”，北平危在旦夕，而老舍也是在“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战，这也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极大地影响他的思想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神曲》和《四世同堂》都是作者对各自的民族、国家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创作出来的，其中寄托了作者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思虑与关切。
两部著作的结构相似
《四世同堂》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结构充满了基督教的象征含义。《四世同堂》虽然也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其中不乏基督教象征含义，但老舍采用这一结构还表明他期待中华民族经历过抗战的磨难后能像但丁那样获得新生。
此外，两部巨著都是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为线索结构全篇的。
《神曲》以第一人称手法象征性地描写但丁自己在“人生的中途”(即35岁）于复活节前的一周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并遇到象征“贪欲”、“野心”和“逸乐”的“母狼”、“狮”、“豹”的阻拦。危急之中，象征哲学或理性的维吉尔受贝雅特里齐之托来救助但丁，并引导他游历了“地狱”、“炼狱”；此后，象征着神学或信仰的贝雅特里齐又引导但丁飞向天堂；最后，但丁在贝雅特里齐的引导下瞻仰了基督的圣像。可以说，但丁以自己的灵魂在梦幻中游历“三界”来贯穿全篇。《四世同堂》则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写瑞宣在35岁时的苦闷、自责；抗战中期时的彷徨、痛苦；抗战后期时的醒悟与奋起反抗。小说以瑞宣的见闻感受来贯穿全篇。需要补充的是，《神曲》中但丁以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象征人类的心路历程；而《四世同堂》中却写了许多人的心路历程，不过仍以瑞宣为中心，这些人的心路历程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
两部著作的主要人物形象相似
《四世同堂》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安排也可与《神曲》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对立起来。
瑞宣与但丁。两者不仅是作品中的线索人物，还是作品的主人公。《神曲》中的但丁在作品中不断地自我忏悔、自我批判，并在维吉尔的鼓励下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最终在圣贝拉的引导下得以瞻仰基督圣像，获得了灵魂升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在北平沦陷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钱诗人的帮助下逐渐克服了自身弱点，并在瑞全的启发开导下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奋起反抗敌人。
钱诗人与维吉尔。维吉尔是古罗马的大诗人，他在《神曲》中一方面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另一方面又不断克服自身各种缺点，注意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中犯下各种罪。《四世同堂》中，钱诗人在抗战前是个陶渊明式的隐逸诗人，在出狱后变成了一位战士，他首先深刻反省自己的一切，并通过不同方式劝导、鼓励瑞宣、尤桐芳、高第等人参加抗日活动。他在瑞宣苦闷彷徨时帮他树立起抗战的勇气，又以清醒的眼光一针见血地劝说小羊圈胡同中的许多居民，乃至北平的青年学生和一些美术家去投身抗战奋起反抗，否则只能自取灭亡。在抗战后期，他对战争的反思，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人类和平的渴望也深刻影响了瑞宣。可以说，钱诗人在《四世同堂》中也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引导者”，他影响了许多人。
韵梅与贝雅特里齐。《神曲》中，贝雅特里齐作为但丁昔日的梦中情人，现已升天的仙女来引导但丁飞向天堂。但丁昔日对贝雅特里齐的暗恋是精神之恋，是“灵魂”而非“肉体”的爱，在《天堂》中，但丁更是大肆赞美已成仙女的贝雅特里齐，把她描写成一位伟大的女性，象征着“神学”或“信仰”，但丁也通过对贝雅特里齐的赞美间接地赞美了“神学”或“信仰”。《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中，饥荒的威胁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作为家庭主妇的韵梅在“饥荒”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忍辱负重，并全力支持瑞宣，从而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度过生存危机，也促使瑞宣度过了精神危机。韵梅的顽强、刚毅使瑞宣感到她“象已活了二三千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她也是一种战士”，她的行为“也是一种抗敌，尽管是消极的”。瑞宣对韵梅的大肆赞美也是对中华女性传统美德的赞美，韵梅也成了中国传统上伟大女性的化身。
瑞全与圣贝拉。《神曲》中圣贝拉与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前后的谈话使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后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他能理解神学的奥秘了。但丁也因此得以瞻仰基督的圣像，沐浴了神性的光辉，并圆满地结束了这次游历三界的旅程。《四世同堂》中瑞全的一番开导使瑞宣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犹豫彷徨，找到了自己在抗战中的位置，奋起投身抗战之中，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圣贝拉与瑞全分别是促使但丁和瑞宣发生思想转变的人物，而描写但丁与瑞宣在思想发生转变后的内容即两部作品的“最后13章”都“丢失”了。
《神曲》中所体现的“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显体现
在《神曲·天堂》第四章中，贝雅特里齐在回答但丁关于“为强力所胁迫而未能完成信誓的灵魂”的问题时指出：暴力的实施决不能摧毁绝对意志的内在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当因受到高压而受到影响，正是因为对坚守自己意志自由的人的推崇，但丁才在《神曲》中让不惜自杀来捍卫自己意志自由的伽东担任摆渡灵魂从地狱进入炼狱的重要角色。而按基督教义，自杀是一种“罪”，要在地狱中受到惩罚。但丁同时严厉谴责那些不能坚守自己意志的自由而犯下各种“罪”的人或屈服于强力而放弃自己意志自由的人，让他们在地狱中受到严厉惩罚。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以饱含敬意的笔调塑造了一些宁死不屈，有中华民族气节风骨的形象：祁天佑、李四爷、钱大妈乃至小妞子都以死抗争敌人的压迫；钱诗人、祁瑞全、钱仲石、刘师傅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夫妇都有在敌人的压迫面前奋起反抗，不愿做奴颜婢膝丧失国格、人格的亡国奴。老舍在作品中同时让那些在抗战中未能对自己、对民族负责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蓝东阳、胖菊子、牛教授、招弟乃至小崔、孙七等没有一个好下场，通过这两类形象的塑造，作品也表现出“个人灵魂的高贵性以及人类道德的尊严性”这一《神曲》的基本主题。而“个人灵魂的高贵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人类道德尊严性”的捍卫还是破坏。
老舍在为《四世同堂》所写的出版广告中指出：一，“四世同堂”实为“四世同亡”；二，是“咎由自取”。小说中，从李四爷、常四爷一辈到祁天佑一辈，再到钱孟石、祁瑞丰一辈，最后到小妞子一辈，的确是“四世同亡”，这也是战争对苟且偷生、麻木不仁、不敢反抗的北平人的惩罚，他们大多没有尽到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或只是尽到对自己的责任。而“咎由自取”也可解释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接近《神曲》的寓言意义（或象征含义）：“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两部作品由此也突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其间也包含了“立人”思想和对落后国民性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也包含人要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神曲》中“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社会不问是非的人生态度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罪’而受到谴责和审判”。《四世同堂》中也表达了一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还要对社会负责的思想，强调个人要对“社会生活采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每个人不仅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更要对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要忠于自己的国家。瑞宣在奋起反抗投身抗敌之前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但一直很痛苦、很犹豫，因为他没有尽到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这一种状况直到他真正投身具体抗敌活动中才告结束，因为他对国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小说中的汉奸们如大赤包、蓝东阳，乃至苟且偷生的北平人如孙七、小崔、长顺、祁老人等都因为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钱诗人、瑞全、钱仲石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等都有对国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是小说赞扬的对象。
可以说《四世同堂》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但丁的“个人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思想作了细致入微的全面阐释。
《神曲》中所体现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全民族、全人类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虑与关切”的“但丁精神”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显体现
但丁在象征着“哲学”、“理性”的维吉尔和象征着“神学”与“信仰”的贝雅特里齐的引导下经过地狱、炼狱最终到达天堂的过程也是但丁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忏悔最终实现了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过，但丁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向那些抽象的历史力量宣战，而是向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挑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自己，指向自己的灵魂”。
《四世同堂》中，瑞宣、钱诗人等在北平沦陷后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忏悔，并在抗战中得到了自我完善，获得了灵魂的拯救。如《惶惑》第27章中，瑞宣“因为钦佩钱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脑子一天到晚象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思想的废物”。在《偷生》第36章中，瑞宣“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拢总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因为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所以瑞宣的自我反思、自我忏悔等也只能由第三人称方式叙述出来。不过钱诗人在多处表白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忏悔。如第34章中，钱诗人出狱后反思：“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必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在第84章中钱诗人反思了自己斗争的三个阶段：从“个人的英雄主义与报仇主义”到“合作的爱国主义”，再到“建立和平”的博爱思想。这一反思也体现了他对全人类的苦难的思虑与关心，渴望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博爱”三种神性美德来建立世界和平、拯救人类的愿望。这一思想也和但丁在《神曲》中希望用“信、望、爱”三种基督教神性美德来拯救人类的思想相同。
但丁在《神曲》中对佛罗伦萨人乃至意大利人的国民性及西方文化作了反思与批判，表达了对健康的国民性的向往，体现了文艺复兴对人的重视的思想。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借叙述者的言论对中华文化在抗战中的表现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第76章叙述者指出：“中国人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可是只没学会怎么强硬与反抗！”在第94章中叙述者尖锐指出：“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奴役的，他们要反抗。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们力不从心。”另外小说也表达出了希望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能去伪存真的愿望，如“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都应当扫除。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也赞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在抗战的考验中更显出其生命力：如“老人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由此，小说也通过钱先生体现并赞美了“真正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
综上所述，《四世同堂》在结构、主题、人物形象、典型意象等方面都深受《神曲》的影响，但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融入了自己在抗战中的体验与观察，对《神曲》的影响作了创造性的转化。普希金曾指出：“摹仿”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我力量的崇高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世同堂》是对《神曲》的“摹仿”，是以《神曲》为“范式”进行创作的，但这丝毫也不损害《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
“老舍研究之谜”的答案
“解铃还需系铃人”。老舍的创作深受但丁及其《神曲》的影响，《四世同堂》是以《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结构为范式并融合作者本人在抗战中的生命体验而进行创作的，因此破解“老舍研究之谜”也应当从《神曲》入手。现在通行版本的《神曲》分为“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三部分，每部分有三十三章，加上序诗，共一百章。“三”象征着“三位一体”，“十”象征着“完美”，“一百”是“十”乘“十”，象征着“完美之中的完美”。《四世同堂》分为《惶惑》、《饥荒》、《偷生》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有三十四章，第二、三部分均为三十三章，总共一百章。《神曲》描写了但丁游历三界的旅行，田德望先生认为：“但丁以个人灵魂的进行历程为例，启发人们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进行反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加以注意，来促使意大利在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早日实现。”《四世同堂》叙述了以祁家为代表的北平人沦为亡国奴后的精神历程，也表达了相似的主题。
需要指出的是，《神曲》中的圣贝拉与《四世同堂》中的瑞全分别是促使但丁和瑞宣发生思想转变的人物，而描写但丁与瑞宣在思想发生转变后的内容即两部作品的“最后13章”都“丢失”了。但丁研究者普遍认为，《神曲》“最后13章”（第88章至100章）的“丢失”象征着人不可能完全理解神学，也不可能完全得到灵魂上的拯救，但丁也由此使象征着“完美之中的完美”的“三部曲一百章”结构留下一个永恒的缺憾，使之不能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老舍在1950年在上海的《小说》杂志连载《饥荒》时，没有把已在美国写完并译成英文简本的《饥荒》全部发表，在发表至第87章时（连载时标为15-20章），《小说》杂志在第87章末尾标明“全文刊完”。这表明老舍是故意不发表“最后13章”。《四世同堂》第87章写瑞宣在潜回北平从事抗日活动的弟弟瑞全的开导下，思想发生了转变，不再犹豫彷徨，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最后13章”（第88章至100章）的“丢失”象征着北平人经历抗战的磨难之后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因袭，仍然没有得到灵魂上的拯救，仍将为自身的国民性弱点而受到“惩罚”，北平人的反抗活动并不能真正拯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毒害的北平人，应当从精神层面上引入基督教的“信、望、爱”才能最终拯救北平人。同时也使象征着“完美之中的完美”的“三部曲一百章”结构留下一个永恒的缺憾。这也是作为早在1922年就正式受洗的基督徒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建构。
另外，这两部巨著的“最后13章”还有一个相似的经历：《神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最后13章，后来终于有争议地补齐100章；《四世同堂》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13章，直到80年代中期马小弥从英文简译本复译之后才勉强地补齐。有关《神曲》最后13章的“丢失”与复得一共有3种说法：（1）是但丁原作，故意藏于一处，后托梦给儿子才找出；（2）是但丁之子雅各续作；（3）是雅各按但丁大纲原意整理完成。其中以第三种说法较为人们所接受。老舍也为《四世同堂》日后能够破镜重圆作了精心的安排：在美国出版英文简译本，写信给当时在日本的冰心详细介绍了“天堂篇”的完整提纲，后来发表于日本《横滨大学论从》（1949年11月）。现在的《四世同堂》最后13章是从英文简译本复译回来的，只是原著的一个缩写。
老舍在1942年评论《神曲》时说：“世界上只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学徒自惭自立。”老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摹仿但丁的《神曲》创作了《四世同堂》，实现了自己“要写出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而且，他为了摹仿但丁的《神曲》，故意留下不完满的缺憾，没有发表《四世同堂》的最后13章，这就是“老舍研究之谜”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