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日期： 2009年3月18日
用声音构筑自由国度
■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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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炎夏，美国弗吉尼亚州玛科斯泉镇上的三个农民带着自己心爱的乐器，在泥泞的乡间小道上前行。他们要前往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市的一个录音室试音。那时，一家唱片公司将眼光投向了南方山区，希望从中发现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并制作成专辑在全国发行。这三位装束普通的农民给自己的组合取名为“卡特家族”乐队，并被唱片公司的星探一眼相中，他们将成为美国上个世纪20年代最富盛名的民歌乐队。
这是袁越在其65万字的著作《来自民间的叛逆：美国民歌传奇》中的篇首故事。史家笔下蔚为壮观的恢宏图景，往往肇始于社会某个无名角落里不起眼的变化。它们像气象仪器一样，精准地感知着时代风向的转变。在袁越看来，他所记述的这个故事，可以视作改变美国音乐进程的里程碑。透过“卡特家族”乐队在唱片市场和广播中的大受欢迎，民歌的灵魂在一个艺术品大规模复制的时代被释放出来，并将在这个地域广袤、族群众多的国度，展开它的现代旅程。
作者所要研究的对象———“民歌”，决定了他必须选取不同于任何一部正统音乐史的讲述方式。这里没有学院派的琐碎考证，也没有连篇累牍的概念辨析，反倒是活生生的底层面孔和铿锵的乐音扑面而来，夹杂着鲜活的时代气息。在袁越笔下，“卡特家族”乐队的成功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录音技术和唱片媒介的诞生，使得聆听这种行为魔术般获得了跨地域的公共性。自此之后，留声机和喇叭前的听众可以想象那些未曾谋面的歌手，一个声音共同体于无形中呼之欲出。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天生好的嗓音，练就高超的演奏技巧，并且他愿意放开喉咙，他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绪，并得到远隔千里之外的歌迷的应和。这时的民歌已经不同于那些数百年间在民众中缓慢传播的古老民歌，尽管这时的民歌依然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但是歌声这条静水微澜却猛然加速，一变而为奔腾急流。于是这一稍纵即逝的瞬间便如同电闪雷鸣，预告了民歌的现代命运。它每流经一片土地，便裹挟着当地人民的悲欢，浩浩荡荡向前奔去。袁越像一个先知，在第一章的结尾处以宣言般的语句昭告天下：“第一次，美国民歌在布里斯托找到了她的听众：人民。”
在一个逐渐浮现其雏形的唱片出版市场上，民歌从往昔的默默无闻中走来，开始在录音棚里书写新的篇章。尽管外在的物质环境发生了剧变，但未曾改变的是民歌那一身从内到外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打扮。它所承载的乐观以及对生活渴望的歌咏，在那些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听来，恍如春日暖阳洒在身上。这便是袁越所说的，在二三十年代动荡不安的美国，“那些失业的工人农民到杂货店总是买三样东西：一条面包、一磅黄油和一张吉米·罗杰斯（Jimmie Rodgers）的唱片”。而早期的民歌手均不脱劳动者的本色，他们的所歌所唱，均紧扣自己的劳动和工作环境，或是在蛮荒之地的马背上，或是在居无定所的迁徙中，歌背后的故事和歌曲本身一样值得讲述。书既以“传奇”为名，“传奇”不仅是袁越讲述故事所追求的文体方式，也是民歌从土地中与生俱来的品质。民歌是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这是袁越和所有正统音乐史观的歧异，他正是要书写那些“传奇”：酷爱民歌的洛马克斯父子四处寻访掌握黑人民歌的歌者，结果居然是在安哥拉州立监狱中发现了歌手“铅肚皮”（Lead Belly），他是一个有着炭黑皮肤和洪亮中音的洗衣工，其半生都在流浪征途中度过。而少小学琴且琴艺卓绝的伊丽莎白·科滕（Elizabeth Cotten），自15岁嫁人后便再没有摸过吉他，当她再次登台的时候，已经是60岁的老妪了。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民歌之父皮特·西格（Pete seeger）跟随他的导师伍迪·格斯里（Woody Guthrie）所踏上的“认识真正的美国”的奇异旅程。仅以一把班卓琴和动人的歌声换取盘缠，他们四处漂泊，踏遍了美国的大西北，并最终在底层人民真实生活的洗礼中脱胎换骨。
袁越对于美国民歌历史的梳理构成了我们的参照。我们对于民歌的理解要么被无奈地塑造为晚会上标准化的颂赞民歌，要么拘泥于对民歌的前现代想象，仍然执著的寻求于原生态的山野之中，去找那未曾被商业流行文化“污染”的民歌。袁越对于美国民歌源流、发展和转折的描述，揭示了我们自身关于民歌观念的狭隘与保守。当民歌被符号化和定型化之后，其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便被阉割去势，成为被供奉起来的庙堂文艺。
在《来自民间的叛逆》中，袁越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将对民歌的兴趣定位在“研究的意义上”。民歌并非置身于社会变迁之外，其意义是随时代之流的曲折而变化的，是不同的人群在抗争与异议的过程中赋予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将民歌视作一种流变中的精神传统，一种诠释着自由真意的灵魂。由此，袁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民歌最为狂飙突进的一段历史，这便是冷战阴云笼罩下的美国历史。
一方面，民歌的公共性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扬。沿着民歌的河流回溯，我们可以轻易地从中读出一部美国民意史。特别是在那些逆流涌动的时刻，总是有不驯服的声音响起，唱出人们对自由和公意的向往。在民权运动、反越战等美国战后的重大事件中，民歌凭借其感性的力量，成为联结心灵，表征公众政治情绪的利器，民歌也不再停留于仅仅再现或反映现实，而是质疑、讽刺、挑衅、戏弄现实，民歌的境界由此为之大开。
另一方面，以鲍勃·迪伦（Bob Dylan）为首的音乐人，在摸索中不断进行全新的艺术实验，民歌的题材和音乐形式也自此变得空前开放。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战后美国社会结构的变化，青年人取代了农民和工人成为民歌国度最重要的子民，他们开始以民歌来书写内心的彷徨与愤怒。这也推动民歌一改其传统保守的面目，将激进的艺术先锋派姿态穿戴上身，并学习从现代诗歌等文艺传统中汲取“叛逆”资源。
《来自民间的叛逆》是一部“内外兼修”的书，袁越的雄心是力图用包罗万象的笔法来探求民歌的秘密。所谓“内”，体现为对于音乐史脉络和歌曲理解的把握。而“外”，则是民歌生长其里的美国数十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画卷。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罗斯福新政，直至冷战启幕后的麦卡锡主义、“垮掉派”和嬉皮士运动等等，袁越均穿插其中娓娓道来，呈现出美国民歌与社会变革之间广泛的互动。而这本书在中文世界的诞生，也为“美国民歌传奇”添上了一个精彩的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