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立璠

邹明华：下面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老师的好朋友刘善良教授发言。
刘善良：我是外行，因为我不懂民俗学。首先我代表我老伴，向陶立璠同志祝寿，祝立璠同志健康，幸福，长寿。我要讲话的题目是《我看立璠兄的学术成就》。这个题目太大，我又是外行，所以说的不一定对。（发言全文见本书《我看立璠兄的学术成就》）。
邹明华：下面请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白薇教授讲话。
白  薇：下午参加了两个会，来晚了，先对我的迟到致歉，然后迟到的祝福请陶老师接受，祝陶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在这样的地方要说我最想说的。这也是我个人的性格，我总是想在感受里边发现奇特的东西，最吸引我的地方。我总愿意发现一个人身上一些特殊的东西，这些特殊的东西，刚才我们刘善良老师，我们的老领导谈了很多，主要从学术角度，谈了很多。我是陶老师的弟子，但我不是搞民俗的，我对陶老师的关注，崇敬，感激和祝福，都是来源于我对陶老师有很特殊的感受。我觉得陶老师是一个很特殊的生命体。首先他的生命力表现在多方面，有一种生命四射的东西，射在他的学术生命力的长久性上，感觉他和整个师生构成了教师身上永驻的一种东西。在他交往的关系里面，有同代的，跨代的，忘年的这样一个朋友的群体沙龙。这种不断开阔和保持永久的内在的凝聚力的东西，给我很特殊的影响。他的生命力内涵的东西，总给人感觉充满活力，从各个角度在延伸，在迸射这种东西。所以我今天看到陶老师穿着红色的衣服，今天要是陶老师不这么穿，和我的这种感受就差了一点，这是学问说不清的一点。反正我的性格就愿意这样去观察人，给我的感觉是直觉性的。就是这种生命力的迸射的这种东西，让人获得感染，是在多方面让我获得这种体验。这是一种很直观，很浅在的一种条件反射，这么种感觉要往理性上说，1977年恢复高考，陶老师是招生教师，但不是直接招我的。后来陶老师跟我们一起聊天，给我们讲他招生的经历、趣事，然后就比较熟悉了。我是觉得陶老师在和学生的交往之间，他身上的一种东西可能除了在学术方面让人崇敬，让人完全可以敬仰这点，还有一种特别平等的厚爱的东西。所以从当学生的角度，做陶老师的弟子，还是做陶老师一般的学生，在陶老师身上都能体会这一点。正是因为这样，我毕业后留校任教，和陶老师成了同事，到后来又变成朋友、兄长，我是这么认为的，陶老师认不认我不知道。我认为是朋友，再后是兄长。陶老师不甘心我一直认为是兄长，但这样的关系一直不断的建构，是很自然的一个结果，不是刻意所追求的。这个追求不是我单方面的，也不是陶老师单方面的，它很自然。我越来越凝练心里这种感受的时候，它勾连起过去没有被我充分去体会和珍惜的情景。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陶老师说要去呼和浩特出差，问我有什么事没有。他知道我家在呼市。老师忙于出差，我是学生，有事也该说没事，而我居然就这么不知耻，让陶老师给我带点东西给家里。那时候还是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我只想表达对母亲的一种想念。临行时给了陶老师地址，但陶老师对呼市不熟悉，左找右找才找到我家，很小的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我也没想老师在帮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就没往那想。这个事情我也没有歉意的东西，觉得很平常，现在想起这种细节，是很深刻的记忆，将它勾连出来，可能是潜意识的记忆。就是因为不断的在我们之间去凝固的这样一种师生的，朋友的这种感情的时候，潜在的东西不断的凝练，所以朋友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我觉得师生之间这样一种感情也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才有前面那点记忆，如果全都忘记了，现在可能也不是这样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育人，是全方位的，这种育人的过程，陶老师对他的直接的民俗学弟子们，那是花出心血来有意为之。对于我们这样的，则是润物无声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不算什么聪明人，但还是有一点点感觉能力，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没有辜负陶老师的期望，觉得从陶老师身上还在获得一种资源，甚至这种资源潜在在各个方面供我去体会，变成我的一种自省的东西，或者是一种能量的东西。我经常说，哎呀，咱们这个方面怎么这么难做，一想，有什么难的。陶老师都是这个年龄了，但他现在能够还在做什么，甚至能够学开车，甚至还满世界跑。我说这点活力，咱们要是没有的话那不行，所以经常拿这个做例子，所以陶老师现在已经变成了我教育别人的资源，教育学生的资源。这个取之不尽的资源我觉得不简单从学术上，育人上，从朋友感情的积累，都是资源，我觉得人要是没有感情空间里的很多滋养自己的东西，生活得挺难受的。所以我觉得陶老师我们这样师生一场，同事一场，朋友一场和兄长一场给予我的这种资源，我对陶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陶老师。最后我祝陶老师青春永驻。我觉得古稀是一个客观的比喻，它代表不了很多特殊的生命现象。这个学术生命力，人的自然的生命力，人的精神情感上，很多的一种可以持久的东西，我觉得它属于永远青春的东西。所以我祝陶老师青春永驻！
邹明华：下面请天津民俗博物馆馆长尚洁发言。
尚  洁：非常感谢给我一个机会。我今天特意从天津赶来，和我们天津老城博物馆馆长王立文一起不远百里来到北京，真诚为陶老师贺寿。代表天津的民俗学同仁为陶老师祝寿。因为这有个渊源，陶老师是我们天津的姑爷。从这个意义上，我比较有代表性。刚才各位老师都说了，都说出了我想说的心里话。我跟陶老师相识、求教、学习，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国家文物局在泰安培训中心，具体说在泰山脚下的关帝庙，举办全国民族民俗学博物馆人员培训班，在这次培训班上，陶老师应邀讲课，把我们这些人带进了民俗学研究的大门。因为我们以前从事的工作都是具体的博物工作，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这些人接触得很少。陶老师在这个培训班上系统地讲授了民俗学课程，真是让我们受益匪浅。后来在我们的工作中，时常回忆起我们跟陶老师在一起登泰山、举行兵乓比赛的情景。结业后，陶老师并没有忘记他的弟子，带着我们编纂《中国民俗大系》的天津卷，这本书在天津非常有影响。天津文联主席冯骥才先生，多次在天津的一些会上提到了这套书，称其为了不起的工程。
陶老师的学术、生活，丰富多彩，给我们这些学生印象最深。我们经常想到和陶老师在泰山脚下，花前月下，我们那么多人欢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多有意思。在联欢会上大家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尽情歌唱，尽情跳舞，完全没有了师生界限。到现在我们博物馆界的这些同学们再聚到一块，总要提到九十年代跟陶老师在一起的生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都有陶老师的学生，大家遇到什么问题，还都要请教陶老师，他总是给了非常有益的指导。陶老师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使我们很受感染。非常感谢，再次祝陶老师健康长寿！
邹明华：下面请我们的师兄，贵阳学院教授周国茂发言。
周国茂：我来讲几句，不敢代表贵州三千多万群众，但是起码可以代表贵州的民俗学界，因为陶老师在贵州民俗学界是很有影响的，有许多朋友。据我了解，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大学都在使用陶老师的《民俗学》教材。谈到陶老师，无人不知。今天主要是代表我个人，还有贵州民族学院的陈玉平，他是陶老师弟子，因为现在做博士论文来不了，托付我过来带上祝福，祝陶老师永远健康。
从贵州来我想除了祝福还有两个因素也想在这个地方表达一下。我从中央民院研究生毕业后，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干了十几年，然后在报社干了一年多，去年到了贵阳学院。原来在出版社和报社的时候，工作比较忙，但是我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一直没停。有些事情我一直感到很抱歉，就是许多民俗学会的活动，陶老师很关心我，工作人员给我通知，但我都不能参加，因为工作实在走不了。现在到贵阳学院，专事教学科研，趁这次机会也想认识一下学界的朋友和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从今天开始，我归队了。以后有什么活动尽量通知，我会积极参与，把贵州民俗学的研究开展下去。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这次给陶老师祝寿的形式我非常赞成。通过这种座谈的形式，刚才有位学者发言，说的很好。陶老师是我们国家民俗学复兴的积极参与者，实际上他所有的学术活动，他的成果，已经是我们当代中国民俗学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所做的一些贡献，他的经验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总结，我觉得是一笔财富，对以后我们国家民俗学的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我跟陶老师的相识，是在1984年的7月份，那个时侯我刚刚接到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入学通知。正好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在贵州兴义开“少数民族神话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见到陶老师，而且知道陶老师要教我们民俗学。那时我还没有入学，陶老师就已经开始带我做田野调查了，这给我印象很深。记得我们到贵州册亨去调查的时候，当地的村民很热情，晚上座谈至深夜，村民表演完傩戏之后，不断地敬酒，陶老师显得很高兴，唱起家乡西北地区流行的民歌“花儿”，跳起朝鲜族舞蹈，吸引很多人观看，把主人家的门槛都踩塌了，幸好有惊无险。
我觉得陶老师对我们国家民俗学做了可圈可点的事情。首先是比较重视民俗学基础理论教育。从开始编《少数民族民俗资料》到写《民俗学概论》，一路走下来对中国民俗学基础理论建设作出贡献。
和大家的心情一样。远道而来的目的就是为陶老师祝寿，祝陶老师身体健康！
邹明华：下面请山西文艺家协会主席张余先生发言。
张  余（发言全文见本书《诚实的劳作，不懈的追求》）。
邹明华：下面请《民间文化论坛》主编王善民先生发言。
王善民：大家好！本来我没打算讲什么，因为我既不能代表山东人民，也不能代表学苑出版社。我没有机会成为陶先生的学生，也没有机会吃他做的饭，却又成了朋友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很多帮助，比如我做民俗书的时候，我到他家去，他毫不吝惜地把他珍藏的资料全部拿来。记得有一本书他给我了，我也没出，结果到现在我也没还给他，这本书还在我书架里面，但我不是有意不还给他，因为他没向我要。再一个我办《民间文化论坛》杂志的时候，陶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通过他的网站发布信息。有一点我感觉很不好意思。开始的时候，我约了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多年的知名学者的文稿，结果稿子约来了，却没有刊用。乌丙安先生的稿子没刊出，陶先生的也没刊出，这样的名家的稿子你约了不用，所以感觉到很害怕。没想到他们两位先生都很宽容，没说我什么。后来我就想到，和陶先生相处，我就想到八个字“宽厚博大，从容淡定”。宽厚博大，我刚才说了，不用揭示了，他大人不计小人过。从容淡定呢，他的为人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刚才董教授说的我很有同感。我想陶先生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想来想去就是一点，微笑，你见他永远是这个样子。这恰恰是我应该学习的。我这个人太急躁，干不成什么大事。有一点事放在心里，就急得不成。我看到他，举办各种集会，组织学术会议非常从容，就坐在那喝茶还把事办了。他干了很多大事，但从没见他张扬过，慌乱过。我觉得确实应该向陶先生学习，从容一些。另外我来还有一个私心，就是我想喝陶先生一杯寿酒，我的身体一直不好。民间有个传说，喝了寿星的酒，就能长寿。祝陶立璠先生健康长寿，然后我也能沾点光。谢谢！
邹明华：最后请陶老师的学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白庚胜博士讲话。
白庚胜：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各位朋友，今天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里召开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为陶立璠教授七十华诞，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畅谈我们和陶老师的友谊，回顾陶老师对我们国家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方面作出的贡献，从容地回想起我们和陶老师所度过的每一天的生活。刚才很多同志从陶老师的学术贡献，他的人格魅力，他对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奉献等等方面做了很好的发言。我觉得今天邹明华不愧是陶老师杰出的女弟子，会议结构得非常好，发言很得体，会中我们几十个弟子、朋友给陶老师鲜花祝寿的场面，让我热泪盈眶。
今天大家从韩国来，从德国来，从山西，贵州，山东，天津，湖北来，从北京各单位来，从四面八方来，很自然地自动地聚集到一起，围绕着陶老师，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再一次感觉我们陶老师的陶，是桃李无言的“桃”。《诗经》里面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大家自然的，自动的，有他的同学，学生，同事、朋友，家属。所以，一个人有了人格魅力，拥抱过世界，尊重了别人，就会得到各界朋友的拥抱。如果我们封闭，永远只在一个空间，只懂一种专业，只和一种人打交道，他不会得到博爱。陶老师学术之博，胸怀之博，换来的是大家对他的尊敬。第二个“陶”，刚才大家已经总结了，是“乐陶陶”的“陶”。我是1977年，即30年前来到北京。当时是19岁的毛孩子，现在已经步入50了。在中央民族大学，跟着陶老师学了很多知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艰苦，他住在家属院自己搭建的地震棚内，油毡盖着的小房子。我曾经去陶老师家帮助搭建油毡盖的地震棚，立过一点小功。在那种环境之下，陶老师，还有我们已故的宋老师和他的女儿雪迎三人，相依为命、相敬如宾的生活感染了我。后来我们的宋老师得了癌症，陶老师每天早出晚归准时到肿瘤医院，陪护宋老师，这是我亲眼所见。但我没觉得陶老师被困难吓倒。他不仅细心照顾宋老师，还给患癌症的宋老师以鼓舞，鼓舞她战胜疾病。所以我想起孔子，孔子说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达观，乐观，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在陶老师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他应该是“乐陶陶”的“陶”。第三个，陶老师的陶应该是“陶瓷”的“陶”。中国的英语称呼是china ，就是陶瓷。它和中国文化的根本，中国文化的精神联系在一起。陶老师也是和我们的民间文化，民族的根和脉分不开的人。第四个陶，就是刚才送给陶老师的面人老寿星手里拿着的寿桃的“桃“。陶老师今年七十岁，看上去比我还年轻。有人已经祝愿我们要给陶老师过米寿和茶寿，都回去做好准备。现在生物学，基因学已经证明，我们现在这个水平，活140岁是可能的。到陶老师80和90的时候，可能活200岁基本就可能了，所以他应该是长寿。乐观，达观，不记仇，不为别人的谗言打倒，这就是我们陶老师的精神。但他不表现出咄咄逼人，他是柔中有刚的那种，滴水穿石的那种。不像我等，锋芒毕露，喜形于色。所以我觉得陶老师，应该长寿，肯定会长寿。我们大家都为了你的长寿而难得聚集在这里的，所以希望你健康幸福。
今天我们中国文联党组织有会，我请了假，用整个一个下午的时间陪伴老师和各位老师，领导，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这是我的想法。现在进入我发言的下半场。
刚才大家发言给我感觉陶老师有五个精神，两个心。
第一个精神，陶老师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进取的精神。我到中央民族大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1977年大学招生以后教委调整了教学体制，陶老师迅速地转型，从旧的那套被迫的，不得不教授的东西里面立即转移了阵地。井冈山你打不下去了，红军必须长征。到哪里去，到延安去。陶老师实现了学术阵地的转移。他从“四人帮”的那套体制里面，从极左的愚昧的荼毒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枷锁中挣脱出来，选择了古老的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当时的学术界，很多同事都不理解。这不能怪这些老师，学术道路的选择有个过程，我们的历史就是在逐步地慢慢推进她的车轮的。不理解，没有关系。他先搞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很快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少数民族文学分支的副主编，后来从民族文学进入到民间文学，再进入到民俗学领域，现在进入更广泛的民间文化的整个领域，学术上他永远不停止地追求。他还学画，写字，办画展，还要出画册，他的画不能说已达到炉火纯青，至少有了相当的水平。前两天我来和民大的老干部见个面，老干部处的杨处长告诉我说，陶老师现在是中央民族大学老年书画社的社长。退休以后学书画达到这种地步，陶老师永远在开发自己，发展自己，同时把开发自己的成果献给社会，献给我们的这些学生。让我们大家来共享陶老师这种进取的精神。所以陶老师身上我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第一个精神。
第二个精神，陶老师永远在拓展自己。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有一种观念需要注意，就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圈里，或者我们少数民族圈里，少数民族文化领域圈里，不善于从整个大中国，整个国际文化的视野和高度来塑造自己，塑造自己的学生，把自己和中国和世界最敏感的学术点，思想最前卫的敏感点集合在一块，最后搞成我们做的很多工作别人换了个概念我们就不懂得这个概念是什么东西。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成绩最大的是中央民族大学。帮助少数民族制订文字，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学生培养，编写民族教材，成立各种研究所，整个就是中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镇。但是我们不善于总结，最后将民族文化遗产的申报权，让位给了别人。别人也是中国人，谁做都好，但是我们更有资格维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更应该占主导作用，所以我们这个方面有的时候有缺陷。我自己纳西人，我原来上学，汉语越来越差，除了纳西，别的话都是鸟语。后来找了个北京人天天学汉语，字也写漂亮了，文章也写通顺了，脑子也转过来了。原来的脑子就是纳西语思维，自己觉得做的文章很伟大，却被陶老师批了个狗屁不通。1978年我写了一首诗怀念周总理，“啊，周总理”，除了这几个字，其他诗句被陶老师改的红红的。今天自己能写一点诗，也写散文，也写评论，也写研究著作，什么都有一点，但这个时候想起我们的老师怎么带我们成长。马学良先生经常告诉我说，绝对不要把吃饱肚子的功劳归功于最后一个馒头。我在中央民族大学，第一个肉包子就是陶老师给我的，感谢陶老师。
陶老师不断拓展自己工作生活的空间。今天来了才知道，大西北的，华东地区的，东南地区的都来了，都拓开他的空间，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与会的同学也是一个启示。我们以后要站在全球的眼光，全人类的高度，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和别的民族打通，来拓宽我们的视野。陶老师不断在拓展自己，所以我们也要跟着拓展我们的视野。陶老师拓展的视野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围绕着民间文学民俗文化这个核心。陶老师编辑出版了很多书，有专著也有像《中国民俗大系》那样编纂的书，有人觉得编纂的书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不然，编纂的东西有时比写的东西还伟大。今天中国在进行新的学科布局，学术理念的培养，学术方法的提炼提上日程，我们应当在五年、十年以后谁都可以提炼方法之前，要先把中华民族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的，非实物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遗产先保存起来。我们可能构建一种理论，提炼出自己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学术界的方法，是你自己的方法。我们看中国古代历史文献，有多少书是原著而不是编辑的。《诗经》、《乐府》等等都是编纂而成的，所以不要小看了资料的意义。不要小看了组织工作的意义。不要小看编纂丛书的巨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陶老师作为老师，在编纂过程中带着很多人做，带出了一只队伍。我们在书斋里可以写出一篇文章，不一定能带出一只队伍。今天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后面浩浩荡荡的大军，就源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期间培养了很多人，锻炼了很多人。也有很多人通过陶老师的31卷本的《中国民俗大系》的编纂，得到了凝聚，得到了锻炼。像陶老师这样的编纂者是有功之臣，表示崇高的敬意。现在冯骥才主席和我，还有向秘书长也在编书，我们要编三千卷县卷本的民俗志丛书，继承陶老师的这些志向。我们还在编3000卷的《民间故事全书》。今年要出200卷。2012年以前，一定要把我们的民俗丛书出好。编书，是锻炼队伍，编书，是凝聚人气，人才。对于陶老师的这种精神，我们要学习。
第三个精神，是陶老师的务实的精神。陶老师无论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创始期间，还是中国民俗学会创始期间，都甘当钟敬文，马学良，杨堃，顾颉刚等一大批学者的助手。以学生的姿态，助手的姿态，不图名，不要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刚才有位老师说，陶老师做事从不虎头蛇尾。他每做一件事都能做成，而且都是完整的，他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和智慧显得残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觉得陶老师非常求实和求真。
第四个精神，陶老师有一种非常难得的服务精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愿意做服务性的工作。陶老师带出来的学生例外，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例外。不能做什么事一开始就谈价钱，谈筹码。陶老师是我的老师，一直在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的学术服务。我们民俗志丛书要出版，陶老师来给我们做体例和总体例配套。陶老师到我们民间文艺家协会做专家委员会委员，是认真的，负责的。他现在也是文化部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对文化部所要求的任何会都出席，发言的，每一份需要修改的东西他都去做了。贺学君老师也是委员，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陶老师求实，求真，服务意识特别强。因为他知道为谁服务，都是在为中华民族服务，最大的赢家不就是咱们民族吗？所以我们同学要共勉一种精神，“为人民服务，为学术界服务”。这在陶老师身上我感触特别深。还有，我觉得陶老师有一颗宽容的心，他包容，他宽容，他从来不说别人的背后话。我认识陶老师二三十年了，他对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人都是普天之下皆兄弟，越南，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蒙古，韩国，朝鲜，还有日本，各国各界各民族的朋友，任何学科他都宽容，有作为。有些学者做到一定的地步，对专业就容易排斥。我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就说过，白庚胜今天民间文化，明天民俗学，后天到底要干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懂，所以我先要博。博了以后我要有个约的过程，博而反约。我不能就纳西而纳西，我不能就东巴经而东巴经。我们有的同志一辈子一个人，一本书。也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像陶老师这样的胸怀宽阔的人，容纳各种学科的人，打碎它，自己重新组合它。有点像考古学家，瓷片散了一地，你把每片瓷片捡起来，重新复原成一个瓶。这也是一种了不起的通才。既需要很专业的专才，同时也需要很博的通才，通才和专才我们国家都需要。不能以通才贬低专才，也不能以专才对通才进行否定。中国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就像这个博物馆，从站岗的保安到馆长都需要，缺谁都不行。所以陶老师在这方面包容的精神我觉得特别钦佩。
陶老师还有两心，不是花心的意思。一个心是爱心。爱人者恒为人所爱。对我们这些学生，每到假期，在老师家喝酒吃饭是免不了的，喝茶是最差的。陶老师宁可自己过很贫困的生活，但对我们各个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界的朋友特别尊重。这些人在北京没有多少市场。北京是明星，大腕，政治家，老板的世界。我们民间文艺，民俗学界虽然支撑着国家的精神大厦，但在社会上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我们民俗学界的各位老师，彼此都很尊重。陶老师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像我这样一个黑不溜秋的人，照样坐饭桌，不管什么纳西，摩梭一块来，所以他也爱惜。我们很多人得到陶老师的爱，白薇老师刚才说的特别好，这种爱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都得到过他的雨露，得到过他的春风，春风化雨的那种爱，感染我们，所以陶老师有非常强大的爱心。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里面一个本质的属性，宽容，爱心。
还有一个心呢，就是责任心，他有很强的责任心。当中国民俗学会的副秘书长、副理事长，是负责任的；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以致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他是负责任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像杨亮才先生，魏泉鸣先生、王克勤先生等，他们都为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做出过贡献。我自己后来也被稀里糊涂地推选过一任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的会长，但它的创始者是老一代的学者。
陶老师有很多优秀的品质，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限于时间，拙于口才，我就谈到这里。
最后我代表我自己和我的夫人，我的孩子，忠心地感谢陶老师教育之恩，祝陶老师健康长寿。
       邹明华：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座谈会，谢谢大家的热情洋溢的精彩发言，最后请陶老师讲话。
陶立璠；不是讲话，是答谢。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样的聚会，在这样的生日聚会上，许多同仁、朋友、学生们畅所欲言，说的都是真心话，使我感动，但给我的感觉是本人何德何能，承受这样多的溢美之词和鲜花的簇拥。我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鞭策。如果说在我从教的40年中，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鼓舞着我，给我动力，首先要感谢今天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学界的朋友。因为在事业的道路上我每前进一步，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我不能贪天之功。所以今天与其说是为我祝贺生日，不如说大家给了我一个答谢大家的机会。衷心地谢谢大家。我会珍惜这一切，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邹明华：座谈会就开到这里。晚上有寿宴，千万别忘了参加。再次祝贺陶老师古稀华诞，祝寿星健康长寿。
原载：《耕耘与收获》——陶立璠先生古稀华诞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