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爱德华

9月28日下午2点30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2016级新生开学暨“河仁奖学金”颁奖典礼在南大仙林校区河仁楼孙本文-潘菽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所长范可教授作为教师代表进行题为“珍惜机会，重塑自我”的演讲。全文如下：

今天，很高兴能在这儿以这样的方式与今年新入学的同学见面。我并不善于面对公众演讲，虽然严格而言，现在我所面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因为在座的许多人是我的同事，我们经常见面，彼此相识。而我们的新同学们，我相信你们也不是象听演讲的大部分听众那样与演讲者素昧平生，可能就在演讲中见过一面，此生今后不再有缘相遇。由此，我们开始接触社会学上的重要概念——“共同体”或者“社区”。你们来到这里，我们渐渐地相互认识，互相关心，经常一起进行研讨，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和院里、学校的活动，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一个认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由相互认识的个体组成在一起，并在生活中经常互动，这就是共同体。一个共同体，如果里面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互不认识，且从未见过面，这样的共同体就是想像的共同体。这是刚刚去世不久的著名学者安德森的看法。

一个人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进入了一个新的群体，面对着是新的环境，即将过起新的生活，这有点象人类学者进入一个对他或她而言全然陌生的社区。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里，如何进行自我调适？如何使自己尽快融入这个集体？一句话，如何在这样一个群体开始自己的生活？这是每一位新同学都会问自己的问题。当然，你不一定会这样问，但你的憧憬、你的焦虑，实际上就是由这类问题编织成的。

是的，每一个人告别中学时代进入大学都是人生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大家可能会想，从中学到大学，这不是很自然吗？好像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的确如此，但并不完全对。在社会进入工业化之后，识文断字才成为基本要求。现代学校教育是工业化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学校教育不是一个社会要求。进入工业化社会，职业的分化与社会分工，尤其是各种新的机器设备和新的技术的出现，你要掌握它们，就必须要有最起码的文字能力。因此，社会出现了对文凭和证书的要求。所以，教育并不是你个人的事，其实质是一种内化了的社会压力，但你却能欣快地服从它，并且被驯服。这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总结了我们学科的祖师爷之一——涂尔干的一些观点。

在前工业社会，文字能力被控制在特定的阶层和达官贵人的手里，社会大众基本是文盲。社会大众对于有点知识，哪怕只是初通文墨的人都非常尊敬。这当然与文字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关。今天，我们如果到过乡下，依然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人们对于读书人的尊敬。当然，此时的文字已经不再为统治阶层所垄断。当年，我为了写博士论文下田野。我还记得，到达我所调查的那个社区是一个下午。镇里一位领导听说我来了，赶紧让人把我拉到镇里的中学。我心里十分纳闷：把我拉去那儿干啥。到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那天下午正是那所中学田径运动会闭幕式，在闭幕式上要颁奖，给优秀运动员挂上奖牌，所以是把我特地请去当颁奖嘉宾。虽然，整个过程非常搞笑，但却让我深深感觉到村民们对有文化，受过教育的人的尊敬。

接下来，又有一件事进一步映证了这一点。当年的冬至前后，当地许多重修的祠堂装饰一新，村民都在为宗祠的重新开张做准备，要在冬至那天祭祖。这是件十分隆重的事情。由于宗祠重新开张，在祭祖之前需要把许多的神主排位请上神龛，这叫“晋祖”。晋祖仪式中的一个环节，需要有人在神主牌上将“主”字上那一点描红。这在过去都是由公认的乡绅来做的。大家知道，乡绅阶层早就不复存在，这就使得老人们感到为难。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当中没人有资格来点这主字。怎么办呢？有几位老者突发奇想：范可不正在这么嘛，他是美国的博士，就请他吧。于是，几个老人议论起来。当时，我在边上与另一群人聊天，但我清楚地听到那些老人们在说什么。后来，其中的一位老人说，这可能不太妥当，怎么能请一位与我们非亲非故的人来做这事情？我感到十分庆幸，否则我就得套上长袍大褂，戴上红绶带，还得去学一套什么“采天地之精华”之类的仪式语言，在祠堂内“表演”。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读书人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当然，那位老人的话也使我感到，在田野中要真正成为所谓的“局内人”还可真不容易。

我说这些并不是认为读书人就比其他人高贵，完全不是！我也不是说，读书人就必须得到特殊的尊重，完全不是！我们都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完全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社会所普遍的接受的基本价值之上。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有人因为特殊的背景、拥有的财富和官阶，而获得殊荣或者特殊的尊重。但是，很不幸，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这是个事实。然而，不管怎么说，对读书人那种特殊的尊重总比对官员的尊重要好得多！社会对读书人的尊重说明人们对受过教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着更多的期待。大家进入大学，成为了读书人，因此，不要辜负社会的期待，要充分利用大学四年的宝贵光阴。这点必须要很清醒，因为时光一晃而过，大家都不要日后为没有好好利用时间而后悔。

大学如果和中学一样就不叫大学。在中学里，你所学的内容无从选择。在大学里，自由度就大得多，尽管中国的大学和国外的大学相比还是受到许多限制，但与你们所上过的中学相比，那完全是另外一方天地。在这样的环境如何才能让自己觉得不在浪费时间？我以为首先你要喜欢你所学的，即便你在上了些课之后，对社会学到底是否是自己真正的兴趣产生怀疑，那你也得想着找出自己的兴趣所在，因为社会学所涵盖的面是如此之宽，内容是如此之多，一个人是应当能从中找出自己的感兴趣的东西。当然，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不少僵化之处，在国外的大学里换个方向很容易。他们叫做“主修”，我们叫做“专业”，但从这用语区别我们就可以看到分类系统影响到思维和制度涉及。“主修”当然容易换，换专业不啻为改弦更张，操作起来当然要困难些。其次，寻找自己的兴趣时最好不要去考虑日后就业。我们不应脱离实际，但过于实际不免庸俗。作为学生，都应该有一段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过程。只有找到自己所兴趣的内容、所兴趣的方向，读起书来才会更有意思。我在海外求学时遇到一些朋友，他们为了便于日后容易找到工作能够在美国留下来，转到了就业前景不错，但之后发现却是自己极度厌烦的工作。结果呢，见了面就抱怨生活十分无趣。第三，我们的中学教育对学生的培养忽视不少重要的方面。我们缺乏对人的想象力的培养，缺乏人文的陶冶。而一个人的人文素养需要多方面的熏陶。哥白尼曾经说过，不要让让幻想给诗人们独占了。可见想象力并不是文人骚客或者艺术家的事情。从事科学需要想象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需要。作为学生，应当充分激发自己的想象力。爱尔兰文豪肖伯纳说过，“想象是创造的开始。你想像你所愿，你将是你所想像，而至少，你创造了你所愿”。所以，想象力不仅是创作的需要、科研的需要，也是做人的需要。

从肖伯纳的话，让我们将话题转到重塑自我上。注意，是重塑自我，不是重新做人，那是对刑满释放的人说的。肖伯纳说，想象力至少会使你创造了你的愿望。换言之，它可以塑造你自己。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大概许多人都没想过，我们所从事的职业也常常是最初始料未及的。一切好像都很自然，水到渠成。如果说当初我们这代人都如肖伯纳说的那样去想像的话，或许今天未必是现在的我们。这里，我并不是暗指我对我所从事的职业有所后悔。当年，我这代人读大学时，单位制度还在，毕业也无需找工作，而是“国家分配”，无从选择。人都有惰性的，在那样的体制下，你不会有更多的想像。那种状况对有些个体而言，未必不好，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并不是好事。

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大学毕业之后，你将面临着许多选择，而机会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即便你的背景再好，大学毕业也是人生的一个关口。大学毕业典礼不啻为我们人生中的一项通过礼仪。英文里毕业典礼叫commencement，它的意思与其叫毕业，不如叫“始业”。我们这一代人毕业时无从选择，要么服从分配，要么考研究生。现在不一样了。选择多，说明社会更活跃，更自由了，但选择多却也是许多人的烦恼。记得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段描写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准备出门，却为了衣服太多而不知穿什么好哭了起来。佛洛依德曾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专制制度？那是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过多的选择是一种痛苦。大家日后会有许多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有许多现成的职业在那边等你，而是你将自身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职业市场有着许多职业可供选择，而一种职业内又有许多的公司、单位等可供选择。为了得你所选择的其中之一，就必须努力争取。我们经常会遇到两难的抉择，这些都很烦恼。为了面对未来就必须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就意味着你应当重新思考自我，定位自我，挥别过去的部分自我。你们很幸运，成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一员。我相信，你们的南大岁月将在你们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什么？因为你们有了一批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使命感的老师，他们的敬业与批判精神将让你们领会到许多在中学里无法得到东西。你们将披他们的教泽，在知识的殿堂里遨游。

重塑自我首先意味着你们应当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甭管你在中学里是什么学霸、状元，到了大学，你只是个普通学生。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在知识的海洋里，只有感到自己的无知，才可能有所进步。在大学里，你们可能会从老师的讲课里学到一些彻底颠覆你们在中学里所学到的所谓“知识”的知识。在老师们传道授业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老师们可能并不按照你们所想象的方式将你们引入知识的殿堂。可能许多课程并没有你们在中学里已经习惯的那样——有一本课本或者统一的教材。那些课本和教材其实都试图代替我们思考。一些原本可能有着不只一种答案一种解释的现象与事件，在教科书里往往只给你一个答案或者一种解释。因此，教科书向我们所传递的真正的知识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它们更多的是说教。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每一位学生的头脑格式化；因此，如单靠统编教科书来培养学生，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千人一面。而一个在思考方式和知识结构上趋于同质性的群体，潜在的创新能力肯定远低于在这一方面充满多样性或者异质性的群体。所以，通过应试教育进入大学的同学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你们的头脑事实上已经被格式化，而且是被权力格式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我们可以破除旧有的格式重新格式化——如果重新格式化意味着解除旧有的束缚，学会反思，通过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来汲取知识的养分，对所有的“现状”（status quo）都持有一种批评的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我们应当学会对权力保持距离，同时也与这个喧嚣和浮躁的时代保持距离。我们应当勇于对不平等与不公平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情底层、同情弱势，是对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的人的最起码要求。社会学的诞生是因为19世纪大工业发展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在社会学的奠基人看来，社会病了。他们主张，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社会进行诊断，因此需要研究社会问题。所以，作为社会学的学生，你们也应当参与诊断和治疗我们这个社会病态的一面。如果当你们看我们的社会和体制时，看到的是它们的不足、它的们病态、它们的不公、它们的不合理，而不是它们光鲜的外表，那你们就是合格的社会学学生。著名学者萨伊德在他有名的“论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不敢妄称是自己是知识分子，但他的一些警示在我们所处的大环境里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们应当有“自我放逐”的精神，而且应当勇于向权力吐真言。如果我们的同学在几年之后离开校园时有了这样的批评态度，那么，作为教师的我们，将倍感欣慰。

其次，重塑自我还意味着挑战自我。有人说过，自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惰性，诚哉斯言。惰性可以体现在身心上，有些人四体不勤，有些人懒于思考。这些或许都与我们过去的成长经历有关。过去，人类学上有个“文化与人格”学派，该学派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相信个体早期经验对一个人人格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个学派尤其关注“儿童养育”的问题。他们相信，每个文化的父母如何带孩子有自己的模式，这会形成一个文化的基本人格类型。当然，这种所谓基本人格类型并非不能改变。一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会使一个人的性格发生改变，这已经得到许多证明。同时，社会环境改变会导致固有的一些结构性的东西发生变化，这也得到了证明。景军教授编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喂养中国的小皇帝》。这本书就有一些例子说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小孩成为家庭的中心，而且随着“儿童食品”的出现，家庭权威的翻转至少可以在饭桌上体现出来。换言之，过去无从选择——因为过去我们传统观念里没有“儿童食品”这样的类别，一家人吃什么完全是家中老人说了算，但到了80后的一代，情况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问题？这是这本书考虑的问题之一。

无论我们是否持有弗洛伊德式的立场，无论是否有着景军教授的研究所描写的那种经历。重要的是，我们的成长过程使我们既有一些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之处。这些都是与我们的习惯联系在一起，而通过一个人的习惯我们可以对一个人产生某种印象。我们当然没有必要生活在别人的注意力里，但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的习惯有哪些是应该改变的。这些习惯包括生活上的习惯和所习惯了的思维方式。有位学者叫孙隆基，他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很深，写过一本非常有名且有着巨大争议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还写过一些文章发表在一些半学术的杂志里。他曾经就中国人的人格类型写过系列文章，把中国人的人格类型划分为“开裆裤人格”——听来有些不太严肃，但也不无道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有关人格成长理论经常被批评为“泛性欲论”。在他看来，“性欲”是人格成长的动力。一个人的成长经历过几个时期，每个时期我们的性欲通过不同的器官达到满足。这套理论也被人类学家运用来考察所谓的“国民性”问题。孙隆基的文章也是这样一种路径。他所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会缺乏“公德”——最近人类学家阎云翔也在关心这样的问题。在孙隆基看来，中国的父母们人格成长的所谓“肛门期”让孩子穿开裆裤以便便溺，而且显然允许随便便溺。这种童年习惯影响到成年之后随便吐痰等缺乏公德心的行为习惯。你要是相信这样的联系，那就太幼稚。但是，一些不良行为在我们社会比较普遍，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如此？当然与许多人的家庭教养有关系。因此，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需要看看，自己是否在哪些方面不良于行？这应该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改变掉一些不良习惯。

而对于一位大学生而言，改变所习惯的思维方式，凡事多问个问什么，对于一些既定的陈述应当问问是否有道理，对于一些新奇的观点更应该了解道理在什么地方，等等。总而言之，作为大学生不应消极地接受来自老师和来自书本的信息与知识。你应当懂得过滤这些知识与信息。消极地接受知识是我们的习惯，我们应该改变它。今天，我们的世界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何谓全球化？简单而言，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的网络已经拓展到世界的所有角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很可以被发生在数千里之遥的其他事情所型塑。通过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海量的信息——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对于过量的信息，我们要懂得甄别，更不要因此忽视了书本的阅读。

第三，克服自我还意味着战胜自我。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我们大部分人终其一身可能都难以做到这一点。我觉得战胜自我就是我们不断地与自己的另一个自我——或者说是本原的自我——进行抗争。俄罗斯大文豪托尔斯泰一辈子都在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努力超越自我。我等凡夫俗子，自然无法与托翁相比。但是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哪怕是一丁点儿超凡脱俗的追求，那就白来上一趟大学。我们这一代人有许多人都读过影响了几代人的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激励过许多年轻人，因为克利斯朵夫的成长经历就是一个不断地克服自我，战胜自我的过程。这本书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被批判为个人奋斗的典型，是为大毒草。因为那个时代欢呼的是一种虚妄愚昧的集体主义精神。一个人追求闻达不是罪过。我们虽然不求闻达，但并不意味着克利斯朵夫对于我们毫无意义；我们也难以真正战胜自我，但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改变自我，也能够因此而改变和重塑自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相信，由于你们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沐风栉雨，老师们的薪火才得以相传；我也相信，筚路蓝缕，必将玉汝于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