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哲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
霍桂桓
一
包括文化哲学研究在内的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需要吸收本土的传统学术资源,这似乎没有必要专门探讨其方法论问题,其实不然。这并不只是因为作为“点金术”的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具有更加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建设性意义,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各种探讨和吸收,往往要么表现为通过搬用某种西方哲学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剪裁式”的梳理、探讨和论述;要么表现为研究者以极富主观色彩的、通过“寻章摘句”而“六经注我”的方式,来探讨和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之作为自己研究论述的注脚。这两种做法虽然有诸多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则是既清楚地表明了它们都无法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些学术资源,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我们进行这个方面的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那么,这两种有问题的做法为什么会出现呢?
前一种做法之所以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者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作为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惟理智主义研究模式所具有的,是重预成、重形式化分析、重严密的精确推理、重理智性知识、重向外求索的基本特征,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具有重生成、重体验、重描述、重综合、重内心修养的基本特征。因此,照搬那种只集中关注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维度的研究模式来探讨和梳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且,这种惟理智主义研究模式是以自然科学、特别是以牛顿力学的研究模式为典范的,实际上只擅长探讨由自然界物质对象构成的“物事”,而对社会生活本身这样的“人事”的研究则往往捉襟见肘,因而是难以恰当地探讨和研究以人伦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思想的。
就后一种做法而言,研究者虽然没有明确表明自己究竟使用的是何种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以寻章摘句的方式进行“六经注我”,却不仅忽视了存在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与今天的具体语境和研究者之间的时空差异和人生境界差异,而且也忽视了下面这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这些思想资源都脱胎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都具有囊括万有而非直接针对文化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从这种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既具有非常突出的主观随意性、很容易流于歪解歪批,也会因为把这些思想资源看作是处在与今天完全相同的时代脉络之中和人生境界之上,因而在不考虑其中某些具体观点的原始生成语境和特定所指的情况下,便把它们机械地抽出来加以演绎和发挥。因此,这种做法实质上也和前一种做法一样,仅仅着眼于被解释对象的共时性维度,既忽视了这种学术资源的历时性维度,也忽视了由于这种历时性维度而出现的具体含义的重大变化。因此,这种做法也同样没有弄清楚,究竟如何才能恰当地看待、吸收和运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没有在这个方面达到方法论的自觉。
我们可以说,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上述有关当今文化哲学研究究竟如何恰当地看待和吸收中国资源的问题只具有局部的方法论意义,但是,这些围绕着理解的正确性而具体表现出来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关键性组成部分。因为哲学研究者对现实的抑或以往的社会世界及其理论表达的探讨和研究,实际上既涉及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涉及以这种理解为基础的各种社会互动过程,涉及研究者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的理解;同时也必然从反身性的角度出发,涉及研究者本人对自己的研究方式和过程的理解和批判反思——显然,无论这里作为被研究对象的人际理解和社会互动过程、还是研究者的被批判反思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过程,实际上都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看不到这些本质差异,特别是假如从根本上忽视了“人事”所特有的主观人文特征和生成过程色彩,那么,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乃至对其他以“人事”为主要内容的所有各种学术资源的探讨和吸收,便充其量只涉及它们的共时性表面内容和表述形式,难以恰如其分地把握其实质内容,而这样一来,显然就难以避免出现削足适履或者歪解歪批的情况了。
二
从这里所强调的哲学方法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尽管由于与研究“物事”的哲学方法论所取得的进展情况相比,迄今为止,以“人事”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仍然是既肥沃广袤、又布满荆棘的处女地。因而我们在这里只能非常概略地提出问题,而不能进一步系统地讨论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勾勒一个基本思路、提出几个基本要点,在就教于广大学界同道的同时,为这个方面的后续研究做些初步准备。
总的说来,探讨和研究以“人事”为对象的各种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都需要遵循这样的基本思路:
第一,既然被研究对象是“人事”,这种研究就必须真正面向现实的和不断生成发展的社会世界,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合于研究这种对象的研究方法,而不是通过把“人事”转变成“物事”,运用主要适用于研究自然界对象的抽象化、形式化、纯粹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应当通过探讨产生和构成“人事”之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研究现实社会个体因此而具有的社会层次、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通过真正触及“人事”而认识和把握“人事”,最终达到从根本上正确认识和把握人文世界的基本内容和本质特征的目的。
第二,社会世界本身是由现实社会个体通过各种社会互动过程和生成过程而构成和发展的,而且,研究者本身也是这些社会个体之中的一员,所以,这种研究必须真正面向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生成过程,逐步探讨并运用真正适当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把这样的个体客观化、凝固化、形式化;研究者应当通过切实研究处于现实社会脉络之中的人际理解和社会互动过程,来把握这种对象的动态生成变化过程,从而在逐渐摸索和掌握适当的研究方法的同时,真正能够从实质内容和表现形式有机统一的角度出发,全面把握这种对象的基本内容和来龙去脉,为达到理解的正确性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由于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社会世界和现实个体都处于不断的生成变化过程之中,所以,这种研究必须真正面向“过程”,通过充分重视和引进被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动态发展维度,逐步探讨并运用能够行之有效地对过程进行研究的方法,而不是仍然自觉不自觉地直接照搬上述惟理智主义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更不能通过把这种历时性动态维度机械地还原为共时性静态维度,而进行形式化的探讨和研究;研究者应当通过确定这种惟理智主义研究模式的有效性限度,努力把针对被研究对象的共时性现状维度的共时性方法,和针对其历时性发展维度的历时性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三
根据这种基本思路,我认为,探讨包括文化哲学研究吸收中国资源的方法论问题在内的、以“人事”为对象的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需要着重注意和研究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正确解决研究者的人生境界与被理解的特定资源所隐含的前贤的人生境界的差异问题:概略说来,研究者要想保证理解的准确性,就需要实现自己的视域与被理解者的视域的融合(这里借用了伽达默尔的术语)。而从根本上说,这些具体“视域”无一不是特定的、包括学术素养在内的人生境界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视域融合所涉及的理解过程的各种历史维度,无一不是通过特定的、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理解者的人生境界,与被理解对象所隐含的特定历史主体的人生境界的逐步趋同过程,而具体表现出来抑或“折射”出来的。所以,对于我们这里强调的方法论研究来说,这个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根本性意义。
第二,如何正确解决被解释资源本身的共时性现状维度和历时性生成维度的关系问题: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对象之所以成为对象,都是因为它经历了某种特有的生成过程而实际存在着;在这里,作为有待理解和吸收的“中国资源”的研究对象不仅不例外,而且,它们那更加突出的共时性预成色彩,往往会掩盖它们的历时性维度。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逐步摸索和形成恰当的历时性方法论视角,并努力将其与共时性方法论视角有机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对这种对象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恰当的吸收利用。
第三,如何正确解决研究者的当前情境与被吸收的特定资源之情境的时空差异问题:从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社会环境和具体生活氛围角度来看,任何一种产生于以往不同时代的学术资源,无疑都包含着与我们今天情境的诸多不同,这些不同实际上都是以时空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真正重视和研究被吸收资源的历时性生成变化维度及其具体表现,准确而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差异及其重要意义,对于解决我们这里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
(霍桂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9年03月17日 11:33:32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