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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岗：论“抉心自食”：写于新思潮一百周年——“学术之光”第一讲

　　

        8月31日晚，在同学们的热切期盼下，中文系研究生前沿学术讲座与拓展训练课程“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在南校区中文堂105室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中山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山大学中文系主办、中文系研工办和中文系研究生会承办。第一场讲座由林岗教授主讲，现场座无虚席。
　　林岗教授以“论‘抉心自食’——写于新思潮一百周年”为题，与同学们分享了他对新思潮运动的再认识与再思考。他认为，在冷战结束与意识形态纷争落下帷幕，近三十年的建设彻底结束了近代国家地位的危机之时，应该对新思潮运动作“忘却之后的纪念”，反思正当其时。
　　林岗教授先以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为例，带领同学们从世界史的视野观察国家从古代性向现代性转型的过程。接着，他又用“逆接”来形容中国从古代性向现代性的转型。其后，林岗教授引入“自噬”这一生物学概念，认为新思潮运动是一次“抉心自食”的文化自噬，文化自噬是社会主体选择通过自我攻击而寻求对极端变动的环境的适应。林岗教授向同学们提出了一道应该思考的问题：中国如此剧烈的文化漂变带来了什么？沉淀了什么？在林岗教授看来，新思潮运动通过文化自噬阻隔了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并且由此建立起来文化的普世主义认知，但是，新思潮的普世认知是有缺陷的：它把具有一时有效性的普世认知误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视外来物为金科玉律而对传统不以为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品格。最后，林岗教授认为新思潮运动“逆接”之后，本当“顺守”，现在应到竞“顺守”功业之时了。
　　林岗教授精彩的演讲让同学们大受启发，在互动提问环节，师生间的问答产生了思想碰撞的火花。林岗教授就同学们的提问做了耐心的回答。他赞赏学生敢于反驳发问的精神，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同学能够独立思考。他告诉同学思考中国文化传统的起落不应做预设，而应回归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他希望同学们对传统文化及五四以来的文化都应抱有温情与敬意。
　　“学术之光”研究生前沿学术系列讲座第一场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圆满画上了句号，我们也期待接下来的讲座能够延续传统，取得更好的效果。

作者：文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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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勇：从“关公戏”的演出看伶人的精神信仰——“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二讲

　　9月1日晚，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的第二场在中文堂105顺利举行。本次的主讲嘉宾陈志勇副教授就“禁忌与禳解——从‘关公戏’的演出看伶人的精神信仰”的主题展开了演讲。。
　　幽默的陈志勇老师以“在这个淫雨霏霏的晚上，让我们一同谈谈一些‘神神鬼鬼’的事”为开场白，一扫天气带来的阴郁并充分激发了同学们的好奇心。演讲一开始，陈老师细数历史人物关羽在各个时代被追封的情况，介绍关羽的“封神之路”。关于关羽的民间信仰，催生了祭祀与关公戏等特殊的活动。此处，陈老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在梨园行中，扮演集人杰、鬼雄、神灵于一身“关公”的伶人，在演出时有怎样微妙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二、他们又是如何处理各种与关公相联系的演出禁忌？ 三、在演出禁忌习俗背后又掩藏着怎样的伶人共同文化心理？
　　针对这三个问题，陈老师一一展开陈述：一、戏剧伶人演绎关公时要让形象和心理尽可能与关公贴近，这就类似于祭祀中的“尸”，让“关公戏”演出有降神演剧的功能，神境与戏境融合。这就造成禁忌场的生成。二、因关羽为“厉鬼”，伶人因恐惧对禁忌有诸般谨慎的处理：如阻断真身、点破脸谱、烧祃子解除附着等间离接触的手段；供奉神像、沐浴斋戒等虔诚敬奉的手段。三、通过几个近代名伶的生动事例，解释了这些禁忌的文化心理来源——通过将一些事件的偶然性同违反关公戏禁忌的必然性相联系，这种联想让人们畏惧因违反禁忌而遭到鬼神报复；而观众对于关公“降神显圣”隐秘心理的预设，助推了“关公戏”演出禁忌场的强化和扩大。演讲的最后，陈老师简洁有力地进行了总结：“关公戏”艺人对演出禁忌的禳避，集中体现了他们高超的生存智慧——不仅在整个社会关公崇拜的“禁忌场”中保持了信仰的顺从，同时还维持了自身禁忌心理的平衡，满足了寻求精神平安的需要。伶人是智慧的游戏者。
　　陈志勇副教授在讲座结束后解答了在场同学关于当代禁忌新情况的问题。讲座让同学们获益不少，同学们再一次体会到了中文系老师们的学术风采。

作者：杨婧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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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洪伟：谈谈语法知识在古书解读中的作用——以《论语》为例——“中文之光”系列讲座第三讲

　　9月2日19时许，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的第三场于中文堂105正式开始。本次讲座历时两个半小时，由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的孙洪伟副教授主讲。
　　孙老师首先向同学们介绍了阅读古书所需要的基本知识，着重提到了古代汉语语言方面的知识主要包括词汇、音韵和语法三大方面，其中尤以词汇及语法知识对读通古书所起的作用为大。以《论语》一书为例，词汇方面，孙老师列举了“时”、“雅”、“养”等词作为例子，分别引述历代注疏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逐条辨析。论证中老师讲到，应当关注语料的共时性，去理清词义项的历时演变，从而得出符合文本语境的判断。音韵方面，则根据上古音韵部的关系，证明俞樾在《群经评议》中针对《论语·为政》“知之”读法的观点确实有误。语法方面，孙老师分别从实词用法、虚词功能和句式语法意义的角度来探讨历代关于《论语》句读等方面的疑议。在实词用法上，老师强调了“闻”作为瞬间动词的特性，多义词“与”的动词义运用过程中动宾搭配的规则，并且从应用的合理例子（朱子集注解“色难”）与误读的例子（汉儒释“色难”）两方面来评价训诂中普遍存在的“增字为训”。对于虚词功能，老师则以“与”和“而”出现的位置，连接成分性质的不同来确定“而”的语法作用，从而肯定孙钦善《本解》说法的合理性；以“得”作为助动词，同“能”出现条件的差异辨析出一个语义上表客观、一个强调主体能力的区别。最后涉及到句式，老师用归纳比较，详细而综合地分析了“有……者”句式以及“何有于……”句式，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
　　在解说提问环节，孙老师也向存疑的同学解释了《论语》注疏如林，各说纷纭的原因，并勉励大家多多思考，择善而从。经过这次的讲座，同学们纷纷表示学到了很多。希望接下来的讲座也能带给同学们更多的知识与启发。

作者：韦玉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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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冰茹:女性主义理论与新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四场

　　9月6日晚，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第四场在中文堂105如期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为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郭冰茹教授。郭老师以“女性主义理论与新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为题，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讲座围绕关于女性主义理论的三个设问展开，即“女性主义理论建立的合理性是什么？”、“女性主义理论是否能知道具体的创作实践和妇女生活？”及“女性主义理论在现实生活的启蒙程度？”郭老师首先指出：五四为传统女性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创造了条件，但如何成为“独立”的“个人”却是女性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其后，郭老师以新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为线索，通过梳理百年来新女性的成长轨迹为这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回答。
　　郭老师以历史与文学中的女性为例，指出女性主义理论建立的合理性在于不容忽视的女性诉求与权利。紧接着，郭老师通过分析鲁迅、庐隐、苏青、张爱玲、丁玲、冰心等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形象及相关作家的个人命运，阐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对创作实践及妇女生活的指导作用，并指出新女性建立自身性别认同的过程也伴随着选择相夫教子抑或投身社会的分歧，而此种分歧直到建国后才逐渐消失。
　　郭老师认为建国后妇女解放已不再唯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新中国俨然成功地实现了男女平等。她以李小江为例，说明了“女性的雄化”与“男性的雌化”已逐渐形成了新时代社会性别结构的特征，女性形象的变动也要求男性做出相应的转变。随后，在谈及当下的女性书写时，郭老师指出新世纪以来的女性创作已不再强调性别经验，小说文本也呈现出了多异性，性别建构的价值标准亦变得含混而多元。郭老师总结到，新文学的文本实践告诉我们性别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半生；两性关系由于女性自己的不断变动，也必然要不断经历调节与整合，女性的独立与平等依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郭老师的演讲使同学们收益良多，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作者：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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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侠:文学性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五场

　　9月7日晚，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第五场在中文堂105如期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为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导师陈林侠教授。陈老师以“文学性与当下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为题展开了演讲。
　　陈老师首先指出“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是电影文学性研究的核心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一部影片文学价值的有无便已成为衡量其好坏的重要标准。尽管电影并非文学的复制品，但文学对电影的巨大影响显而易见，历数中外电影佳作，皆具较高的文学价值。
　　接着，由“电影文学性”的话题展开，陈老师谈到了中国电影的文化竞争力问题，他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根植于“传统”，在全球多元文化的竞争中，电影具有特殊的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及其文化产业便已成为全球产业升级的重要标志，世界各国竞相争逐。回顾国内电影发展，自90年代至新世纪初，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90年代，以《霸王别姬》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艺术片，借助国际电影节获奖的路径，进入了北美市场，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武侠片异军突起，在新世纪初期便以上亿的票房记录，在海外大放异彩，并形成流行浪潮。
　　然而盛极必衰。06年后，武侠热逐渐失温，中国电影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面对当下中国电影发展停滞不前的现状，陈老师认为“文学性的缺失”是其症结所在，具体而言，则是叙事思维方式的凝滞单一，审美经验的老套陈旧以及隐喻修辞的匮乏。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沿循好莱坞大片模式，简单强调视觉冲击与影象奇观，忽视创意、话语、意义生产等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必然造成海外市场的萎缩与文化竞争力的下降。革故鼎新，只有深刻理解与把握电影的文学性，落实内容生产与文化创新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电影及其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而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这仍然是一条漫长的探索之路。
　　陈老师的演讲让同学们耳目一新，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作者：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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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诗海：说“有”与说“无”——“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六场

　　9月8日晚7点，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的第六场在中文堂105室开始。讲座未开场之前就已座无虚席，随着讲演的进行，气氛更为热烈。何诗海教授为时两个半小时的精彩讲演，赢得了来自全校各院系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何教授引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有”与“无”的内涵，从《老子》的“有无相生”、“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讲到到赵元任先生在学术研究方法论上的意见——“说有易说无难”。接着分两脉，通过具体的例证指出学术领域的说“有”与说“无”应当具备的特质。首先，说“有”，指在学术领域提出具有讨论价值的广义存在现象，“有”这个现象本身应当具备独特性和真实性。何老师以贴近现实生活的角度略举数例（其中包含了颇为风趣的对比隐喻）来强调“有”的独特性和真实性，让在座的不少同学产生了会心共鸣之感。至于如何合理阐释“有”的问题，何老师以训诂学中经典的《离骚》“落英”阐释案例，理清了“落英”词义内容的变化线索，着重表达了赞同孤证反训不可取的意见。同时也通过向同学们简要介绍吴承学先生的《小雅·采薇“哀乐”辨》与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来一窥学术大家治学严谨的论证过程。
　　接下来，要说“无”。研究者对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状况必须非常了解，以尊重事实为前提，着眼点要高，视野更要宽阔。何老师举了东晋应制诗萧条的现象来探寻其背后的文学史意蕴。至于文学史上“有”、“无”的中间地带，何老师则推荐程千帆先生、沈祖芬先生的阐释，并介绍了对唐人七绝诗所述有无的看法，带入了思想史背景以及对宗教因素的思考，最后以自身的体验融入对《坛经》、《金刚经》关于“名”、“相”、“空”观点的感悟与阐发结束。
　　在互动提问环节，何老师鼓励同学们多动脑筋，积极发表创见，无论是说“有”还是说“无”都要注意训练论证的逻辑思维。

作者：韦玉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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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冰：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与当代转型——“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七场

　　

        9月9日晚，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第七场在中文堂105顺利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是中文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王霄冰教授。王老师以“民俗学的学科定位与当代转型”为题，为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讲座。
　　讲座围绕民俗学的学科史展开，提出对民俗学学科建设的困惑和思索，并分为“中国民俗学的困惑及其背景”、“学术史的简要回顾”、“学科转型与未来展望”三个部分。王老师首先介绍了民俗学发展的三个困惑：一是传统“田野”的消失；二是民俗学的学科话语权偏低的尴尬；三是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消解”趋势——倒向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王老师指出，随着城市化进程发展，民俗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乡村“田野”正在急剧消失。传统的乡村社会其实有良好的秩序，例如人们所知的“耕读传家”文化和乡土士绅阶层，都是乡土社会的精英元素。如今，村民对许多“神灵”感到陌生。这是一种民俗学意义上的失落。
　　随后，王老师展示了民俗学发展的历程。民俗学起源于德国，是一门研究民族文化的学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始于歌谣研究。1927年，中山大学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民俗学因此定名。王老师提出，在现代中国，民俗学依然是“初生的婴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是民俗学必经的成长阶段。中国民俗学发展还有许多值得努力的方向，例如，应有更好的创新鼓励机制，人才培养和教材编写都需要强化。
　　最后，王老师提出了自己对民俗学今后发展的理解。现代民俗学不应是“人对物”的研究，而应该是平等的“人对人”的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可以在田野调查中形成对话。此外，成熟期的民俗学应该成为中国的学问，而不是依赖于西方影响；民俗学可以向人类学学习，多发展学科分支。
　　王老师的演讲给了同学们很多有益的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作者：陈雨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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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生：汉字的变化与理据——“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八场

　　9月10日晚7点，“文学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的第八场在中文堂105室开始。这场讲座由中文系古文字教研室的杨泽生教授主讲。杨老师以渊博的学识容量、丰富有趣的例证将同学们带入汉字研究领域的殿堂。结束之际，同学们再度响起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杨泽生老师首先界定了汉字的范围，从整体构成、历时书体形态、结构方式、动态与静态五个层面探讨了“汉字”所指的内涵。老师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体，分别列举了不同的字形材料，也对比了同一字在历时演变中产生的不同结构形体，以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汉字体系的发展。
　　在讲述汉字的动态演变时，杨老师提到了汉字改革的进程，从周有光先生的相关文章说到汉字横排的原因，接着引出汉字从商代就业已形成的竖书习惯的问题。杨老师以象形文字为切入口，通过考察书写材料对出土文献的书写布局影响，指出先秦竹简作为主要书写载体的竖长条形制奠定了汉字竖写行款格式的基本面貌。
　　引言部分过后，杨老师着重阐述汉字的变化和变化背后的理据，同时针对不同性质的变化提出了对当今汉字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汉字的变化主要包括四点。首先是数量的变化。就总量而言，由于汉字“生不报、死不葬”的特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历代至今的字书收字量越来越多。就通行字量而言，数目大致是稳定的，但边缘不够清晰，现行的通用规范字表仍然有不能很好满足现代社会使用需要的缺点。第二点是汉字结构方式的变化。历时过程看主要表现为形声字和记号字、半记号字的大量增加。第三点是字义的变化。杨老师举了“面” 字简化合并后义项的增加作为例子，谈到了简化字一字多音别义带来的一些问题。最后一点是字形、用字的变化。老师以《释“怒”》为例，从构形合理性的角度解释了金文中“怒”字形到楷体“怒”字形变化的理据；并且说到地域性因素对这一方面的影响。
　　讲座最后，杨老师在和同学们互动交流过程中鼓励大家多多发现汉字之趣，学会在文字的演变中把握线索脉络，同时多从社会、文化角度来思考变化的原因。

作者：韦玉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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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朝勇：古希腊的荣誉与共同体——“学术之光”系列讲座第九场

　　9月12日19时，中文系“学术之光——中西碰撞与交融”系列讲座的最后一场于中文堂105正式开始。本次讲座主题是“阿基琉斯的愤怒——古希腊的荣誉与共同体”，由魏朝勇教授主讲。现场吸引了大量同学前来听讲，座无虚席。
　　魏老师开场先介绍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特洛伊战争原因的叙述，引出主题。魏老师指出，在希腊文原本的《伊利亚特》中，第一个出现的语词是愤怒。“愤怒”这个概念，成为理解《伊利亚特》和书中人的关键。阿基琉斯的愤怒导致了与阿伽门农的冲突，这是全书的关键，帮助我们理解荷马时代古希腊人对于荣誉的追求。魏老师重点提到荷马时期古希腊人极为重视羞耻和荣誉。对于阿基琉斯来说，他的女俘是他的私人“礼物”，是他从战场上得来的战利品，代表他的荣誉。而阿伽门农蛮横地抢走他的女仆，给他带来极大的羞耻。荷马社会是一种“羞耻文化”，羞耻因荣誉的失去而起。但是这种“荣誉-羞耻”文化认同到了城邦时代发生了转变。荷马时代是前政治时代：城邦尚未形成。“希腊人”作为身份认同的称呼并没有出现，荷马时代的公民共同体就是部落战士共同体。到了城邦形成的希腊古典时期，阿基琉斯因愤怒而导致的个人行为却不受认可了。魏老师说，在柏拉图看来，阿基琉斯个人的愤怒不仅伤害自己的生命，还伤害城邦共同体的利益，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柏拉图主张在一个共同体集团里，应该实现对愤怒的训化，而哲学是途径。伯利克里的演说中要求雅典人爱城邦如爱情人，他用私人语词形容公共情感，这实际上是一种难以达到的政治伦理要求。
　　师生问答环节非常精彩，同学们提了很多受到魏老师肯定的好问题，如：阿基琉斯上战场的原因是为了个人的爱与还是生命的永垂不朽？魏老师解释道，古希腊人的荣誉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追求生命的的永垂不朽，人们不求利而求荣誉，荣誉是不朽之物，这是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时代的价值观，二是荷马时代对于不可见之物的欲望，不及对于具体事物的追求。阿基琉斯作为前荷马时代的人物，他的声名是后人使之传承的，他本身追求的是自己的荣誉。另一个得到魏老师高度赞扬的问题是：《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要求人们爱智慧，把它作为最高美德，难道他希望所有人都追求智慧吗？魏老师说，城邦中不可能全都是哲人，与其说柏拉图想建立一个哲学化的国家，不如说他是表达哲学和政治的对立，用哲学去表达反政治的态度。在《理想国》第九卷柏拉图放弃了哲人王理想，这一点也可作为佐证。
　　讲座在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声中落下帷幕。此次“学术之光”系列讲座，以九堂精彩绝伦的学术讲座开拓了同学们的视野，讲座内容丰富而深入浅出，内容涵盖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字学等学科。很多同学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熏陶，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文珊珊

以上信息见：http://chinese.sysu.edu.cn/2012/discuss/Index.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