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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专题报道

《中国民族报》2008-9-17

写在前头

　　10月8日至10日，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此次高峰论坛旨在促进对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并将汇聚对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发展、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国内外著名学者，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华人社会的宗教和灵性研究指明建设性的探索方向。今年适逢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30年前的1978年前后，我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相继重建宗教学、社会学学科，30年来，这两个学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基本上是各自为营。如何让这两个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学术界需要思考的问题。藉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刊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展开对话，围绕中国的宗教与社会进行探讨。

　　——编者

交流消弭误解 对话增进了解

——访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博士

吴晓群



　　今日中国社会中各种宗教现象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瞩目，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适逢其时，2008年10月8日至10日，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将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中、美、英、加、澳等国的著名学者将汇聚一堂，探讨中国宗教与社会的重要理论问题，推动对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促进中外学者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就这次论坛的有关事宜及大众所关心的宗教与社会问题，笔者采访了论坛美方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的杨凤岗博士。

　　推动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
　　吴晓群（以下简称吴）：以前您研究的是北美华人的宗教，今年您却在普度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支持和资助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转向？
　　杨凤岗：我的宗教社会学博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主要是有关北美华人基督教和佛教以及美国其他移民的各种宗教。我在回国做宗教社会学的调查时，发现在广州、深圳、台湾、香港等地的基督教会里有很多外来移民，这也可以说是移民宗教。
　　长期以来，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主要关注人文学的即教义的阐释，缺少对社会生活中宗教现象的实证研究，更缺少理论的阐释和建设。然而，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在当代中国，旧的信仰体系已残缺不堪，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整体处于失范状态。从迪尔凯姆到韦伯，经典的社会学家都指出了宗教在提供价值观、培养社会道德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宗教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
　　基于这些原因，我自然而然地就转入到对当代中国宗教的实证研究上来。
　　吴：从2004年起，您每年都回国组织宗教社会科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及研讨会，从世界各地邀请著名学者到中国讲学和参加研讨。您的目的是什么？
　　杨凤岗：就是推动对当代中国各种宗教的实证研究。过去20年，中国宗教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一直是文史哲的天下，缺少对现状的关注。我原本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宗教教学与研究，到美国后改学社会学。2000年我回国想做宗教社会学调查，却苦于难以找到理想的研究助手与合作伙伴，因此萌生想法，希望在国内培养一些有能力进行宗教实证研究的学者。这个想法得到国内同仁的积极响应，于是从2004年开始，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举办宗教社会科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同时组织一个为期3天的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几年下来，国内许多大学的教师和研究生参加了我们的培训，一些人从此开始了宗教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宗教学研究只重文史哲的倾向。
　　通过交流减少分歧与误会
　　吴：今年10月，你们将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个峰会？邀请了哪些学者？
　　杨凤岗：今年是中国宗教学研究恢复30周年，也是中国社会学恢复30周年。三十而立，宗教学和社会学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应该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因此，我们决定组织这次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这将是宗教学和社会学分别恢复30周年之际，两个学科走向交叉结合的一次空前盛会，也将是国内和国际著名学者的一次高层次交流。高峰论坛特别邀请了15位左右国外学者和15位左右国内学者。国外应邀参加会议的都是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最为活跃的著名学者，包括宗教社会学“新范式”领军人物——宗教社会学家罗德尼·斯达克，研究新兴宗教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巴克教授，美国宗教历史学家、宗教大百科的编撰者梅尔顿博士等世界一流的学者。国内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博士，著名的佛学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等学者。我们希望高峰论坛能够搭建起中外学者互动交流的桥梁，搭建起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合作交流的桥梁。
　　吴：我们发现，受邀参加的并不都是研究宗教的，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凤岗：我们所采用的是一个大宗教的概念，包括儒学等灵性或精神性的东西。我们对在中外精神或灵性传统中发掘可以成为现实生活的精神资源或精神资本的东西特别关注。
　　吴：为什么美国对宗教问题如此关心？作为熟悉中美两国情况的宗教社会学者，您觉得怎样才能减少两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分歧和误会？
　　杨凤岗：美国对于宗教问题的关心缘于追求自由的精神，对于宗教自由的关心是深入到美国人骨子里的事，宗教自由是美国的立国原则。最早一批到新大陆的移民就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很重要。中美两国在宗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误会。我认为分歧和误会缘于信息的闭塞和交流的缺乏，增加开放和透明的程度，尤其是加强学术界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美国人对任何政府的报告一向都持较多的怀疑，对于宗教界内部、非政府组织、媒体、学术界的信任度则依次增加。之所以最信任学术界，是因为学术界的利益纠缠最小。我们希望高峰论坛能为减少中美之间的分歧和误会贡献一份力量，更希望论坛能够搭建起中美以及中国和西方世界在宗教问题上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
　　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正不断升温
　　吴：有种观点认为中国是世界宗教学研究的热土，近年来国外的中国宗教研究取得了哪些主要成绩？您认为中国宗教学研究未来能够贡献给人类的东西是什么？能谈谈未来几年您的研究计划吗？
　　杨凤岗：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宗教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不断升温。国外有不少学者重视儒学的研究，这次邀请的“波士顿儒家”甚至成为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承和发展者。道教在欧洲有不小的影响，也颇受学术界的重视，据法国学者的观点，道教已经国际化，近年来国际化的道教又返回中国，开始影响中国本土的道教，欧洲尤其是法国对道教的研究非常重视，成绩不小。再如中国基督教，在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后形成了儒家风格的基督教，它既保留了许多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又对其不合时宜之处做了扬弃。中国基督教重视家庭的价值，这对于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基督教是一种匡正。我非常看好儒家与基督教深入结合后产生的新特点，我认为这可能是未来中国宗教和宗教学研究贡献给全人类的财富。
　　近几年在理论研究上受关注较多的是我提出的宗教三色市场理论。这一理论说明了凡存在宗教管制的社会，就会出现宗教的短缺经济，出现宗教的灰市和黑市，这将增加政府管理的难度。这一理论现在证明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解释拉美、前苏联、东欧的宗教情况，适用于解释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情况。
　　未来几年我想做的事情是，在中国进行各宗教伦理与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这项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看作是对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命题的验证。马克斯·韦伯曾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家和道教》两本经典的宗教社会学著作，前者阐明了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生成和促进作用，后者指出了儒家和道教没能在中国哺育出资本主义的原因。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渐趋成熟，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进行上述研究适逢其时。这是一项宏大的研究计划，无论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有重要的意义，我期待着好的结果。



新兴宗教运动：第一代成员的宗教运动

——访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巴克教授

杨凤岗 珺协



　　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新兴宗教研究专家，巴克教授曾担任第一届中美欧宗教学暑期高级研讨班主讲教授。10月，她又将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宗教社会科学高峰论坛。笔者就她对新兴宗教的认知与界定采访了她。
　　问：巴克教授，您对于“新兴宗教”的研究有30多年的经验，请您介绍一下您最开始是怎么对研究“新兴宗教”产生兴趣的？
　　巴克：人们如何相信那些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东西，并且选择了一种我永远不会去选择的生活方式，对这些问题我一直感兴趣。同时，我认为我们应当有能力去理解其他的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人。对于我来说，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加入了一种新宗教是个强有力而又令人兴奋的挑战。
　　问：在您看来，决定一个群体是“宗教”还是“邪教”的主要标准是什么？
　　巴克：“邪教”(cult) 和“宗教”(religion)都有着许多不同的定义。有句俗语说：某个人的“宗教”就是另外一个人的“邪教”。因此，在使用术语时必须非常明确我们赋予它们的定义是什么。宗教社会学者使用几种技术性定义，将“邪教”或“膜拜团体”（cult）同“宗派”(sect)、“教会”(church)或“教派”(denomination)加以区别，但是这些定义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是在非基督教语境里，通俗用语中的“cult”已经成为贬义词，附带着一大堆否定性评价。出于这个原因，宗教社会学者更多地使用“新宗教运动”(New Religious Movement，简称NRM)一词，但是这个术语也有问题。我认为，重要的是描述在特定时间、地点内每个团体活动的具体细节，而不是通过一个标签来暗示一些特点。如果不另作解释，我认为一种有效的做法是把新宗教运动描述成具有第一代成员的宗教运动。这里的宗教是广义的，即对于终极关怀问题给出解答的信仰体系，而终极关怀的问题包括上帝存在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等等。
　　问：您创建的宗教运动信息网络中心与邪教团体观察组织之间有哪些区别？
　　巴克：我创建宗教运动信息网络中心的目的在于利用社会科学的方法，通过提供尽可能客观、公允、可靠、及时的信息，来帮助人们。
　　在西方，被称为“邪教团体观察组织”的机构有3种类型。一类是一般所说的“反邪教组织”，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将宗教运动的害处公诸于众。他们通常游说政府，期望官方控制或者禁止某些宗教运动，他们在建构宗教运动的形象时往往强调其消极方面，而忽视其积极的、正常的方面。另一类是“对抗邪教组织”，这类组织更关注于揭露他们所认为的信仰上的谬误而非行为的不端。第三类是“膜拜团体护教组织”，此类组织关注于描述宗教运动的好的方面，而不理会其可疑、有害的方面。
　　宗教运动信息网络中心与这几类组织都不同。虽然网络中心的描述会包括这些组织所介绍的某些方面，也会描述某个宗教运动的信仰与实践，但是，网络中心不作道德或者神学意义上的判断。网络中心的工作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收集、评定和传播信息。评定信息的方法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论，我们努力从一系列不同的视角收集数据（包括宗教运动的成员及其反对者），同时试图超越仅仅转述所获知的不同观点。比如，我们也许会从媒体报道得知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几个新宗教运动成员自杀了，于是，我们开始琢磨是该宗教运动的哪些方面导致其成员自杀，并通过对该新宗教运动的自杀率与一般人口的自杀率相比较，来追问这个宗教运动的哪些方面阻止或者导致了人们自杀。
　　问：近年来，您一直致力于研究苏联解体后前苏联国家的宗教状况，请问这些国家的宗教有哪些重要变化？
　　巴克：1989年柏林墙倒塌，自由的理想在东欧各地广为称颂。一时间，来自西方的新兴宗教，包括东方宗教，涌入前苏联国家，本地新兴宗教也开始自我兜售，这些国家简直像个新开放的宗教超级市场。不过，蜜月期很快结束了。几十年来受到压制的传统教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公正、不利的地位，许多此类教会开始宣称，皈依任何其他宗教与其说是异端行为，不如说是叛国之举。有些国家采用立法的形式，使少数派宗教难以注册，甚至不能注册，这意味着少数派宗教信徒无法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不过，各国的情况不同，这一点很重要，而且，任何根据一两个国家的情况得出的概括总结，都必定会被其他社会的经验所否定。
　　问：您对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建议和希望是什么？
　　巴克：现在的中国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快速变革的时代，而中国又是一个巨大而多样的社会，这为研究宗教信仰、精神信仰及其如何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得到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希望在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交换信息和想法的时候，中国发展出自己的宗教社会学研究。



中国基督教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组成部分

——访美国加尔文学院裴士丹教授

夏昌奇



　　夏昌其（以下简称夏）：您以前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在19世纪的中国，基督教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洋教”，而应该被看作宗教异端或者宗派。您能解释一下吗？
　　裴士丹：我很关注作为本土宗教的中国基督教。关于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异端和宗派的基督教，最近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证据。Lars laamann等学者较早期的作品显示，在1840年之前残存在中国的天主教被当时的清朝政府看作是与白莲教差不多的邪教。
　　夏：您认为，在中国，基督教究竟是外来宗教还是中国宗教？
　　裴士丹：我认为在1840之前以及差不多1970年（文革中期）之后，基督教是作为一种中国宗教在起作用；在1840年至1960年代之间，基督教则被多数中国人看作是“外来的”。
　　夏：具体到中国基督教的独立教会，他们的历史角色是什么？它们对今天中国基督教有何影响？
　　裴士丹：在1900到1930年代，出现了独立的中国基督教运动。独立教会完全和外国传教士的教会分开，包括真耶稣会或“地方教会”以及一些完全独立于外国领导和资金的中国基督教知名牧师和领袖。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在1920年代大众民族主义高涨、老的教会受到冲击后，出现了一种对外国教会的替代。这些独立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1980年以来宗教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您怎么看待在中国的传教士呢？
　　裴士丹：历史地看，外国传教士在将福音传到中国及圣经翻译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但对基督教来说，我认为只有在传教士离开中国后，中国教会才能够自我发展。如果传教士不离开，中国教会将不会变成彻底的中国教会。
　　夏：作为世界基督教的一部分，中国基督教有哪些自己的特征呢？
　　裴士丹：事实上，中国基督教在很多方面与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非常相似，比如宗派、千禧年主义、注重神迹和治疗等。中国更独特之处在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分为注册的和未注册的两部分，由此带来了在其他地方没有的复杂情况。
　　夏：从中国基督教的政教关系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裴士丹：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回顾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设立了机构登记并监视帝国所有的神职人员和寺庙。其后的朝代一直到清朝也都有这样的机构，目的是控制和监督。尽管蒋介石本人是一名基督徒，蒋介石政府也强制要求所有基督教派和独立教会必须注册。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对“政教分离”的理解是不同的。
　　夏：您能谈谈英语世界里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状况吗？
　　裴士丹：25年前，在美国和欧洲等英语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学者研究这些问题，而且全是历史学家。现在，在这个研究领域每年至少有数位博士毕业，主要是历史学科，但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科等在增加。在学术会议上，这一领域现在有足够多的学者可以召开小组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最后，我想说，中国基督教史不再是差传史（尽管并不排斥传教士），而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把中国基督教看作是“世界基督教”的一类，承认其有共性也有差异，这对于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将越来越有益处。这意味着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从世界其他地方学习基督教的经验。



本期嘉宾

　　杨凤岗博士  是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社会学副教授和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讲座教授，也是中美几所大学宗教研究机构的客座研究员。他著述丰厚，曾两度获得国际性学会的年度杰出论文奖。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宗教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基督徒伦理与市场转型、中国商人的信仰与信任等。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成立于2008年4月。

　　艾琳·巴克（Eileen Barker）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宗教社会学荣休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士、哥本哈根大学荣誉博士，曾任国际性科学研究宗教学会主席。她有着30多年的新兴宗教研究经验，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新兴宗教研究专家。其著作《制造统一教徒：洗脑还是选择？》为新兴宗教研究领域的经典，她所创办的宗教运动信息网络中心（Information Network Focus on Religious Movements，简称INFORM），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有关宗教特别是新兴宗教的准确、客观和及时的信息。她曾经访问过约70个国家，发表了250多篇论文与著作，这些论文与著作已被译成27种语言。自1989年以来，她一直关注研究后苏联东欧社会中宗教状况的变化，并于2006年当选为东欧中欧宗教国际学会终身荣誉主席。

　　裴士丹博士（Daniel Bays）  美国加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东亚基督教史。他从上大学时代起就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开始学习汉语，并研究晚清政治。后来，他将目光转向了基督教历史，并将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作为主要论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