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起源于吐谷浑《阿于（wu）歌》考
花儿起源于吐谷浑《阿于（wu）歌》考
包孝祖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花儿诞生1700周年
花儿，是流行于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省区部分地区的一种民歌，甘肃、青海两省的洮岷河湟地区为重点流行区。2006年5月，花儿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由中国政府申报的“甘肃花儿”，连同其它21项中国“非遗”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长期以来，花儿学界对花儿的起源（包括首创民族、首创时间、最初流行地区等）作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一种说法得到比较一致的认可，花儿的起源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
2008年下半年，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甘肃花儿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申报文本之“项目简介”中，对花儿做了如此表述：
“花儿”是流传在中国西北部甘、青、宁三省（区）的汉、回、藏、东乡、保安、撒拉、土、裕固、蒙等民族中共创共享的民歌。因歌词中把女性比喻为花朵而得名。它用汉语演唱，在音乐上受羌、藏、汉、土以及穆斯林各民族传统音乐的影响。“花儿”产生于明代初年（公元1368年前后）。……[url=#_ftn1][①][/url]
在同时提交的“甘肃花儿”视频文件的解说词中，有如此的表述：
“花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甘肃省的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土族、裕固族、蒙古族等九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用的民歌。……“花儿”在民间传承演唱了五百多年。……[url=#_ftn2][②][/url]
以上两种由中国政府提交的权威文件，将花儿的起源年代定为“明代初年”、距今“五百多年”。
笔者认为，作为政府官方的这一提法，是审慎、严谨的。因为迄今为止，有确凿文字记载的、作为民歌的“花儿”一词的出现年代，即是明代[url=#_ftn3][③][/url]。其它说法因无史料依据，故不被采信。
但是，作为广泛存在的民俗事象，无文字记载并不能说明就不存在。本文力图以历史学的基本方法，结合历史地理学、校勘学，以吐谷浑的历史、花儿的流行区域和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证和理论上的说明，以解决这近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意见分歧、见解不一、至今尚属悬而未决的一宗疑案”。[url=#_ftn4][④][/url]
《阿干之歌》本为《阿于歌》
吐谷浑是曾经活跃在我国西北的一个古代民族。“吐谷浑自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国于群羌之故地，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凡三百五十年。”[url=#_ftn5][⑤][/url]
唐高宗龙朔三年（663）亡国的吐谷浑人，部分附于吐蕃，部分被唐安置。唐末五代，吐谷浑人急剧分化融合于其它民族，宋、元、明、清时期，吐谷浑人以“土人”的称谓见于史籍，同时进一步分化融合于汉、藏等民族之中。现在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土族，被认为是吐谷浑人后裔融合部分蒙古人形成的一个民族。
“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涉归之存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url=#_ftn6][⑥][/url]
吐谷浑之名，后被其孙吐延立为氏族、部族、政权的名称。若洛廆（也称慕容廆）作的这首思兄之歌《阿干歌》，遂成为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鲜卑族民歌。
在现行通用史籍中，这首思兄之歌有几种不同的称谓——
如上引《魏书》：“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
《宋书》：“后廆追思浑，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url=#_ftn7][⑦][/url]
《晋书》：“鲜卑谓兄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url=#_ftn8][⑧][/url]
以上三书，均为现在通用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歌名的不同之处是字数的不同：《魏书》三字，径称《阿干歌》；《宋书》、《晋书》四字，均称《阿干之歌》，较之《魏书》，多一个“之”字。
笔者认为，这个“之”字，明显是汉族文人的用法。作为公元300年前后的鲜卑民族，恐怕还不理解这个“语助词”的妙处，甚至连宋太祖“助得甚事？”的牢骚可能也还发不出。这个“之”，同现存的北朝民歌中那些被雅化了的词语一样，都不是民歌中原本的词语。就这一点而言，笔者认为，《魏书》的三字歌名，更接近原本的歌名。
就这个歌名，中华书局1974年版点校本《魏书》，透露了一个细节。原来，《魏书》中的《阿干歌》，并不称《阿干歌》，而是《阿于歌》。
《魏书》卷一百一的校勘记〔一六〕“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的校记如下：
诸本及《北史》卷九六、《宋书》卷九六“干”并作“于”。殿本《考证》云“‘于’应作‘干’，《晋书》卷九七鲜卑谓兄曰‘阿干’是也”。按《通志》卷一九五《吐谷浑传》也作“干”。我国东北诸族及蒙古语称兄音近“阿干”，知“于”字讹，今据《晋书》、《通志》改。[url=#_ftn9][⑨][/url]
这条校勘记太重要了。原来，不仅此前各种版本的《魏书》中，这一词语都作“阿于”，而且《宋书》、《北史》中，也都作“阿于”。现在，统统被改作了“阿干”或注为“‘于’为‘干’之讹”。
校勘者的理由有两条：一、《晋书》、《通志》作“干”；二、 我国东北诸族及蒙古语称兄音近“阿干”。
前一条理由，违背古籍校勘的基本原则，正如史学家缪钺所说：“《前燕录》及《宋书》、《魏书》之撰著均在《晋书》之前，三书均作‘阿于’，惟《晋书》作‘阿干’，以校勘古书之惯例衡之，应谓‘阿于’是而‘阿干’误。”[url=#_ftn10][⑩][/url]
《晋书》唐人作，《通志》宋人作，而《魏书》、《宋书》均南北朝人作。以后代之书校前代之书，这样的低级错误，对于博学的校勘者而言，应当是不可能出现的。那么，做出这一决断的砝码，便是“我国东北诸族及蒙古语称兄音近‘阿干’”这一条理由了。
作为严肃的史籍校勘工作，在缺乏充分的历史语言材料印证的情况下，仅仅以现代语言的“音近”来推测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鲜卑语，从而否定前代的多种史籍记载，显然是不够慎重、无法服人的。缪钺先生对此也有高论：“盖鲜卑语文，亡灭千年，后世manz**、蒙古、土耳其语与鲜卑语之关系如何，尚在不可确知之列，若广泛比配，阐释其意，岂能免附会穿凿之讥。”[url=#_ftn11][11][/url]
但缪钺先生又以《魏书》中有“拜内行阿干”、“阿干长”之称，疑“阿干”释兄，为“阿干长”的引申义，应“似从《晋书》作‘阿干’为是”。
缪钺先生这一论断，可谓“得之东隅，失之桑榆”矣。
笔者认为，《魏书》中“内行阿干”、“阿干长”之“阿干”，以释“干事”、“执事”为妥。胡三省认为，“内行阿干”，为“内廷行走”之义。笔者以为，此论贴切，“行走”可视为“干事”，“阿干长”即今“干事长”，与“兄”并无牵涉。
唐人所作《晋书》中的“阿干”，出自传抄过程中笔误的可能性极大。以此“阿干”否定“阿于”，起始于清人全祖望、赵一清，又被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所认同，继而为众多的当代学人所沿袭，几成定论。
全祖望、赵一清在先后校刊《水经注》时，就“屯皇东南四百里阿步干鲜卑山”一语，认为“即兰州之沃干山”、“今兰州阿干山谷、阿干河、阿干镇、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歌》得名。”[url=#_ftn12][12][/url]
这一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沃干”一名，三国时期即已出现。
《三国志·魏书·陈泰传》：“维乃缘山突至，泰与交战，维退还。凉州军从金城南至沃干阪。泰与经共密期，当共向其还路，维等闻之，遂遁，城中将士得出。”[url=#_ftn13][13][/url]
此为魏蜀洮西大战后狄道城（在今临洮县）解围的情况，“沃干”一名首见于此。
关于“沃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有详解。《读史方舆纪要》“临洮府·兰州”条下载：“沃干岭，在州西南。……旧《志》云：岭在晋兴郡大夏县东南，洮水西北。自凉州济河，必度沃干岭，乃至狄道。”[url=#_ftn14][14][/url]又，“阿干河，州西三里。源出马寒山，至分水岭分为二：南流入金县，为阁门河；北流入兰州阿干峪，为阿干河。”[url=#_ftn15][15][/url]又“金县”（今榆中县）条下载：“马衍山，在县西南三十里。山雄秀甲于郡境，即马寒山也。盘亘深远，与狄道县及兰州接界。”[url=#_ftn16][16][/url]
可见，《三国志》中的“沃干阪”，即顾氏所谓的“沃干岭”、“马寒山”，也即今兰州市南部的马衔山（又名马啣山），位于今兰州市、榆中县与临洮县之间，阿干镇在其北麓。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通鉴》均系魏蜀狄道之役于正元二年（255）。则知，在吐谷浑西迁之前五十年左右，“沃干阪”（即沃干岭、阿干山，沃、阿音转）之名已经存在，故全祖望、赵一清等人“阿干河、阿干镇、阿干堡，金人置阿干县，皆以《阿干歌》得名”的论断，显为穿凿附会之词，其论断可以彻底推翻。
而白鸟库吉等以“后世manz**、蒙古、土耳其语”追索古代鲜卑语义的做法，已被缪钺先生所驳，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至此，中华书局《魏书》点校本以“干”是而“于”讹、以“干”代“于”的做法，可以彻底否定。
综上所论，《晋书》所载“阿干”之“干”，为“于”之讹形，系传抄之误。其所谓“《阿干之歌》”，应以《宋书》、《魏书》及《北史》所载之名为是，作《阿于歌》。
又，《太平御览·乐部（八）》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及垂、儁僭号，以为辇后大曲。”[url=#_ftn17][17][/url]故此歌全称应为《吐谷浑阿于歌》。又，北魏、隋唐乐府中有采自吐谷浑国的“北狄乐”《吐谷浑》，当为此歌之流韵（见后考）。故《吐谷浑阿于歌》，又省称为《吐谷浑》、《阿于歌》两名，以《阿于歌》最为常用。
“于”字的读音
为了辨析“于”字的读音，须先搞清它的写法，即字形。“于”的字形，民国以前，除直书为“于”外，还写作“亏”。
《说文解字注·检字》“正文”中，“于”下括注为“亏”[url=#_ftn18][18][/url]，表示“亏”字即“于”字。
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二·第五部》“亏声”下注：“隶作于。”[url=#_ftn19][19][/url]此处所谓“隶”，是相对于篆体而言的常用写法（即正书），非专指书法五体之一的隶书。可见，“亏”、“于”同为一字。
《康熙字典·子集上》释“于”字，引《朱传》：“于，於也。”并云“《周易》《毛诗》於皆作于，于、於古通用。”[url=#_ftn20][20][/url]那么，“于”即“於”。
因此，“于”字的读音，当从以上诸字求之。
一、《说文》释“亏”：“於也。”段注：“於者，古文乌也。孔子曰‘乌亏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然则以於释亏，亦取其助气。《释诂》《毛传》皆曰：亏，於也。凡诗、书用亏字，凡论语用於字。盖于於二字在周时为古今字，故《释诂》《毛传》以今字释古字也。”据此，段氏认为，“今音”有别的于、於、乌三字，“古无是分别也。”[url=#_ftn21][21][/url]
因此可知，“亏呼”即“乌呼”，于、於、乌三字同音，音均为“wu”。
二、《康熙字典·卯集下·方部》释“於”：“《唐韵》哀都切，《集韵》《韵会》《正韵》汪胡切，同乌。《韵会》隶变作於，古文本像乌形，今但以为叹词及语词。”[url=#_ftn22][22][/url]则知“於”之音、义，均为“乌”。
三、《康熙字典·巳集中·火部》释“乌”：“《唐韵》哀都切，《集韵》《正韵》汪胡切，音污。”[url=#_ftn23][23][/url]可知，“乌”音也为“污”。
四、《说文解字注•检字》中，“於”字括注为“乌”，表示“乌”即“於”。《说文》释“乌”：“孝鸟也。象形。孔子曰，乌，亏呼也。取其助气，故以为乌呼。”段注曰：“亏，於也。象气之舒。亏呼者。谓此鸟善舒气自叫。故谓之乌。……其字之声可以助气。故以为乌呼字。古者短言於，长言乌呼。於乌一字也。……而诗皆云於呼。中古以来文籍皆为乌呼字。……于、於为古今字。释诂、毛传、郑注经皆曰，亏，於也。凡经多用于，凡传多用於。而乌鸟不用此字。”[url=#_ftn24][24][/url]
段氏之释，可谓详矣。除了作为鸟类的乌鸦，专用“乌”字外，用于助气者，“乌呼”、“亏呼”、“于呼”、“於呼”，古音尽可通用，没有区别。因为“乌”、“亏”、“于”、“於”，皆读为“乌（wu）”也。
五、《汉印分韵合编》[url=#_ftn25][25][/url]、王力《诗韵常用字表》[url=#_ftn26][26][/url]均将“于”字归“虞”部。《说文》释“虞”：“从虍吴声”[url=#_ftn27][27][/url]。《笠翁对韵》“虞”部举例：“君对父、魏对吴，北岳对西湖”，可明其韵为“u”；《康熙字典·申部中·虍部》释“虞”：“又通吾，吾丘寿王《水经注》作虞丘寿王，《王应麟诗考》邹虞或作邹吾。”[url=#_ftn28][28][/url]可知，虞通吾。则“于”，音当为“乌”（wu）。
六、又，“汙”字，《说文》释曰：“秽也。从水，亏声。”此“亏”声，段注为“乌故切，”[url=#_ftn29][29][/url]再次证明此“亏”的读音为“乌”（wu）。
这个“汙”字，保留了声旁“亏”的原有写法，成为今天“污染”一词的“污”字，而原来的“汙”字，反而少用了。
综上所述，《阿于歌》的“阿于”一词，与“阿乌”、“啊呜”、“阿吾”等同音。因是拟音，书写为“阿乌”、“阿呜”、“阿吾”、“啊呜”等，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阿于（wu）”的词义
慕容廆所作《阿于歌》的“阿于”之意，《宋书》、《魏书》的作者早已明确指出：“鲜卑呼兄为‘阿于’”、“徒河以兄为阿于也”。慕容廆作的《吐谷浑阿于歌》，通俗地说，就是“吐谷浑阿哥歌”，是作为弟弟的慕容廆表达对兄长吐谷浑的思念之情的歌。
数百年来的无数学者，仅以《晋书》传抄中的一笔之误，置史籍校勘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以后代之作校勘前代史籍。又无视“孤证不立”的惯例，将“阿于”当做“阿干”，穿凿附会，妄加引申，推翻前代的《魏书》、《宋书》、《前燕录》三种史籍，却没有拿出一点像样的证据。唯一可举者，竟然是“我国东北诸族及蒙古语称兄音近‘阿干’”这样极不靠谱的理由。慕容廆一系的鲜卑族后裔已难以确定，这些“音近”“阿干”的“我国东北诸族及蒙古语”，与一千七百年前的鲜卑语的关系如何，至今尚未见有明确有力的揭示，以此来否定一千多年前的典籍，是很不严肃的做法。
语言学材料只可佐证历史，而不能决断历史。笔者也要举出几个语言学材料，来佐证“鲜卑呼兄为阿于（wu）”的合理性。
慕容廆一系的鲜卑族人已分化融合在各民族之中，但其兄吐谷浑的后裔却大量存在。作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的土族，被确定为吐谷浑的后裔。虽然还有争论意见，但大多数学者持肯定的观点，这里不做讨论。在土族方言中，今天还大量保留着“呼兄为阿于（wu）”的这一词语。请看下面的青海土族花儿：
上去高山烧高香，九道弯弯的本唐。尕妹活人也孽障，阿吾你把我领上。[url=#_ftn30][30][/url]
这个令“尕妹”深情倾诉、且要求把自己“领上”的“阿吾”，不是“阿哥”会是哪一类人？
红嘴的鸦儿满天飞，心想着登云者哩；阿吾的“少年”不敢唱，恐怕你听疯掉哩。
土乡的牡丹开千层，哪一朵花儿是最俊？土族的阿吾谁英俊，哪一个你心上最疼？
土乡的牡丹开千层，大红的牡丹它最俊，土族的阿吾们都英俊，我你哈心儿里最疼。[url=#_ftn31][31][/url]
以上三首花儿，直言“土族的阿吾”，“阿吾”显然是土族语言（天祝县有土族居民一万多人）。
尕妹是肝花阿吾是心，心离了肝花时不活。[url=#_ftn32][32][/url]
这是青海学者采集的花儿句子。这个“阿吾”，不是“阿哥”又会是什么呢？
三十多年前，李文实先生搜集有下面这首花儿：
干柴带湿柴（啦）架一笼火，火离了干柴时不着；尕妹是肝花阿哥是心，心离了肝花时不活。[url=#_ftn33][33][/url]
五十多年前，朱仲禄先生搜集了同一首花儿：
湿柴干柴架一笼火，火离干柴是不着。尕妹是肝花阿哥是心，心离了肝花是不活。[url=#_ftn34][34][/url]
同样的句子，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采集者，出于通俗的考虑，使用了“阿哥”一词；一年前的采集者，出于保护花儿原生态特性的考虑，如实照录了“阿吾”一词。这一词语的转换，为“阿吾”即兄做了最好的注脚。
“阿吾”一词，在土族方言中大量存在，意义就是“阿哥”。土族学者李克郁先生编著的《土汉词典》，有“awu”词条，共两类意义，其中一类明确解释阿吾为哥哥并详释大哥、二哥、三哥：“awu
哥哥，兄；shge awu 大哥；mulaa awu 二哥；gaaga awu 三哥。”[url=#_ftn35][35][/url]
因此，慕容廆《吐谷浑阿于歌》的意思，就是“唱给吐谷浑阿哥的歌”，是慕容廆表达无比痛悔、强烈思念之情的歌。
《阿于（wu）歌》的传唱
学界对《阿于歌》的传唱情况做了比较深入的探索。关于其创作时间，说法不一，但基本限定在公元300年前后15年的范围内。黎虎先生《慕容鲜卑音乐论略》一文认为，当在西晋永嘉之末（313），吐谷浑到达陇上之后，因为《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宋书》、《魏书》均记载，吐谷浑“南迁陇右”、“上陇”之后，慕容廆作《阿于歌》。[url=#_ftn36][36][/url]
笔者认为，此歌至迟在313年被传至吐谷浑部族。因为永嘉五年（311）六月，晋怀帝即“蒙尘于平阳”[url=#_ftn37][37][/url]，朝廷倾覆，“永嘉之乱”达于顶峰，是吐谷浑“度陇而西”的极好时机。晋愍帝于313年四月壬午即位于长安，改元建兴。永嘉七年（313）也即建兴元年，永嘉年号只占三个月的时间，故“永嘉之末”不应狭隘理解为最后的这三个月，应视为“末期”“后期”，即永嘉五至七年这一天下大乱时期。况且，载吐谷浑上陇于“永嘉之末”者仅《旧唐书》，其它史籍载为“遭晋乱，遂得上陇”[url=#_ftn38][38][/url]、“属永嘉之乱，始度陇而西”[url=#_ftn39][39][/url]等等。
关于《阿于歌》的流传，周建江先生认为，吐谷浑内部具备了充足的思想文化基础：“吐谷浑民族生活的历史是自强、自立，追求发展的历史，尽管结局是悲惨的。在强权环伺的情况下，能延续350年之久，已属非易。在民族生存的过程中，吐谷浑特别感受到内部团结的重要，这与吐谷浑的出走不无关系。……这样，在一个讲求团结的民族生存信条的情况下，吐谷浑又具有了传唱《阿干之歌》的民族文化性之可能。”[url=#_ftn40][40][/url]
这一分析是极为准确的。慕容廆创作《阿于歌》的目的，就是“表达他对其庶兄的怀念之情和兄弟相争事件的追悔，运用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以期更好地达到教育、感化这些不和的儿子们和慕容氏集团的成员们，维护慕容氏家族内部的团结，以利于巩固和发展慕容氏的势力和政权。”[url=#_ftn41][41][/url]
笔者认为，慕容廆的这一初衷，同样适合于吐谷浑，并被吐谷浑发扬光大。在这一点上，兄弟二人可谓心有灵犀。吐谷浑自己就是因兄弟不和而负气出走的，况且他“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url=#_ftn42][42][/url]。如果没有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的精神信念维护，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乃至整个部族内部将失去凝聚力，各种矛盾纷争，会使部族涣散瓦解。因此，他必然要充分利用这一生动感人的教材，对其子孙进行团结的教育，在整个部族内传唱这一歌曲，使其深入人心，以起到维系部族发展的精神信念、感情力量的巨大作用。从吐谷浑的曾孙辟奚在三个弟弟被诛之后，“因恍惚成疾，谓世子视连曰：‘吾祸灭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汝宜摄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url=#_ftn43][43][/url]的感情表现，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其第九位领导人阿豺的“折箭遗训”——“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url=#_ftn44][44][/url]的良苦用心，更可以看到这一点。
由于史籍记载的缺乏，当时吐谷浑政权内部传唱这一歌曲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但是，在唐宋史官的笔下，我们却知道了它流入宫廷的情况：
杜佑《通典》载：“‘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url=#_ftn45][45][/url]
《旧唐书·音乐志二》解释：“‘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又曰：“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郡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辞虏音，竟不可晓。”[url=#_ftn46][46][/url]
由此可知，作为“北狄乐”的主要来源，吐谷浑部内传出的此类歌曲当非一首，数量应该是较多的。“其名可解者”《吐谷浑》，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或一组，还有“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的其它歌曲，“其辞虏音，竟不可晓”。
对此，黎虎先生认为，“而且这首《吐谷浑》歌可能就是《阿干之歌》，或者至少包括《阿干之歌》在内的吐谷浑歌曲。”[url=#_ftn47][47][/url]
吴大顺博士认为，因为“其传统的鲜卑语歌辞系统在民间一直未断其血脉，所以才能在唐代的音乐机关还能见其辞曲均不可晓的鲜卑语歌曲。”[url=#_ftn48][48][/url]
因此，《阿于歌》在吐谷浑部族及其政权占据地区民众中的广泛流传，应是毫无疑义的。黎虎先生指出：“因而像《阿干之歌》这样的慕容民歌曾广泛而经久的流行于该地区，成为其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体。”[url=#_ftn49][49][/url]此说甚是。
而“广泛而经久”地流行《阿于歌》的地域，也就是吐谷浑曾经的活动地区，下略述之：
吐谷浑率部“度陇而西”之后，“西渡洮水”、“止于枹罕暨甘松”。“出罕开、西零。西零，今之西平郡；罕开，今枹罕县。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url=#_ftn50][50][/url]据周伟洲《吐谷浑史》之《五世纪末六世纪初吐谷浑疆域示意图》[url=#_ftn51][51][/url]，吐谷浑极盛时的疆域，东部地区包含了赤水（今岷县梅川）、临洮（今岷县）、宕昌城、邓至（即南坪，今九寨沟）、龙涸（今松潘）、昂城（今阿坝）、洮阳（今临潭）、洪和（临潭新城）、枹罕（今临夏）等广大地区；西部地区，则有清水川（今循化）、浇河（今贵德）、曼头城（今共和）直至鄯善（今若羌）、且末。此后，至唐高宗龙朔三年（663）被吐蕃所灭前，吐谷浑对西平郡（今西宁地区）有过较长时间的占据。吐谷浑灭国之后，除为吐蕃所役属者外，又东徙凉州南山、大通河南部、灵州（今灵武）。后又有寇唐、附唐者，不断向六盘山地区、朔方等地迁徙。
以上地域，包含了今甘、青、宁等省区及川西北、新疆、陕西的局部地区，《吐谷浑阿于歌》曾经流行于其中。
花儿，吐谷浑人传唱的歌
考察上述吐谷浑先后所据地域“广泛而经久地流行”的民歌，中国花儿，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以其艳丽耀眼的光彩，强烈扑入我们的视野。花儿，就是当年吐谷浑人的歌。
花儿主要流传在甘、青、宁三省区，在新疆、四川、陕西等省区局部地方也有流传，其地域与吐谷浑的活动区域完全重合。花儿的两大流派的重点流行区，都是吐谷浑历史上的重点活动区域。
七十多年前，张亚雄先生就说过：“沿大通河流域，大夏河流域，洮岷流域，都是花儿盛行的地带。”[url=#_ftn52][52][/url]
这些花儿的盛行地带，至今基本未发生改变。
“中国花儿之乡”岷县（晋临洮县），是吐谷浑到达洮河流域时的第一个立足点（见后详述），吐谷浑重镇赤水城在此；洮岷花儿的另一重点流行区临潭县（古洮州），是吐谷浑洮阳城、洪和城所在；河州花儿中心、“中国花儿之乡”临夏（古枹罕），是北魏时期吐谷浑的重镇；青海的花儿重点流行区湟水、大通河流域，自北魏后期至吐谷浑亡国，均为其驻牧、迁徙地；宁夏的灵武、同心，是吐谷浑亡国后唐朝所置的吐谷浑“安乐州”所在；六盘山南部的花儿流行区甘肃陇中、宁夏南部各县，是安史之乱前后吐谷浑大批东迁的地区。
吐谷浑亡国后至宋、元、明、清时期，是吕建福先生所谓“土族”（即吐谷浑后裔）的“衰落期”、“遗存期”。关于其居住地，吕建福指出：“（土族）所居之地亦不断缩小，最后仅余于河湟、洮岷之地。到了遗存期，土族的同化还在进行，从河湟、洮岷间的连片分布，缩小到了几个‘孤岛’。”[url=#_ftn53][53][/url]
而河湟、洮岷地区正好是中国花儿最为重要的流行区，洮岷花儿、河湟花儿的称谓本身，就已说明了它的流行中心。
较之于花儿的重点流行区，一般流行区因较少受人为因素（政治、文化、商业、交通等多方面）的影响，花儿演唱呈现着自发的自然状态，反而更具有探源索本的考察价值，下举例说明。
2000年端午节前，花儿学者李璘、柯杨曾有博峪采风之行。李璘先生《博峪采风记》一文，有如下记述：
在采风中，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博峪还流行洮岷南路“花儿”的“啊欧连儿”调。乡文化站站长金机灵示唱了一首山歌：“想你想你实想你，来了来了又来了，仙麻拿的肉来了”，词式、用语、曲调与流行在岷县境内的“啊欧连儿”完全一样。金机灵，藏名金亚哇，是世居博峪的藏族，从未接触过洮岷“花儿”。据他介绍，在博峪17个行政村中，有9个村流行这种曲调。同行的我等，虽说都有多年研究“花儿”的阅历，但对此却一无所知，尚难窥测此中的文化渊源，留此以供同好跟踪研讨。[url=#_ftn54][54][/url]
博峪乡属甘肃省舟曲县，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地方。在自然地貌上，被插岗梁阻隔在舟曲县南部一角，与四川省九寨沟县接壤。这里何以有典型的洮岷花儿流传？
其实，它仍然是吐谷浑人的遗留。
吐谷浑之地“南界昂城、龙涸”。昂城即今阿坝，龙涸即今松潘。博峪乡西部、南部均与九寨沟县接壤，乡界南距九寨沟县城仅20公里，正在吐谷浑的“南界”之内。史载极明：晋咸和四年（329），吐谷浑之子吐延，“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url=#_ftn55][55][/url]；“谯纵乱蜀，阿犲遣其从子西强公吐谷浑敕来泥拓土至龙涸、平康”[url=#_ftn56][56][/url]；北魏遣大将穆亮“率骑三万，次于龙鹄，击走吐谷浑”[url=#_ftn57][57][/url]；北周天和元年(566)，“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以其地为扶州。”[url=#_ftn58][58][/url]北周扶州并领龙涸郡，治所在今九寨沟县，是吐谷浑聚居地之一。唐末，吐蕃王朝因郎达玛灭佛而发生内讧，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与宰相尚思罗在洮水中下游发生激战，尚思罗败退松州，其聚集的羊同、苏毗、吐谷浑兵10万逃散，吐谷浑人进居白水江流域之故地。至北宋时，文、扶二州尚有吐谷浑人居住，北宋文州曲水县令宇文之邵曰：“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url=#_ftn59][59][/url]……
博峪极为封闭的环境，形成了当年部分吐谷浑人（包括受吐谷浑文化影响的氐人）躲避战乱的独特地理条件，使这一古老的民歌形式得以完整保留。
近年，花儿学者李雄飞博士发现，“陕西北部的三边一带和关中地区的凤县、宝鸡县西部山区以及山西部分地区也有‘花儿’”[url=#_ftn60][60][/url]，他认为这“应该与河湟流域、洮岷流域、宁夏南北少量回汉民众进入山西境内，把这种民歌‘送进去’有关”。
实际上，这也是吐谷浑人的遗留。吐谷浑亡国后，唐即在此置安乐州，处吐谷浑部落，以吐谷浑王诺曷钵为刺史。梁载言曰：“安乐州，在灵武南稍东一百八十里，近长乐山下。此山一名铎落山，以山下有铎落泉水，故以为名。旧吐谷浑部落所居。”[url=#_ftn61][61][/url]
梁载言乃武后朝凤阁舍人，当代人记当代事，应确凿无疑。安乐州正在此地，今名罗山川。后，唐庭又于夏州（治今靖边）、延州（治今延安）界内置吐谷浑州二（宁朔州、浑州）。安史乱后，河西、陇右的吐谷浑大批东迁，入寇泾、陇、凤等州，后或定居、或降唐，散处盐、庆、夏、银等州，更有东过黄河，入居太原府及潞、岚、石、云、朔诸州者。[url=#_ftn62][62][/url]
其时，因为失国和部族组织的瓦解，吐谷浑人在吐蕃或汉族的统治下，不断分散与迁徙，已开始快速地融化于汉、吐蕃、党项、回纥、沙陀等族，其独特的民族性已不如十六国、南北朝时期那样明显。花儿与其它民歌的交汇，也必然要磨损一些自身的棱角，六盘山地区的花儿平和朴实的特点，便是被他类文化冲撞、淘洗后的结果。
因此，可以说，凡有花儿流行的地方，都是吐谷浑人曾经的活动区域。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吐谷浑人外，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活动轨迹与花儿的流行区域如此重合，几乎天衣无缝。
就民族风俗来看，作为吐谷浑后裔的土族人民，对花儿是极为喜爱的：“唱‘花儿’是土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主要的活动形式之一。不论在田野或在山岗、庙会，男女老少几乎人人爱唱，人人会唱。”[url=#_ftn63][63][/url]。“土族地区是‘花儿’的海洋，即便你遇上一个最不善言谈的人，只要时间地点合适，他都会给你漫一曲地道的花儿。”[url=#_ftn64][64][/url]。
甘肃卓尼县勺哇土族乡的土族人民，被认为是吐谷浑的直系后裔，而“勺哇土族的山歌就是‘花儿’，勺哇土族内流行的是洮岷花儿。”[url=#_ftn65][65][/url]天祝藏族自治县的朱岔土族乡及与之相邻的天堂乡，因唱花儿的人多，近些年“也举办了花儿会”[url=#_ftn66][66][/url]。青海省被列入国家级“非遗”的四大花儿会中，有三个分别属于全国仅有的三个土族自治县（含回族土族自治县）[url=#_ftn67][67][/url]。
因此，又可以得出结论：凡土族聚居区都有花儿流传。
花儿，就是当年吐谷浑人的歌。它以《阿于歌》为源头，随着吐谷浑人的迁徙，经过长期的流变，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曲调，在当年吐谷浑政权所据地区（主要是今日的甘青宁地区）广为传唱。其祖源《阿于歌》及其原有的称谓，一脉相承，传至今天。
《阿于歌》在吐谷浑部内的首唱地
长期以来，学界对吐谷浑史的研究，取得了广泛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诸多盲点和误区，普遍有以偏概全、以后代前的偏差。对吐谷浑“上陇”后“西渡洮水”的具体地点，至今尚未见有人作以考察。在影响较大的《吐谷浑史》、《土族史》二著中，均未有文字表述，仅见《土族史》绘有并不准确的示意图。究其原因，是史籍的记载与当时的实际情形并不相符，故致今日的学者茫然无从。
史载，吐谷浑上陇后，“西渡洮水”、“止于枹罕暨甘松”。但以当时的实际情形揆之，“西渡洮水”、“止于枹罕暨甘松”，只是史书作者对吐谷浑的整个历史的概括性提法，并非指其当初一步到位，更不可能“空降”那里，中间必有长时间的停驻。
源自西倾山的洮水，一直波浪式自西向东而流，在岷县转而北偏西流去，在永靖县汇入黄河。岷县城附近的茶埠镇，是洮水在最东端折而北流的转弯处。故吐谷浑要“西渡”洮水，除了晋临洮县（今岷县）外，只有狄道郡（治今临洮县）可以选择。
《土族史》将吐谷浑“上陇”的时间定为315年，所附吐谷浑迁徙示意图，又将“渡洮”地点标示在洮水下游近黄河处（约为今临洮县北部至永靖县一带，对面为今东乡县）。按其所示，吐谷浑似乎自东向西直穿今会宁、榆中、马啣山、临洮等地，直达洮水边。实误。
315年即晋愍帝建兴三年。其时，洮水下游的东西两面、黄河北面，均为张寔的前凉政权所据。此前，张轨即“又分西平界，置晋兴郡，统晋兴、枹罕、永固、临津、临鄣、广昌、大夏、遂兴、罕唐、左南等县。是时中原沦没，元帝徙居江左，轨乃控居河西，称晋正朔，是为前凉。”[url=#_ftn68][68][/url]
又，时金城郡之榆中县、狄道郡之狄道、武街县，均为前凉政权所辖，故吐谷浑部族是无法通过此一地段的，尚不论东西直行，马啣山等地的翻越难度。要知道，吐谷浑部族携家带口，驱马赶羊，并非单纯的军事组织。
综观史籍，在吐谷浑西迁后的八十多年中，没有与其它各种政权发生冲突的记载。求生存、图发展，吐谷浑人很好地掌握了二者的辩证关系。避开强势力量，兼并种落分散的弱小氐羌，这是其明智的生存策略，也是其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故在其刚刚“上陇”之初，是不会贸然和强大的前凉政权去交锋的，而只能选择在散布氐羌的洮水东南一带发展，这就是今岷县的东、南、西部。
周伟洲先生虽未考察吐谷浑“渡洮”的地点，但仍根据前凉政权占据枹罕、金城的情况，认为吐谷浑部族“采取出陇山向西至陇西南部的路线，是可以理解的。”[url=#_ftn69][69][/url]
而今岷县的方位，正在“陇西南部”。这与笔者的认识是一致的。
对吐谷浑居于枹罕，大约囿于史籍的记载，周伟洲持肯定的态度，但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吐谷浑在罕幵原一带游牧的时间不会很长。”[url=#_ftn70][70][/url]笔者认为，不是“游牧的时间不会很长”，而是根本没有可能游牧。一个上万人的部落，要通过郡县密布的前凉政权辖区，在其眼皮底下的腹心地带枹罕“广大阪”游牧，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以武力强行占据，要么被征服俯首称臣。但是，历史说明，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那么，今岷县便成为吐谷浑人的必经之地。
今岷县，秦汉为临洮县，晋因之。永嘉之乱时，中原沦没，临洮县亦名存实亡，地方羌人各各自立，前凉的辖区当时尚未及于此地，弱小的杨氏氐人政权远在东南几百里外的仇池地区。吐谷浑乘乱西进，采取灵活的策略，不与强势羌人正面冲突，驻牧于今岷县东、南、西部的山区草场，以图发展，是合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
岷县的自然地理条件，更能说明这个问题：
一、洮河是黄河的一级支流，流域内森林茂密，水源丰沛，一千七百年前的流量当比现在大几倍。作为拖家带口的一个庞大部族，吐谷浑的人马要都渡过洮水，也非立马可毕，必有较长时间的停留以作准备。
二、岷县有大片的宜牧草场。对游牧民族吐谷浑人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立足条件。岷县草场广阔，牧草繁茂，经过历代农耕开发，至今尚有天然草场二百九十多万亩，分布于县境东、南、西部。且饲草品质好，载畜能力强（平均6.49亩／羊单位，高于全国平均数8亩／羊单位）。再加上毗邻的宕昌县北部的草场，整体载畜能力相当可观。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军政部联勤总司令部岷县种马牧场均设于此。解放后，先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岷县军马繁殖场、兰州军区岷县军马场，下设六个分场，分布于县境东、南、西部。另，还设有山丹军马场洮岷分场。[url=#_ftn71][71][/url]
三、独特的地理条件。今岷县，西北有洮水为天然屏障，北有木寨岭、冷罗山阻隔，西南背依洮河与白龙江的分水岭——雄伟险峻的迭山。吐谷浑人占据此地，南下可控制“土俗懦弱”的氐、羌，进入迭山、岷山可躲避战乱。特别是迭山东麓的旋窝、马烨仓一带，是通往迭山南部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古氐羌地区的天然关口，原兰州军区岷县军马场总部即设于此，其南面为著名的天险腊子口。1935年9月，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达拉梁入岷县境，即落脚此地休整。这一带水草丰茂，草场广阔，对吐谷浑人来说，宜牧宜守，进退自如，是理想的驻牧地。
吐谷浑人千里迢迢迁徙的目的，就是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以图发展。遇到条件如此优越、适宜驻牧的地方而不驻牧，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今岷县便成为吐谷浑“西渡洮水”前较长时期的驻牧地。当慕容廆创作的《阿于歌》传入时，也正是吐谷浑部“上陇”后停驻于此地之时，《阿于歌》当首唱于此地。
“阿呜怜儿”就是吐谷浑人的《阿于（wu）歌》
在作出上述的考证之后，笔者要进一步指出，花儿两大流派中的洮岷花儿南路派的“阿呜怜儿”，就是当年吐谷浑人传唱的《阿于歌》。
“阿呜怜儿”是中国花儿两大流派之一的洮岷花儿南路派的唯一曲调，高亢激越，质朴粗犷，结构简单，有明显的原始特质。起唱时猛呼“阿呜阿呜”（或“啊欧啊欧”），且句句均以“阿呜”（或“阿欧”）起调。隔山呼应，隔水问答，真情实感，发自肺腑，以直截的倾诉切入人心，引起听者心灵的震颤。由于音调过高，超出正常音域，演唱者多用假嗓子（即尖音）歌唱。“其格调的悲壮，声音的高亢颤动，形式的单纯，都是从蒙藏游牧民族的歌唱脱胎而来，不同于一切山歌的靡靡之音。虽然内容尽管脱不了一切民间歌谣的歌咏爱情为中心的本质，但是直率豪迈的气概，流露于音色字眼之间，充分的表现了明朗爽快的‘西北精神’。”[url=#_ftn72][72][/url]
张亚雄先生概括的花儿的这些审美特征，几乎就是针对“阿呜怜儿”而言的。甚至，“阿呜怜儿”的审美特征，还要比张亚雄概括的更加强烈、突出，有过之而无不及。故其又有“身扎刀子似的尖厉”的“扎刀令”的贬称。
宽泛地讲，河湟花儿（或称河州花儿）可以包含除“阿呜怜儿”外的一切花儿。普通的外地人听了河州、青海、宁夏乃至洮岷北路派的花儿，几乎感觉不到大的分别，但“阿呜怜儿”却无法被归入其中。一曲“阿呜怜儿”，可以独自挑起中国花儿的半壁江山，这是因其突出的原始特征所决定的。
“阿呜怜儿”这一曲调，以二郎山为传唱中心，密集流行于岷县的东、南、西部和宕昌县北部这一地域。另外，在漳县东南部、迭部县东北部、舟曲县南部等地，呈散点分布。
“阿呜怜儿”个性鲜明的曲调特征、超级稳定的乐句结构，是在同一地区经过长时期强化反复的结果。
当年吐谷浑“度陇而西”，到达洮水边上，立足未稳。《阿于歌》的传入，恰逢其时。吐谷浑以此作为强大的精神武器，在部族中强力推行，广泛传唱，以起到凝聚人心、鼓舞志气、抒发感情的“国歌”的作用。吐延、叶延等子孙，继承这一精神武器，在征战、迁徙的过程中，不忘传唱。在吐延翻越迭山南下征服龙涸、昂城之地氐羌时，就随之传唱到那里。李璘先生所记的博峪山歌，应是彼时的产物。
吐谷浑人一贯“向慕华风”，积极吸收汉文化，再加上北魏孝文帝都洛之后，强力推行汉化政策，禁止鲜卑语，《阿于歌》的歌词逐步消失（也有分化流传于花儿中的可能），但其曲调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一地区的民间完整保留。“不会写诗也会吟”，在民间完整流传的《阿于歌》的曲调，因其强烈的抒情性，被地方各族民众承袭，用以抒发感情，倾诉苦难，歌咏生活。如是代代相袭，流传至今，成为今日的“阿呜怜儿”。
“阿呜怜儿”密集流行于岷县东、南、西部和宕昌县北部这一文化地理特征，与这一带草场密布的自然特点完全吻合，与原兰州军区岷县军马场的分场分布完全吻合，从而更加说明“阿呜怜儿”的密集流行区，即是吐谷浑人当年的驻牧地。
逆向论之，距岷县城二十公里以外的北部地区，虽然同处于洮河沿岸及浅山区，且无什么障碍阻隔，但却没有“阿呜怜儿”这一曲调流行[url=#_ftn73][73][/url]。其中的原因，十分明确：岷县北部地区一直是干旱山区，地方人称“干北路”，没有必需的牧草，自然不适宜吐谷浑人驻牧，也就没有“阿呜怜儿”的传唱；而毗邻岷县南部的宕昌县北部数乡，都曾有牧场，故有“阿呜怜儿”的传唱。
而散点分布“阿呜怜儿”的漳县、迭部、舟曲等县局部地方，都是吐谷浑部族早期的短时间征战、驻牧地，都有草场可供放牧。当时“阿呜怜儿”正在流行，并未发生变异，其它的花儿曲调自然也未产生，故这一曲调被吐谷浑人原原本本带到了那些地方。
“阿呜怜儿”这一名称，在该曲调盛行区岷县一带的民众中长久流传。因该曲调起唱时猛呼“阿呜阿呜——怜儿”、且大多句子开头都加“阿呜”的呼号而得名。“怜儿”，是紧接“阿呜”后缀的单音节儿化音，发音为“lir”。
前已考清，“阿于（也即阿呜）”意为“阿哥”，“阿呜怜儿”起唱时猛呼的“阿呜阿呜”，就是慕容廆当初“阿哥阿哥”的呼唤，被声声重叠、不断反复，以抒发思念之情。在其它歌词消失（或分化）之后，“阿呜”一词被凝固下来，成为该曲调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基本特色。因之，又成为该曲调的代称。而“刀子扎身”般的凄厉，正表明了呼唤的强烈程度。
当年的《阿于歌》应是由同一曲调的若干首歌曲组成的“组歌”。以今日的“阿呜怜儿”观之，其乐句简单，为单乐句结构。其歌词多以三句式为主，也有两句、四句的。另外，有类似长篇叙事诗式的“整花儿”，其乐句结构还是单乐句，只不过随内容的长短作反复而已。可以肯定，当年慕容廆抒发思兄之情，不可能只唱三五句、十来句，而是从方方面面淋漓渲染，极尽思念、呼唤之情。甚至还可能召集亲属部众、乃至众多女性，参与创作，竭力抒发思念、爱慕之情，以呼唤吐谷浑及其部众回归，协助自己开创大业。花儿中大量热烈、直露的情歌，似乎与以上原因有关。
花儿学界对这一曲调的称谓，有三类表述：
一、“阿呜”类。
在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版《花儿集》中，张亚雄首次使用了“阿乌令”的称谓：“岷州有‘阿乌令’，洮州有‘尕莲儿令’。” [url=#_ftn74][74][/url]“盛行于岷州一路者叫‘阿乌令’。”[url=#_ftn75][75][/url]
此后，这一表述为广大研究者沿用。2006年，由中国民协组织编写的官方性质的权威著作《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称：“二郎山花儿的曲调叫[阿呜连儿]，亦称[阿欧令]，因曲调起音突兀上扬、高亢粗犷，好似尖刀刺人发出的尖叫声，人们也称[扎刀令]。”[url=#_ftn76][76][/url]
这一说法，同时指出了三种表述，首肯“阿呜怜儿”。
二、“啊欧”类。
1980年代以后，有较多的学者以“啊欧连儿”、“啊欧怜儿”等来表述这一曲调，这也是来自民间口头的称谓之一。因发声用气方法的不同，有些人在该曲调起腔时唱为“阿呜”，有些人唱为“啊欧”，故民间先有了“啊欧连儿”的称谓，再加上后来多数学者使用，这一称谓目前已成为该曲调的主流称谓。
前已说过，“怜儿”、“连儿”，在民间口语中，均为单音节儿化音，发音为“lir”，与岷县民间所称梨子的“梨儿”的发音完全相同。而“令”，则是研究者使用的称谓，与民间的原本称谓无关。
三、“铡刀”（“扎刀”）类。
1940年重庆青年书店版《花儿集》中，对这一曲调，有“扎刀令”的表述，后也为较多的研究者使用。此乃以其高亢、凄厉的曲调特征而起的贬义性称谓。而岷县民间，则有“铡刀怜儿”的称谓。其中的“铡”，读“杂”而发音为四声，并不同于民间读“扎刀”的“扎”（音调为三声）的发音。民间的“铡刀怜儿”这一称谓的缘起，尚不得而知，似与打柴活动及用具有关。
“铡刀令”这一称谓，也为较多的研究者使用，如《青海花儿曲选》载有朱仲禄演唱、林川记谱的《铡刀令》[url=#_ftn77][77][/url]。
上述三类称谓中，“阿呜”类使用最早，当源于该曲调在民间的最早称谓。“啊欧怜儿”是因歌手发声用气方法的变化而起，使用较晚。“扎刀怜儿”（“铡刀令”）是对该曲调的外在特征或演唱场合的概括，与曲调本体无关。
前已证明，“阿于”、“阿乌”、“阿呜”、“阿吾”等，同为一音，都是拟音，意为“阿哥”。至于《阿于歌》的“歌”字，同那个“之”字一样，也是后来的汉族史官们加进去的，并非慕容廆等人的原创。可以肯定，四世纪初的鲜卑民族，也还不会使用汉人的这个“歌”字，他们只是“阿呜阿呜”地唱，而不管称“歌”还是叫“曲”。
相反，“阿呜怜儿”的“怜儿（lir）”，我倒认为是慕容廆们的原创，其意类同于“可爱的人”、“爱人”、“尊敬的人”、“思念的人”、“心疼的人”等等。
前已说过，为了表达思念、呼唤之情，慕容廆需召集多人创作。除了父母，什么人的呼唤最能打动人？兄弟之情，固然血脉相连，情人的呼唤更能动人。浑、廆分道扬镳时，其父已经亡故。吐谷浑虽长而为庶出，料其母也已不在人世。因此，《阿于歌》中是少不了情歌的。何况，吐谷浑之父徒河涉归曾“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带来的这七百户人，与慕容廆部众能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吗？吐谷浑与慕容廆的兄弟关系、慕容廆亲属与吐谷浑的种种关系、慕容廆部众与吐谷浑部众的种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花儿以情歌为主流的抒情特点。而花儿中“阿哥”“尕妹”这类词语的巨量产生、“我把仙麻丢在远路上”、“出门的阿哥们远了”、“出门的阿哥孽障大，家里的尕妹苦大”、“尕妹的眼泪淌干了，阿哥他走的远了”这类意象的反复出现，不也印证着它与生俱来的悲情基因和历史情境吗？
因此，洮岷南路花儿“阿呜怜儿”这一曲名，音、意均与吐谷浑人的《阿于歌》完全一致，“阿呜怜儿”，就是吐谷浑人当年传唱的《阿于歌》。
学界对花儿起源的探索
在对花儿起源的探索中，虽有多人做过努力，但或局限于花儿本体，或从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宏观角度立论，而缺乏通过历史学方法做以详实考证的学术成果。截至2012年底笔者撰写此文时，尚未有一种学说得到广泛认同，花儿起源之谜尚未解开。
关于花儿的首创地点，主要有两种说法：河州说、岷州说（包括甘川边界说）。“河州说”的主要观点是，河州花儿曲调丰富，音调优美，句式结构丰富多样，古河州应为花儿的起源地。
在坚持花儿起源“岷州说”、“甘川边界说”的学者中，马珑最先提出“洮岷花儿与河州花儿是同一祖源的，河州花儿是洮岷花儿继承和发展，而洮岷花儿只是原始形式”的论断，并通过分析句式结构特点，得出“洮岷花儿与北朝民歌有关系，可能产生于南北朝时期；河州花儿与词有关系，可能产生于唐初”[url=#_ftn78][78][/url]的结论。之后，李璘、郝毅、杨鸣健、魏泉鸣等人，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花儿起源“岷州说”、“甘川边界说”。景生魁提出了花儿起源于“宕昌羌”的论点，但未能做出详实的论证。郝毅、杨鸣健则分别从音乐的角度论证了花儿音乐与“西凉乐”及甘川边界的羌藏民歌的关系。[url=#_ftn79][79][/url]
李璘在考察了花儿两大体系的曲调、演唱形式、词体结构后认为，岷县南部一带（包括宕昌北部）不仅是洮岷花儿而且也是整个花儿的发祥地，并指出“花儿流变的程序是：从洮岷南路花儿（啊欧连儿）到洮岷北路花儿（两连儿）再到河州花儿。花儿传播的路线是：从岷县南部地区到北部地区，经临潭、卓尼到康乐、临洮、夏河，而后到临夏。临夏遂成为花儿发展、繁荣和进一步流布的中心。于是，花儿便从临夏传播到青海、宁夏和新疆。”[url=#_ftn80][80][/url]
之后，李璘又以“南北朝后，七言诗的格律及体裁逐渐成形”为依据，提出了洮岷花儿的词体“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一结论。[url=#_ftn81][81][/url]
魏泉鸣在考察了博峪采花节后，提出了“整个花儿乃一源多流”的观点，认为“博峪藏族采花节是源，是一切花儿会的母体” [url=#_ftn82][82][/url]，后来，又提出花儿“起源于甘肃四川交界处，而后以岷县二郎山、临潭莲花山成为早期的中心”[url=#_ftn83][83][/url]的论断。同时又认为“中国花儿的最早发生时间，从音乐学、诗词格律学、诗歌史学看，应始于南北朝时期以二郎山为中心的岷州花儿，再到以莲花山为中心的洮州花儿，到唐宋时期形成以松鸣岩为中心的河州花儿，元明时期趋于成熟，经过了漫长的历程。”[url=#_ftn84][84][/url]
李璘、魏泉鸣二位先生的结论，虽然仅从花儿本体出发、未能揭示花儿缘何起源、由何人传播以及传播路线缘何产生等历史学、社会学问题，而不被广泛接受，但诸多论点已趋近历史的真相，是本文之前最为重要的花儿源流研究成果。
结
语
花儿诞生于一千七百年前的西晋永嘉末年，即公元313年。其祖源《阿于歌》，由鲜卑族慕容廆部创作，传给迁于陇上今岷县一带的吐谷浑部族，被广泛传唱，是所有花儿的祖源。随着吐谷浑人的迁徙，经过长期的流变和与多种文化的交流，《阿于歌》衍生出多种不同的曲调，在当年吐谷浑政权所据地区的各族人民中广为传唱，流传至今，成为今天的西部民歌——中国花儿。《阿于歌》的就是今天的岷县花儿“阿呜怜儿”，它以高亢激越、质朴粗犷、悲切凄厉、明朗爽快的审美特征，超级稳定的乐句结构，诚挚动人的真情实感，在原唱地岷县一带流传一千七百年，而曲调如一、歌名如一，亘古不变，可谓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2013年1月25日，凌晨5时成。
作者简介：
包孝祖，男，汉族，1965年生，甘肃省岷县人，《岷县志》专职副主编。
1982年4月起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著有诗集《爱的风景》《凝眸》、散文集《守望集》，史学文集《游心集——陇右史地研究》。编著有非遗乡土教材《岷县花儿》、《中国洮砚》（均与季绪才合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
系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书协学术委员，定西市书画院、陇中画院画师，岷县书协名誉主席，甘肃民院河洮岷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近年业余致力于吐谷浑史、陇右历史地理及花儿源流研究。
电话：15213978669
Qq：787525681
[url=#_ftnref1][①][/url] 转引自封尘：《花儿唱响世界——花儿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综述》，《甘肃文艺》2011年第3期。
[url=#_ftnref2][②][/url] 孟子为：《“甘肃花儿”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献资料（视频文件）解说词》，马列主编：《岷州花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url=#_ftnref3][③][/url] 赵宗福：《谈咏唱“花儿”的诗及最早出现的年代》，《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url=#_ftnref4][④][/url] 魏泉鸣：《中国花儿源流批评史中的几个问题》，《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保护论坛论文汇编》，甘肃兰州，2011年印刷，第89页。
[url=#_ftnref5][⑤][/url] 《旧唐书·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01页
[url=#_ftnref6][⑥][/url] 《魏书·吐谷浑传》，第2233页。
[url=#_ftnref7][⑦][/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0页。
[url=#_ftnref8][⑧][/url] 《晋书·吐谷浑传》，第2537页。
[url=#_ftnref9][⑨][/url] 《魏书》卷一百一（校勘记），第2253页。
[url=#_ftnref10][⑩][/url] 缪钺：《北朝之鲜卑语》，《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9页。
[url=#_ftnref11][11][/url] 缪钺：《北朝之鲜卑语》，《读史存稿》，第65页。
[url=#_ftnref12][12][/url] 陈桥驿：《札记·阿干之争》，《水经注校证》，第69页。
[url=#_ftnref13][13][/url] 《三国志·陈泰传》，第640页。
[url=#_ftnref14][14][/url]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陕西》，第2625页。
[url=#_ftnref15][15][/url]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陕西》，第2627页。
[url=#_ftnref16][16][/url] 《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陕西》，第2628页。
[url=#_ftnref17][17][/url]〔宋〕李昉编纂；夏剑钦校点：《太平御览》卷第五百七十《乐部八》，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506页。
[url=#_ftnref18][18][/url]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检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url=#_ftnref19][19][/url] 《说文解字注》，第821页。
[url=#_ftnref20][20][/url] 《康熙字典》，第85页。
[url=#_ftnref21][21][/url] 《说文解字注·五篇上•亏部》，第204页。
[url=#_ftnref22][22][/url] 《康熙字典》，第527页。
[url=#_ftnref23][23][/url] 《康熙字典》，第738页。
[url=#_ftnref24][24][/url] 《说文解字注•四篇上•鸟部》，第157页。
[url=#_ftnref25][25][/url] 《汉印分韵合编》，上海书店1979年版，第45页。
[url=#_ftnref26][26][/url] 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版，第1662页。
[url=#_ftnref27][27][/url] 《说文解字注•五篇上•虍部》，第209页。
[url=#_ftnref28][28][/url] 《康熙字典》，第1199页。
[url=#_ftnref29][29][/url] 《说文解字注•十一篇上二•水部》，第560页。
[url=#_ftnref30][30][/url] 吕霞：《土族花儿的文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url=#_ftnref31][31][/url] 哈守德、李占忠、东文郁编：《天祝花儿选》，甘肃天祝，2001年5月印刷，第189页。
[url=#_ftnref32][32][/url] 马桂花、严国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以河湟“花儿”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为例》，《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花儿保护论坛论文汇编》，第38页。
[url=#_ftnref33][33][/url] 李文实：《花儿与<诗经•国风>》，吉狄马加主编：《青海花儿大典》，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url=#_ftnref34][34][/url] 西北音乐工作者协会编，朱仲禄整理：《花儿选》，西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url=#_ftnref35][35][/url] 李克郁编：《土汉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url=#_ftnref36][36][/url] 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9页。
[url=#_ftnref37][37][/url] 《晋书·怀帝纪》，第123页。
[url=#_ftnref38][38][/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url=#_ftnref39][39][/url] 《晋书·吐谷浑传》，第2537页。
[url=#_ftnref40][40][/url] 周建江：《关于<阿干之歌>的若干问题》，《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url=#_ftnref41][41][/url] 黎虎：《慕容鲜卑音乐论略》，《魏晋南北朝史论》，第591页。
[url=#_ftnref42][42][/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url=#_ftnref43][43][/url] 《晋书·吐谷浑传》，第2539页。
[url=#_ftnref44][44][/url] 《魏书·吐谷浑传》，第2235页。
[url=#_ftnref45][45][/url] 〔唐〕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25页。
[url=#_ftnref46][46][/url] 《旧唐书•音乐志二》，第1071页。
[url=#_ftnref47][47][/url] 黎虎：《慕容鲜卑音乐论略》，《魏晋南北朝史论》，第584页。
[url=#_ftnref48][48][/url] 吴大顺：《“北狄乐”考论（上）》，《怀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0期。
[url=#_ftnref49][49][/url] 黎虎：《慕容鲜卑音乐论略》，《魏晋南北朝史论》，第615页。
[url=#_ftnref50][50][/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url=#_ftnref51][51][/url] 《吐谷浑史》，第39页。
[url=#_ftnref52][52][/url] 张亚雄编著：《花儿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2页。
[url=#_ftnref53][53][/url] 吕建福：《土族史•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url=#_ftnref54][54][/url] 李璘：《文史漫笔》，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
[url=#_ftnref55][55][/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第2370页。
[url=#_ftnref56][56][/url]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第2371页。
[url=#_ftnref57][57][/url] 《魏书·穆亮传》，667页。
[url=#_ftnref58][58][/url] 《周书·武帝纪》，第72页。
[url=#_ftnref59][59][/url] 〔宋〕字文之邵：《上皇帝书》，任继愈主编《中华传世文选·宋文鉴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url=#_ftnref60][60][/url] 李雄飞：《秦晋“花儿”探微》，《甘肃高师学报》2010年第4期。
[url=#_ftnref61][61][/url] 〔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梁载言十道志下》，中华书局1961年版影印本，第288页。
[url=#_ftnref62][62][/url] 参见两唐书《吐谷浑传》。
[url=#_ftnref63][63][/url] 《土族简史》编写组：《土族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页。
[url=#_ftnref64][64][/url] 蔡秀清：《试论“花儿”中的土族民俗风情》，《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url=#_ftnref65][65][/url] 勉卫忠：《话说甘南勺哇土族》，《中国土族》2004年冬季号。
[url=#_ftnref66][66][/url] 哈守德、李占忠、东文郁编：《天祝花儿选·前言》，《天祝花儿选》第4页。
[url=#_ftnref67][67][/url] 《青海花儿大典·综述》，第14~17页。
[url=#_ftnref68][68][/url] 《晋书·地理志》，第434页。
[url=#_ftnref69][69][/url] 《吐谷浑史》，第6页。
[url=#_ftnref70][70][/url] 《吐谷浑史》，第7页。
[url=#_ftnref71][71][/url]《岷县志·畜牧》，第201 ~208页。
[url=#_ftnref72][72][/url] 《花儿集》，第103页。
[url=#_ftnref73][73][/url] 李璘：《中国“花儿”的文化定位》，《乡音——洮岷“花儿”散论》，第8页。
[url=#_ftnref74][74][/url] 《花儿集》，第82页。
[url=#_ftnref75][75][/url] 《花儿集》，第86页。
[url=#_ftnref76][76][/url] 王沛：《大西北之魂——中国花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url=#_ftnref77][77][/url] 青海省群众艺术馆编：《青海花儿曲选》（铅印本），1979年7月印刷，第23页。朱仲禄演唱的这首花儿，编者称“流行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不但其曲名与“阿呜怜儿”的别名相同，词体结构也与“阿呜怜儿”完全相同，是“阿呜怜儿”在青海流行后的珍贵遗存。
[url=#_ftnref78][78][/url] 马珑：《花儿源流试探》，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编：《花儿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url=#_ftnref79][79][/url] 魏泉鸣：《中国花儿学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页。
[url=#_ftnref80][80][/url] 李璘：《“花儿”源流初探》，《耕余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
[url=#_ftnref81][81][/url] 李璘：《中国“花儿”的文化定位研究及其学术成就》，陈元龙主编：《中国花儿纵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url=#_ftnref82][82][/url] 《中国花儿学史纲》，第299页。
[url=#_ftnref83][83][/url] 魏泉鸣：《花儿学家对花儿源头的探索》，《中国花儿学术史论稿》，甘肃兰州，2011年印刷，第123页。
[url=#_ftnref84][84][/url] 《花儿学家对花儿源头的探索》，《中国花儿学术史论稿》，第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