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玲

       记得九十年代初，我国高校尚没有一个民俗学专业，北师大的民俗学虽然已经教育部重点学科，但也是中文系某专业的方向，并不是独立的本科招生专业。钟老时常讲起某国有多少民俗学系，多少民俗学专业，多少民俗学学位点，充满羡慕与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的焦急，这种焦急，更是渗透在他日日匆匆，思虑着中国民俗学人才的培养、学科推进。后来，看到全国会员发展的蓬勃，明显感到他的焦急略有所慰，再后来，他以96岁高龄做了大会报告，《建立中国的民俗学派》，记得是由董晓萍教授代他读完全文。那次会议，我觉得是历届会议大家情绪最高、心力最齐、方向最明、思维最清的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
        之后，同仁们行走于各种交流，机缘相遇，新锐的思想、调查的成果、新著的墨香，适时增添着民俗学大家庭的丰硕成果与身在其中的幸福指数。
          记得有次在钟先生家，我见到了一个农民研究者，他叫田传江，与他聊聊天，他讲自己研究的民俗学与关注的民俗学事象，感到浓郁的田野气息。
      那个时期，还有很多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基本是基于田野，关系民生，在调查中，成文成书后，对所研究的民俗生活，民俗创造与传承者，都有讲不完的故事，通过研究，推进一方文化发展、旅游开发、经济发展，是经常可以听到的案例。
      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或者是哪次会议开始，这种来自乡野的气息逐渐淡了，民俗学变成了高楼深院里、图书馆里、网络里的学问，讲着些很绕的关键词，论着些很牵强的证明逻辑链条，民俗学逐渐走进了洋泾浜与接近玄学的方向。当然也有自己与学会渐行渐远的缘故，了解有限，依据不足，虽然还是有很多学者在踏踏实实做调查，或多或少干预民生，但是我觉得总体的学术风气，转向了。
          诚然，一代有一代之风范，这种转向，也要两面看，一方面，民俗学研究逐渐丰富、开阔、理性、多元，国际化；而多元，是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多元，也意味着走向更加成熟的可能性。并非所有的改变都是错误的，相反，改变，也意味着创新与发展。
          但是，任何学科的发展，以民生需求为前提，也以民生需求为终结。偏离了这一点，学问再大，成就再高，老百姓不知道，不理解、不需要，将是一文不值。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从远古神话《山海经》到先秦歌谣《诗经》、《楚辞》，从诸子百家，到唐宋八大家，从两汉《乐府》到唐宋诗词、再到传奇、话本与元明清戏曲，凡是关乎民生，总能万古长春，凡是历史上的形式主义思潮流派出现时，一些优秀的学者，作家，总是以“风骚”之大旗，将文化、艺术、包括民俗学（非自觉时代的民俗学，但是古代的民俗学记录与研究者，成就大过当代）的发展，拉回到关注现实，关系民生的轨道。使其健康发展，方能至今源远流长。

       虽说是位卑未敢忘国忧，但国之大事，有中央谋之；学会之大事，有精英虑之，本人所能，只是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调查一地之民俗，力求使得一地民众因你的研究有所不同，用很马列的话语来说，就是或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变作物质的，总之，你的研究，不能只是为了发表论文，开展交流等等。我本人觉得，这样的研究本质意义上，发展方向上，是有问题的。而这些问题，确是中国民俗学会应该关注并且去研究的。
           
           忽然想起季羡林先生一个据说是真实的段子，北大百年，某国家领导拜访季羡林先生，要他对北大提点希望，季羡林先生并没马上回应，北大宣传部一个随从官员小声提示说：“希望北大明天更美好。”季先生想了想说：”我希望，北大办得与蔡元培先生在时一样好。“

          2015年来临之际，我借季羡林先生此言，希望中国民俗学会，中国民俗学研究，与钟敬文先生在时一样，民俗学研究要关系社会与民生。

                                                       张翠玲  于广州   2015年1月1日凌晨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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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锐

民俗学研究要关注社会与民生。--空谈误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