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清浊

章武元年（221年）七月，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挥兵东下讨伐孙吴。在他的征讨大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部队，他们穿着另类的衣服、操着难懂的语言、拿着古怪的武器，被发跣足、性格暴烈，被当时的中原人称之为“武陵蛮”。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武陵蛮出场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第一次在八十三回：
“却说甘宁正在船中养病，听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马，正遇一彪蛮兵，人皆被发跣足，皆使弓弩长枪，搪牌刀斧；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个铁蒺藜骨朵，腰带两张弓，威风抖擞。甘宁见其势大，不敢交锋，拨马而走；被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于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
第二次在八十四回：
“时有蛮王沙摩柯，匹马奔走，正逢周泰，战二十余合，被泰所杀。”   
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沙摩柯最终是被陆逊所杀：
“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馀营。”
可知，历史上确实有蛮族帮助刘备攻打孙吴之事。
“蛮”在先秦以前是华夏人对非华夏民族的称谓之一﹐《尔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荆州的蛮族又被成为蛮荆，《诗经.小雅.采芑》有：“蠢尔蛮荆，大邦为讎。”之句，朱熹集传曰：“蛮荆，荆州之蛮也。”。
在春秋前期﹐楚国曾大举进攻蛮族﹐史称楚武王“大启群蛮”。但当时的楚国也经常被中原各国贬称为“蛮”，如《国语.晋语八》记弧兵之盟时，叔向就曾言“楚为荆蛮”，楚武王之祖熊渠自己也曾桀骜不驯的说:“我蛮夷也，不同中国之号谥。”
楚庄王时，蛮族乘楚国大饥之际，曾“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这时的蛮、戎、百濮并称，可知皆是不同的种族。在楚庄王的反攻之下，庸国破灭，群蛮降服。在晋楚“鄢陵之役”之时，“蛮”还曾与楚恭王合兵攻打晋国。战国初期，楚悼王曾“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到秦昭王时，白起攻占楚都以后，“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黔中蛮”之名始见于册。
后汉高祖改黔中郡为武陵郡，“黔中蛮”也被改称为“武陵蛮”，又因其居住地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五条溪流，亦称“五溪蛮”。《后汉书•南蛮列传》中记载他们本为盘瓠子孙，“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干宝《晋纪》也说:“武陵、长沙、庐江郡夷，盘瓠之后也。”
在东汉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史官有时也会按行政区域来称呼他们，如溇中蛮、零阳蛮、澧中蛮、零陵蛮、桂阳蛮等，魏晋以后，他们还将有更多的称谓。其实，这些称谓都是汉人自己认定的，这些少数民族不可能按照这种叫法称呼自己、识别族群以及限定自己的活动区域，他们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来自多个不同民族的人们所组成的较为松散的部落联盟。
在《三国志》中，对于武陵蛮为何加入蜀汉军团的原因所述甚少。《吴书.吴主传》载：
“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之封赏。于是诸县及五溪民皆反为蜀。”
《陆逊传》载：
“备从巫峡、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
似乎是刘备以“金锦爵赏”收买武陵蛮，才使得他们援助西蜀的。
然而，《三国志.蜀书》却给后人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先主传》载：
“章武元年.....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
从这两条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刘备发动攻吴战争不久，武陵蛮就曾主动遣使向刘备请兵，而在第二年二月，刘备才派马良前去联络，所谓“金锦爵赏”之事应当是在武陵蛮请兵之后。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封赏，武陵蛮都是会反吴的，这和《三国志.吴书》的记载完全不同。
但武陵蛮为何要反吴？难道也是要为关羽报仇吗？也许确实如此，因为关羽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王”。
关羽和“蛮”的关系在《三国志》中并没有记载，但从《宋书.乐四》所录的两首吴国鼓吹曲中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之不一般。这两首曲子分别名为《关背德》与《通荆门》，现抄录如下：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禽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第七。　　
关背德，作鸱张。割我邑城，图不祥。称兵北伐，围樊襄阳。嗟臂大于股，将受其殃。巍巍吴圣主，睿德与玄通。与玄通，亲任吕蒙。泛舟洪氾池，溯涉长江。神武一何桓桓！声烈正与风翔。历抚江安城，大据郢邦。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愆，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第八。　　
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大皇赫斯怒，虎臣勇气震。荡涤幽薮，讨不恭。观兵扬炎耀，厉锋整封疆。整封疆，阐扬威武容。功赫戏，洪烈炳章。邈矣帝皇世，圣吴同厥风。荒裔望清化，化恢弘。煌煌大吴，延祚永未央。”
据《宋史》记载，这两首曲子的作者是韦昭，其中《关背德》的创作时间应是在孙吴偷袭荆州之后，《通荆门》的创作时间应是孙吴与刘蜀在外交上和好之时。需要注意的是“虏羽授首，百蛮咸来同，盛哉无比隆”和“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之语，特别是《通荆门》的介绍中：“关羽自失之愆，戎蛮乐乱，生变作患......”之句，似乎是在揭示关羽和蛮族之间的特殊关系。
首先，是“虏羽授首”导致了“百蛮来同”，这证明了关羽与“百蛮”之间至少是同盟关系；其次，《通荆门》说关羽有“自失之愆”，而他的“自失”就是“戎蛮乐乱”，孙吴方面认为的“乱”，对于关羽一方自然不是相同意思，它可能更是一种团结的象征，这说明关羽实际是“戎蛮”的首领。《汉书》卷九十五的《南越王赵佗报汉文帝书》中说：
“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
可知“王”实为长沙、武陵蛮对首领的通称，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思维来讲的话，关羽其实就是蛮“王”。
学界普遍认为，少数民族的关公信仰产生于元代以后，是道教的传播、《三国演义》的流行、明清时期的战争、商贸往来以及明朝皇帝的推崇、汉人移民所致，一言以概之就是被“汉化”的结果。这种观点来源于一种观念，即：关羽只是汉人的英雄。但从关羽和武陵地区的关系来看，也许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知道，关羽是“汉寿亭侯”，而“汉寿”正是武陵郡的治所。
前文已叙，东汉时期武陵郡的治所曾在义陵、索县、临沅三县之间变迁。阳嘉三年（134年），朝廷将索县升级为整个荆州的刺史治所并改名汉寿，其目的应该只有两个，一、是为了防备当时的“江南宗贼”；二、就是为了镇压武陵蛮。这是因为自光武中兴以来，荆州的蛮族就经常暴动，而暴动的核心区域就在武陵，如《后汉书.南蛮列传》载：
“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聚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
“二十四年(48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
“肃宗建初元年(76年)，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
“三年(78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
“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
“安帝元初二年(115年)，澧中蛮以郡县徭税失平，怀怨恨，遂结充中诸种二千余人，攻城杀长吏。”
“明年(116年)秋，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又零陵蛮羊孙、陈汤等千余人，著赤帻，称将军，烧官寺，抄掠百姓。”
“顺帝永和元年(136年)，......其冬澧中、溇中蛮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吏，举种反叛。”
“明年(137年)春，蛮二万人围充城，八千人寇夷道。”
“桓帝元嘉元年(151)秋，武陵蛮詹山等四千余人反叛，拘执县令，屯结深山。至永兴元年，太守应奉以恩信招诱，皆悉降散。”
“永寿三年(160)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界，众至万余人，杀伤长吏。又零陵蛮入长沙。冬，武陵蛮六千余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贼复寇桂阳，太守廖析奔走。武陵蛮亦更攻其郡”
“至灵帝中平三年(186)，武陵蛮复叛，寇郡界，州郡击破之。”
也就是说，从建武二十三年到中平三年这139年的时间里，荆州的蛮族平均每十几年就发起一次暴动。以上所记还均系上千人的大规模动乱，至于百十来人的小股反抗，也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后在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曾联合零陵、桂阳二郡一同反叛刘表，在这场叛乱中应该也不乏蛮族的身影。
然而，自建安六年（201年）刘备、关羽来到荆州以后，直至建安二十四年（220年）关羽被杀之前，史书上就再也没有任何蛮族闹事的记载。可以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蛮族的表现异常平静。
但是，当关羽被杀后，武陵蛮就立即造反。《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
“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盖领太守。......自春讫夏，寇乱尽平。”
“后长沙益阳县为山贼所攻，盖又平讨。加偏将军，病卒于官。”
武陵蛮向刘备请兵一事就应当发生在黄盖平乱前后。而且，黄盖还曾去攻打长沙益阳的“山贼”，所谓“山贼”应该就是“山蛮” ，也就是所谓的长沙蛮。
章武二年，刘备和“胡王沙摩柯”被陆逊击败于夷陵以后，蛮族的反抗也并没有停止。按《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载，在黄龙三年（231年）武陵蛮就又发动一场暴乱：
“会武陵蛮夷蠢动，岱与太常潘濬共讨定之。”
这场叛乱历时多年，孙吴共计用兵五万，最后在蜀汉降将兼汉寿本地人潘濬的努力下，才基本得到平息。
但到了炎兴元年（263年），蜀汉被曹魏所灭，武陵蛮就又和孙吴发生了一场战争，《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载：
“魏遣汉葭县长郭纯试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迁陵界，屯于赤沙，诱致诸夷邑君，或起应纯，又进攻酉阳县，郡中震惧。”
当时孙吴的武陵太守钟离牧率兵“晨夜进道，缘山险行”一直挺近武陵山区两千余里，才最终“斩恶民怀异心者魁帅百馀人及其支党凡千馀级，纯等散，五溪平。”，他自己也得到了公安督、扬武将军、都乡侯、前将军假节等封赏，可见对于孙吴来说，钟离牧这次平乱的功绩非同凡响。
以上这些武陵蛮的抗争活动都见于正史，如按各县方志的记载来看，从关羽去世到蜀汉灭亡的四十余年间，荆州蛮族发动的大大小小的暴动共四十余起，平均每年一次，可以说，他们对于孙吴政权的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些史料完全能够说明，荆州的蛮族是心向蜀汉的，而之所以能够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与蜀汉政权所奉行的少数民族政策不无关系。从《三国志》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吴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就是强行征缴，反抗即杀；曹魏是以征缴为主、兼用安抚；蜀汉却是安抚为主、不得已才会征缴。在诸葛亮的《隆中对》中也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之句，说明安抚西南少数民族是蜀汉政权的基本国策。
这种政策的实施，必然会让荆州蛮族产生感激之情，因为他们近二百年的抗争只是为了得到这种政策而已。但他们最感激的人，应该还是关羽，因为关羽才是在蜀汉核心人物中管理荆州时间最长的人，特别是在建安十七年（212年），诸葛亮、张飞、赵云入蜀协助刘备作战以后，关羽“董督荆州”，所有的政令都要由他自己决定，这些政令中自然会包括少数民族政策。吕蒙曾对陆逊说关羽镇守荆州之时“恩信大行”，所指的应当也包含这些政策。
而且，关羽还是“汉寿亭侯”，这种封邑上的主从关系，再加上合理的政策，应该会使蛮族和关羽之间产生一种类似血缘关系的亲密情感。
关羽和荆州的蛮族到底发生过什么故事，现在已经不会有人知道了，因为当时蛮族的相关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而汉人的史书也没能详细记载。但后世广泛存在于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的关公信仰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武陵蛮与苗、侗、瑶等少数民族有族属关系，而这些民族至今还保留着关公信仰，虽然他们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信奉关公，但古老的风俗使得他们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四月初八、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或其它既定时间祭祀关公，届时各村各寨都会举行盛大的活动。
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流传着大量的关公传说，其中以“火神下凡”的传说流传最广。这类传说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1.玉皇派火神(火德星君、火龙、火文星等)下凡烧百万之家，火德星君心疼老百姓，只烧了百、万两家，所以犯了欺君之罪，要被斩首2.火神托梦给和尚(或道士)说，在他被斩之时，用盆接住从天上滴下来的鲜血，经过念经诵咒，若干天之后，打开盆盖，里面就会出来一个娃娃3.和尚把娃儿送给磨豆腐的冯姓孤老抚养4.娃儿快速长大，武艺出众，因打死人(或杀死凌人之富豪)外逃，得观音之助，变成红脸长须的大汉，取名关羽。
从这些传说中，我们能够联想到以下几点。第一，火神在西南少数民族以及楚地原住民的意识里是祖先的象征，他和祝融、炎帝、蚩尤三位神灵，苗族、瑶族、侗族等多个民族有着复杂的渊源。第二，传说中说火神因为心疼百姓，犯了天条而被斩首，应该就是当年关羽被孙权斩首这段真实历史的神话性表征，而滴血寄魂则是灵魂不死观念的体现，同时血也是在强调火神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第三，火神在凡间复活并且长大，他为民除害并在观音的帮助下变成红脸大汉，并取名关羽，实际是在用神话的方式来解释关羽到荆州以前的经历。虽然关公转世的情节和观音、玉皇大帝等神话人物都带有佛、道色彩，但传说中的滴血寄魂、灵魂不死等观念，显然是十分古老的。
在这些传说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那位卖豆腐的冯姓孤老，据说是他将火神转世的关公养大，所以关公本该姓冯，这种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清人《清音小集》卷四《夜看春秋》，就有“关羽原姓冯名贤，字寿长”的记载。
实际上，这种说法应该就源自于古荆州的少数民族传说，而且，这里的“冯”其实也并不是汉族的姓氏，而是瑶族的。
汉族的冯姓，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其实瑶族中也有冯姓。
瑶族的姓都是是由“评王”赐予的。据《评皇券牒》 中记载，瑶族始祖盘瓠与皇帝(评王)的三公主成婚后隐入南山，过了几年生下了六男六女，评王知道后大喜，遂赐六男六女为王之子孙，赐封十二姓：盘、沈、包、黄、李、邓、周、赵、胡、唐、雷、冯。
而冯姓孤老和豆腐之间的关系，在瑶族的传统饮食文化中也能找到根源。
今天，在全国瑶族人口最多的县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叫“圣水”豆腐丸，是以沱江镇竹园寨的仙岩中的“圣水”磨制的豆腐做成的，享誉江南。此外，瑶族人还以“圣水”豆腐丸为依托，创造出了风味独特的系列小吃，有水豆腐酿、辣椒酿、苦瓜酿、螺丝酿、米豆腐酿、油炸豆腐酿、香菇酿、蒜头酿、苜芋豆腐酿、竹笋酿、茄子酿、丝瓜酿、莲藕酿、冬瓜酿、南瓜花酿、牛耳菜酿、萝卜酿、蛋酿等，这些小吃被统称为“瑶家十八酿”，可知豆腐实际在瑶族的食谱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要知道，永州市在三国时代正处于荆州的零陵郡，而江华瑶族自治县在当时就是所谓的“零陵蛮”居住区。
卖豆腐的冯姓孤老这个传说人物出现的时间不会很早，至少会在豆腐与瑶族的姓氏开始普及以后，所以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传说早已不是最初的版本了，但最早创造这些传说的人其创作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关公与本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知道，神话传说是一些没有文字的古老民族的记事方式，所以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先民来说，“火神下凡”也许就是真实历史的反映。
这段历史就是：孙权（玉皇大帝）斩杀了他们的祖先关公（火神），但是关公灵魂不灭，继续为老百姓打抱不平。这就是“火神下凡”传说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关羽其实就是他们的“王”。

山间野人

1、关公传说和关帝信仰不仅是地域性，也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所以关羽形象这个问题肯定也是多元的，楼主以三国演义文本说明关羽“蛮王”的形象很有意思，但是缺乏必要的田野材料，而就算这样的田野材料能获得，又是否能说明这就是荆州蛮、西南夷对关羽形象的想象？因为蛮夷是笼统的说法，今天西南（尤其是武陵）一带的“蛮夷”大部分已是东部汉民移民后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少数民族对于关帝及相关历史人物形象的叙事和想象本就是一个纯文本的问题，它无法通过田野来论证（以及在这个问题的方法论上，田野很难有一个明确的“上下文”）。

2、唯一能说得过去的是，三国故事在西南一带的讲述建构了不同的三国人物形象，比如很有意思的诸葛亮传说？因此怎么解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对三国人物的叙事和形象，可能需要对比研究。

而我以为楼主后面的论述逻辑更接近于这个问题：http://iel.cass.cn/news_show.asp?newsid=10758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类更民俗学式的问题：http://baike.baidu.com/view/11339629.htm?fr=aladdin

另外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讨论武陵蛮（荆州蛮）对汉政权的影响也是有必要的，刘备借助少数民族抵御东吴既是一种想象，也是现实之举，早在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就记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今天土家族的认定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对“巴蛮”的追溯。所以西南少数民族对汉族政权产生影响主要集中在军事层面，后来元明清不断采取军屯、卫所、流官制度进行管理，才勉强维持了对这一地区的“统一”。

从中国的版图来看，湖北省就像一个张开的喇叭，它的内部差异也很大，鄂西土家、神农架野人、武当道教、长江汉水、山区平原、三峡要害、湖泽洪灾、汉与非汉之地，它的历史地理构成几乎是碎片化的（张伟然），西边是武陵山、大巴山及三峡，东边是长江中下游平原，荆州恰好在湖北中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冷兵器时代，从这里，东部平原的汉民可以越过武陵（包括三峡）这个最短的天堑，入川从而直取西南，而四川亦可从这里跨出封闭的世界（王笛）。日本侵华的中路依然走的是这条路。蒋被迫从南京到武汉、最后到重庆，企图以最后一个天然屏障保住陪都，当然日军的陆地部队最后也只到了宜昌（石牌保卫战）。不过热兵器以及移动化、核军事时代，这个军事地理已经不是重要的变量了（当然三峡大坝成为新的要害）。所以南少数民族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位也只是一种历史想象，且历经了几次王朝大移民以及现代移民之后，西南也不具备完整意义（能与汉王朝、帝国中心对话）上的“蛮夷”文化版图了。

因此回到楼主的问题起点，发现荆州少数民族（荆州蛮）与三国蜀汉王权的问题，实乃发现了西南少数民族与汉王朝关系问题的要害！

其实本人也很想论述在中华文明的帝国时期（所谓的“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的东部起点在哪里？如果说汉王朝的边疆在西南，那么西南的边疆在哪里？西南的边疆肯定有两处，一处是西南作为汉王朝边缘的边疆，也就是西南以西，另一处则是西南与汉王朝接触的边缘，则是西南以东，这个西南以东是一个面（民族走廊、移民通道、拉锯地带），也是一条线（今天西部大开发长江以南的分界线），但是如果要找一个自古以来都十分明确的点，那就是“荆州”，从今天荆州市松滋县卸甲坪土家族乡开始计算（“卸甲坪”这一地名就很有趣：传说因关羽从麦城突围去西川时,在这里卸甲治伤而得名，关羽的故事情节成了今天荆州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的名称），往南经过湘西直至黔南、桂西，也就说以鄂西和湘西土家族为起点，往南经过的苗瑶侗壮，都是西南的的东部边缘，在这个以西南为中心，与汉王朝发生“关系”的“边缘”上，有很多有趣的民族学、民俗学式的问题（如军傩、地戏），可以说从这里开始，所谓的西南蛮夷们对汉王朝的污名化和神圣化开始发生，同时，也涉及到帝国时期王朝与高（山）地民族关系问题。

当然我党早期的革命火种也正好是从江西一路向西，穿越这个“边缘”，然后从贵州、四川到河湟再到陕北，它正好是穿越了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东部边缘，然后沿着中华帝国的西部边缘躲过了国军围剿。而在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有趣的故事（施爱东）也可以对比楼主所说的关羽传说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的“新中国”得以存在，正好是毛的军事思想借助了这一重又一重的“边缘”军事地理的结果。

另外上面链接一中杨义教授的文章很有启发意义，他说黄河长江文明的构成的太极推移文明动力，以及巴蜀、太湖作为这个太极图的太极眼，都试图在说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东部边缘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今天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往往忽视的一点，因为他们太想找自在的社区和无政府主义的山头了!当然民族走廊和中间圈的研究也可以扩展到我所谓的这个边缘问题。

[ 本帖最后由 山间野人 于 2014-12-20 15:25 编辑 ]

康清浊

感谢您的回帖，您说的很有道理，我非常认同。目前中国的民族学、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也确实往往忽视历史上西南少数民族的东部起点问题，我也正是有志于通过“关公信仰”的历史发展轨迹来探索这个问题。
正如您所说，“关公传说和关帝信仰不仅是地域性，也是全国性的乃至世界性的，所以关羽形象这个问题肯定也是多元的”，还有“少数民族对于关帝及相关历史人物形象的叙事和想象本就是一个纯文本的问题，它无法通过田野来论证”。所以，我以上的文字也只能是一种推理，至于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大量的证据和民族学、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共同关注。就像您所引的杨义老师所说的那样“用大眼光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学与文化，就必然要求文学文化观念的深刻革新。”
您的推荐作品我一定会拜读，据我所知，诸葛亮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中与关帝也有一些交叉，这是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