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启示录
中国社会科学报 | 发布日期：2014-12-09
杨杰宏
民国时期，丽江曾立有《商业劝工会纪念碑》，上载：“知识之增长，必由于交通交换。”茶马古道的价值与意义正在此理中。抚今追昔，茶马古道似成往事，但其留下的历史启示却是意味深长的。
古道精神：刚毅坚卓、和谐共荣
“无限风光在险峰”，外来的游客更多渲染了天界雪域、云贵高原、三江并流的无限风光，但一旦亲历实地，往往叹而观止，望而却步，很少抵达险峰，更不必说经年累月风餐露宿，担惊受怕。茶马古道途经海拔最高的险峰、民族最多的秘境、生态最为丰富的地域、峡谷雪峰最多的名胜、最为艰险的悬崖峭壁……只有领略过其间甘苦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这些“最”并不为过。很难寻找到第二条这样的古道，茶马古道就是在这一连串之“最”中迎难而行，在千难万险中创造奇迹，在绝境中迎来希望，在沉默中沉淀刚毅，并成就了斐然的卓越，是它把天险变成了通途，使天各一方的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息息相通，使山水相隔的各民族心与心相连，使这条畏途成为经营幸福、缔造和平、带来吉祥的文明之路。
民族学家马曜认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地域性的内部统一走向全国性的大统一，是中华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和必然趋势。”这一观点在茶马古道上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到证明。茶马古道连接了傣、藏、纳、白、彝、普米、傈僳、布朗、阿昌、德昂、汉等不同民族地区，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圈之间的互动消长推动了茶马古道的开拓与发展，并通过这一古道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长期往来，沉淀生成了深厚的民族友好关系，反过来也保障了茶马古道的贯通、延伸，茶马古道成为不同民族文化圈之间联结纽带与催化剂，促进了区域间的民族认同，并提升到对代表中华民族发展方向的国家主流意识的认同。
相形于经济功能，茶马古道更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精神。刚毅坚卓、自觉自信、和谐共荣，这种苦难中崛起的精神，在当今弥足珍贵。
毋庸讳言，茶马古道由一个学术概念成为一个实体的过程中，不少人看到了其间蕴含的巨大商机，炒作茶叶文化、打造茶马重镇成为当下利用茶马古道的两大主题。摒弃迎合心态，提升文化内涵，展现文化精神，弘扬天人合一、刚毅坚卓、自觉自信、和谐共荣的文化精神，这应是茶马古道文化旅游的追求目标，也是茶马古道文化魅力永恒之所在。
区域法则：互通有无、公平竞争
茶马古道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根脉不绝，关键在于它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流动的，不是停滞的；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不是对立抗衡、暴力征服。交通就是交流沟通，就是交换变通，交流、交换的不只是商品，更多的是技术、观念、文化、精神，正因为彼此长时期的来往交流沟通，最大限度地制止了文化冲突、经济危机、战争冲突，从而使这条古道成为商贸通道、民族走廊、文化桥梁、和平之旅。
互通有无、声气往来、分工协作、公平竞争构成了茶马古道的“区域法则”。历史上的茶马古道线路、重镇是不同区域的历史、政治、地理、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互动生成的，它既有历史性，也有民族性、地域性，且三者呈现出混融、互动的特点。茶马古道贯穿了滇、川、藏，乃至南亚、东南亚的诸多重镇，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不同区域，这些区域之间达成了互通有无、声气往来、分工合作、公平竞争的“区域法则”，由此型塑了各自的历史角色。具体说来，这一“区域法则”是指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气候、自然经济、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分工经济体系。如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蜀、湘等地作为产茶、加工茶叶的基地，而丽江、康定、雅安、昌都、林芝、大理等地成为商品集散地、中转站，昆明、成都、拉萨、加尔各答等地成为主要商贸地。这些不同地域的城市之间气脉相连，互通有无、各专其职，形成了分工明确、合作密切，尊重市场竞争规律，而又讲商业信义伦理的区域法则。如藏族马帮到了丽江，一般很少再往南下，他们往往把货物交给丽江纳西人去经营；而大理、普洱、西双版纳等地的马帮也是到了丽江就不再北上，主要是双方都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气候、文化，处于川藏之间的康定也有类似情形。正是这种合理的区域分工法则奠定了丽江、康定、大理、普洱、昌都、西双版纳等系列古道明珠的历史地位。
生存规则：求同尊异，合作共赢
茶马古道是一条由不同区域中心串联而成的文化桥梁、经济通道、民族走廊，它本身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主持者，可以说这些沿线的茶马古道重镇只是区域性中心，无法构成茶马古道的中心所在，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对其他区域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不同区域间的中心重镇本身构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关系。这除了不同地理气候、经济产业、交通条件等因素构成的互补性外，关键是在长期的历史交流进程中，达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协商、和合共荣的“生存规则”，这套“生存规则”超越了单纯的地域、族群囿见，从而使这条古道得以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正如前面所述，每一个区域中心是以能够有利于整合周边区域资源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自身的中心位置基于对他者利益的兼顾之上，而非反之；越能顾及更大范围的不同利益集团，自身的中心地位就越能得到强化、扩大。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是以互为中心、互为依托、血脉相连、生死相依，共同缔造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与奇迹。丽江在滇川藏交会区域间的中心地位，大理在亚洲十字路口的位置，迪庆在藏区东南门户的优势，康定在康巴藏区的中心地位等等，说明这些不同的区域中心既承担了相应的经济、文化功能，同时起到了相互沟通、串联的纽带作用。
晚近以来，这条古道上的茶马大户们把分店开遍了这些沿途的中心城镇，并且适应了当地的气候、文化，有的甚至在当地娶妻生子，融入到地方社会文化中，成为区域整合、民族团结、文化和谐、经济联系的关键基因。以古观今，仍有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近年来，有些民族地区为了打造地方文化品牌，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成为趋之若鹜的现实选择，尽量突出所在区域主体民族的文化优越性，过分神化、夸大族群文化差异性，有意无意地忽略、遮蔽其他族群文化，从而引发了民族群体间的隔阂，强化了彼此的文化边界，这些做法与茶马古道的文化精神相去甚远，不同区域、不同族群只有维持彼此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互惠互利、求同尊异，才能最终达成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共赢格局。
茶马古道研究既是历史学研究，也是现代学研究，不仅需要深入历史的深层脉络中寻求它的内涵、成因、价值，也需要关注它在现实、未来中的地位、功能与意义。作为一条存在了上千年的文明古道，它沉默了太久，茶马古道研究只能说开了个头，它仍在路上，意义也在于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