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启蒙”正名
作者：许苏民
继《吹沙集》、《吹沙二集》出版以后，萧父先生的《吹沙三集》亦于二○○七年底问世；差不多同时问世的，还有以《思史纵横》、《呼唤启蒙》、《火凤凰吟》、《苔枝缀玉》命名的《萧氏文心》四册，集先生的论文、诗词、书画之精粹。书中所展示的，是一位与中国现代史相伴而行八十多年的哲学家的文心（诗心），同时也是历史通过特定的生命个体—— 一位哲人的精神创造——向我们所昭示的时代的灵魂。
从二十世纪初至今，我们民族的理性觉醒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启蒙，是萧先生在童年时代就开始织就的历史情结，而启蒙史观，则是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为重要、也是他最为珍视的思想创造。早在一九八六年，郭齐勇就在一篇论文中最早把萧先生论定为“文化热”中的“启蒙派”的思想代表。也是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坚定地认为，我们民族的理性觉醒、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民族的文化自觉，在萧先生呼唤启蒙的论著中，达到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在《青年论坛》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号发表的《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一文之中。
萧先生在《历史情结话启蒙——〈明清启蒙学术流变〉一书的跋语》（见《吹沙三集》）一文中，回忆了其历史情结之形成：
童年时，我常钻在屋角儿堆旧杂书中去乱翻，一次翻出了清末同盟会印作革命宣传品的小册子，除邹容、章太炎论著外，还有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黄书》、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等。书的内容当时看不懂，书的封面写着“黄帝纪元”或“共和纪元”，颇引起好奇，而这一事实(加上常听父辈谈起明清史事总是感慨万端以及他们像对老友一样对“梨洲”、“亭林”、“船山”等的亲切称呼)却在童心中留下深深印痕。为什么明末清初这批学者在三百年前写的书会对辛亥革命起到鼓动作用?这个问题，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展，并衍生出更多的问题。诸如：何谓近代，东方各国的近代起于何时?中国有过自己的文艺复兴么?……问题交加，无以自解，织成心中一个历史情结，长期纠缠着自己的灵魂。
从童年时代读《明夷待访录》、《黄书》而产生关于东方的近代的独特问题意识，到一九六二年长沙王船山学术会议畅论王夫之的启蒙哲学，到一九八一年在杭州首届宋明理学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慷慨纵论《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再到新近出版的《吹沙三集》，近八十年的岁月过去了，先生的历史情结可谓老而弥挚、老而弥笃；而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反思启蒙”、解构启蒙的所谓“超越模式”，先生则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态度。其《吹沙三集·自序》开篇即云：
纵观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间学术文化思潮，经过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及思潮的反复，到了新世纪，又有人将九十年代概括为“反思的年代”。既曰“反思”似乎就应当是“文化热”的消退；“反思”这里隐含对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中启蒙取向的后退和拒斥。有一种所谓“超越模式”的提出，他们把文化启蒙心态视为“有问题的心态”，认为只有取消、解构启蒙，才能进入“正常发展”。对此，作者未敢苟同。所以，在《吹沙三集》中作者仍然坚持早期启蒙思潮说，并进一步论述它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在海内外学术界一片“反思启蒙”的声浪中，萧先生旗帜鲜明地表示仍然坚持早期启蒙思潮说和启蒙史观。这是先生经过一生的艰辛探索所做出的重要定论。遍览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主要论著，其思想主题皆为呼唤启蒙。九十年代之后，更在批评和反对“超越模式”的似是而非之说的论争中，实现了启蒙史观在哲学学理上的升华和突破。先生在《吹沙三集·自序》中指出：
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十六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做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做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性的而不是外烁他生的；如果不是这样如实地看待和尊重这段文化自我更新的历史事实，而把中国文化看做一个僵化的固定不变的“体”，我们势必又会陷入“被现代化”、“被西化”的体、用割裂的处境。正视并自觉到明清之际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想是传统文化中现代化价值的生长点、是正在成为我们中国文化自我更新之体。这样，我们才可能自豪地看到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既勇于接受西学、又自觉地向着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认同的形象是多么光彩和大气；“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是多么强的文化自信。如此，所谓中西对峙、中西殊途的狭隘观念也就失去了依据。我们所面对的将不是“文明冲突论”所夸张的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冲突，而是中西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会通融合。
以上论述，可以看做是萧先生晚年对他的启蒙史观所做的最为集中、最富于经典性的表述。这段论述是先生在丙戌年的中秋节写成的。
当然，对于萧先生的启蒙史观，在海内外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议论和看法，先生常引用黄宗羲的“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这句话，来表达对发表不同观点的学者们的敬重。即使在先生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中，观点也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尖锐的批评，而学术争论从不影响师友之间的感情，正是萧先生长期指导和影响下的学术团队的一大特色。我觉得最尖锐的批评无过于萧先生的亲密朋友和学生邓晓芒的观点了，他说运用汉语的“启蒙”这个词来讲近代思想，从根子上就错了。他在发表于《史学月刊》（二○○七年第九期）和香港《中国文化》（第二十四期）上的《二十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一文中说，汉语将“启”和“蒙”两字联用，来翻译西方的Aufklrung（德文，意为“澄明”）或Enlightenment（英文,意为“光照”），其实并不恰当。德文Aufklrung和英文Enlightenment都含有“光喻”，一个是让光透进来(Aufklrung)，一个是进入到光里面去(Enlightenment)，光喻在西方是用来比喻理性的，即“理性之光”。而汉语“启蒙”这个译名一开始就具有向未开化的幼稚的民众或儿童灌输知识或真理的含义，也就是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含义恰好就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这一观点对于萧先生的启蒙史观，无异于釜底抽薪，因为在晓芒看来，运用汉语“启蒙”这一概念本身就错了，根本既错，一切皆错。不过，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正视的批评，而对这一批评中所隐含的误解的廓清，正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萧先生的启蒙史观的认识。
从语言的发展来看，在遥远的古代世界，无论中西，人们都以“光”来比喻知识、学问和智慧。柏拉图的认识论中有著名的“光喻”，人们把它看做是西方哲学中关于“理性之光”的说法的源头；而中国古代哲人也有“学有缉熙于光明”之说，有荀子的“解蔽”以达“大清明”境界之说。无论中西，在中世纪的宗教异化和政治伦理异化的时代，“光”也异化了：《圣经》说“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光”成为上帝存在的象征，如耶稣所宣称：“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经院哲学把“光”区分为“神启之光”与“自然之光”，神启之光是《圣经》所说的“光中之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它高于并统摄自然之光。在中国，圣人的思想也成了至高无上的唯一真理，成为对全体民众进行教化的道德伦理的普照之光，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说；与此相应，也有如邓晓芒所说的“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的所谓“启蒙”之说。然而，无论中西，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光”——“启蒙”——概念的内涵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西方学者并不因为“光”的概念长期被赋予了“神启之光”的内涵、具有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的意义而拒绝使用这一概念，相反，他们以“自然之光”来与“神启之光”相对立，并进而赋予了“光”以“理性之光”的意义，依旧是“光”（法语Lumières，英语Enlightenment，德语Aufklrung），但却具有新时代的思想启蒙的崭新内涵；中国早期启蒙学者也没有因为“启蒙”概念曾经被赋予圣人之光、圣人的教化的内涵而拒绝使用这一概念。在早期启蒙时期，“光”也首先具有自然之光的意义：王夫之推倒宋儒关于“天理”的本体论论证，阐发“依有生常”、“不能绝物”之义，大声疾呼“破块启蒙，灿然皆有”，仿佛初次睁眼去看那洒满阳光的充满诗意的感性世界，而表现出无比的欣喜，这正是新的哲学理性的一次壮丽的日出；由此因体而发用，由本以向末，遂在政治经济思想中一次又一次地迸发出批判君主专制、批判正统论和道统论、批判专制主义的超经济强制的思想火花。既然西方学者可以不忌讳“光”所曾经具有的宗教异化意义而将其转化为表征新的时代要求的概念，我们又为什么不能继续使用汉语的“启蒙”概念而赋予其新解、并用这一概念来翻译恰相对应的西方语汇呢？晓芒不因西方人继续使用“光”这个概念而指责他们延续了中世纪教会“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的“反启蒙的心态”，又岂可因中国学者沿用“启蒙”概念而斥之为“反启蒙的心态”呢？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国的启蒙学者有没有像康德那样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回答是肯定的。在萧先生指导我撰写的《李贽的真与奇》一书中，我遵照先生的指导，将李贽的论述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一文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中西学者对于启蒙的理解竟是惊人地相同！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e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李贽在《藏书》中表达了与康德相同的观点，提出人必须摆脱依赖别人引路、效颦学步的“婴儿之类”的状态。他说：“夫人之所以终不成也，谓其效颦学步，徒慕前人之迹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过之迹，亦与前人俱往矣，尚如何而践之？此如婴儿然。婴儿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须借父母怀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长便不用矣，况既长且大欤？今之践迹者，皆婴儿之类，须赖有人在前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事也。”李贽批评中国的专制统治者以“民之父母”自居，把臣民当孩子来教化，为他们引路，警告他们如果不踏着圣人的足迹走、不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是何等危险。而在李贽看来，这正是“人之所以终不成”原因。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独立思考和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的能力，不需要“有人在前为之指引”。李贽有一段激烈地批判奴性的文字，说“居家则庇于父母，居官则庇于官长，立朝则求庇于宰臣，为边帅则求庇于中官，为圣贤则求庇于孔孟，为文章则求庇于班马，种种自视，莫不皆自以为男儿，而其实则皆孩子而不知也”。李贽和康德都一致认为，“启蒙”就是要人们摆脱没有人在前面引导就不能独立行走的儿童状态，从而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走自己的路。用李贽的话来说，就是从“婴儿”、“孩子”变成“大人”。中国的早期启蒙学者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叫做“但开风气不为师”，顾炎武和龚自珍就是这样的人。当然，如果晓芒说李贽不彻底，我倒是承认的，他有所谓“豪杰凡民之分，只从庇人与庇于人处识取”之说，然而这种不彻底性，正是萧先生所深刻揭示的中国社会发展与启蒙思潮中所呈现出的“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的历史惰性。
不过，以成熟的哲学理性来看康德的启蒙定义和李贽的论述，只能说他们的思想都还带有那个时代德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不成熟性，更主要的是这两位涉世不深的书生在精神心理方面的不成熟性。人的心灵不只是康德所说的仅仅是由十二对空灵的抽象范畴所组成的知性的先验结构，现实的人性也不是李贽所说的纯洁无瑕的童心，因此，启蒙也绝不仅仅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或摆脱在精神上托庇于人的状态，就能完全济事。萧先生有一个观点，即顾、黄、王的思想比李贽要深刻得多，李贽“立论尖新而不够成熟”，顾、黄、王则“深沉反思而衡虑较多”。在李贽的思想中，尚且较多先验论和理想主义色彩，把自然人性看做至真、至善、至美的童心，认为只要去除“君子之治”的条教禁约的束缚，让人性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地自由发展，就可以实现他那理想的“至人之治”了。而顾、黄、王的思想则没有这么简单，他们亲身感受了易代之交险恶的政治斗争和血与火的民族征服战争，亲眼目睹了一亿人口的汉民族被一个只有十万人口的游牧民族所征服的惨烈过程，这一切使他们对现实人性中的恶有了非常真切的了解。顾炎武说，在历史地形成的人性中，有夸毗之性、贪婪之性、势利之性、虚伪之性、浇薄之性、残忍之性、游惰之性等等，你让他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但人们实际上却在自由地运用他们的情欲，并使情欲的运用多了几分机诈。他说李贽学说是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的一个重要原因，话虽不对，却也颇含深意。顾、黄、王的深刻性就在于，他们看到了现实人性中的恶主要是专制统治者治成的，是官本位体制造成的，所以一切改革都必须首先从限制君主和官僚特权的制度变革着手，而不是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先把一切人的恶劣情欲都调动起来。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是经验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在旧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中，在主张对德意志皇帝的无条件服从的同时，空谈让每个在这个牛圈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成年人（包括宁死也不背叛鞭打他们的心爱的老爷的农奴，以及用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所谓民族性来对抗法国启蒙思想的大学生等等），都去运用他们的理智和自由意志，其结果也必然是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绝对精神”的整体意志，一直到党卫军冲锋队的所作所为。经验主义的英美是在有新教伦理规范人们行为的情况下，而成功地实现了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思想启蒙和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的，再来看看德国所走过的道路，看一看德国哲学，尤其是后来的黑格尔、尼采、斯宾格勒、海德格尔的哲学对本国和世界产生了什么实际影响，就会明白，学理“浅薄”的英美经验主义也许比深奥而晦涩的德国哲学包含了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
晓芒说，二十世纪中国有两场启蒙运动，一是“五四”启蒙运动，二是八十年代的启蒙运动，“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发蒙’”。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其缺陷就在于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在“反启蒙的心态”支配下进行的，——这是晓芒以他自己对汉语“启蒙”一词的诠释为前提而逻辑地推导出的一个结论。然而，前提错了，结论也不可能正确。无论在语言文字的最古老的意义上，还是在近代思想文化运动的意义上，启蒙都是知识、学问、智慧的积累和传播。人的认知能力有差异，而闻道有先后，因而也就存在着一个“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问题。君不见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以“傻子遇到了骗子”来指称受蒙昧的民众么？他们是以变傻子为聪明人为己任的。类似的情形是各国启蒙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绝非中国的“五四”学者和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所独有。在启蒙都是知识、学问和智慧的积累和传播的意义上，“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是合乎认识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否则，人类社会的一切教育事业和设施都得取消，回到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去。
是的，在那些看透了上流社会的腐朽和虚伪的启蒙者眼中，民众永远是他们的希望。在涉世不深的李贽式的书生心目中，改造社会也是那样的简单。所以我们看到了早年胡适高唱“以祝吾祖国之前途”的《睡美人歌》，说这一“东方绝代姿”的睡美人一旦醒来换上现代新衣就可以立即呈现出“百倍旧姝媚”的丰韵，看到了早年鲁迅的“凡有所思，常在乡村大野”。然而，胡适醒了，鲁迅也清醒了不少。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意识到以往的自己“不懂得世事”，意识到这中国的睡美人不是一个“不带有一毫人世的经验”、“没有什么过恶可除”的纯洁少女；他看到，在中国这块地面的曲折爆裂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些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由此，他才真正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鲁迅也看到，在我们中国人中，有满脑子“抢得了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的观念的人，有看到帝王的威仪而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是”的人，有满脑子《六韬》、《三略》之类的阴谋权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有心里想的与口里说的、在前台做的与在后台做的总是两样的“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有充斥于学术文化界的“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形形色色的“流氓”。只是他经不起创造社文人的凶恶痛骂，又在俄罗斯思想的影响下回到早年的民粹主义。胡适和鲁迅，其实骨子里都带有“精神贵族”的气质，这是先知先觉者所不可免的一种气质。没有必要谴责这种气质，如果完全没有这种气质，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所支配的社会关系中，谁都会成为痞子。启蒙学者固然不必对民众居高临下，但也大可不必把民众捧到天上。
与启蒙学者执著地坚持自己的文化教养和高雅气质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长期以来对“精神贵族”的批判，对人民群众的热烈讴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贫下中农虽然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干净得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等，等等，这是后“五四”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最为流行的语言，而“五四”时期对民众进行启蒙的知识精英则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甚至是“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对象，这些都是我们这代人所熟知的事实。这套理论倒也合乎康德启蒙定义中关于人的过于简单化了的先验预设，也合乎德国哲学极端张扬人的主体性的特点，与古代中国哲学以人的权威取代神的权威的特点也隐然有某种相通之处。然而，吊诡的是，讲这一套语言的人，同时也欣然成为为民做主的人，对民众实施教化的人。而且只是由于这一套理论，才使他们成了民众的监护人、甚至是大救星。与此相反的情形是中国人常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真正的书生从来也当不了居高临下的说教者，也当不了民众的监护人，他们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八十年代才有一点不必媚官媚俗、畅所欲言、激扬文字的机遇以外，在其他时期，倘还像“五四”和八十年代那样，是注定要被传统的“学随术变”的规律彻底边缘化、甚至被无情地淘汰的。启蒙在中国是艰难的，但又是一切真正的爱国者必须勉力为之的。
晓芒说，正因为中国的启蒙者把群众当着儿童来引导和教育，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他们总是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又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都自以为自己所把握到的真理是绝对的，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应当打倒的，并因此而上纲上线，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看到这里我才终于看明白了，原来晓芒是把那些热衷于统治权力的政治活动家误以为是中国的启蒙学者了，他把政治活动家的行为算到了启蒙学者的身上。这是一种十分明显的范畴错置。对于两次启蒙运动的理论成就，晓芒更是嗤之以鼻，说中国的“精英们引证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书来替自己理解，引用西方的圣人来替自己有良心。他们并不花心思去自己钻研学理”，因而启蒙“并没有在理论上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获得‘不能不如此’的有力的支持”，也没有留下什么永久性的思想成果。我是差不多看过二十世纪中国的全部启蒙文献的，其中，不乏堪与西方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著作相媲美的文献，甚至有比他们思想更为深刻的文献，所以，实在不能同意晓芒的这一观点。
萧先生的《吹沙三集》，与前此出版的《吹沙集》、《吹沙二集》一样，是二十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光辉文献。特别是《吹沙三集》，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理论结晶。萧先生的理论创造，完全是从他自己的心灵和血液中所流出，是留给我们的一份永久性的思想成果。在萧先生的著作中，没有丝毫的圆机活法，没有丝毫的首鼠两端，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始终保持着他那严整的逻辑一贯性和思想的确定性，始终不肯说一句假话和瞎话，始终不肯说一句康德、黑格尔式的向权势者献媚的话，这是中国启蒙者的俊伟刚严的人格区别于德国庸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在近几十年来的学术著作中很少看到的风格，这正是先生的高贵人格的写照，是启蒙思想家的最可宝贵的品格。先生完全是属于普列汉诺夫所盛赞的那种“热爱真理胜过关心当代权势者利益的人”，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对人类理性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我和晓芒虽然有争论，但我们都极为崇仰萧先生的人格。在启蒙问题上，我极为赞同晓芒的一个说法，即：启蒙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进行的事业，从“五四”到八十年代经历了六十年，我们不能等六十年以后再来进行中国的启蒙事业。继承和弘扬萧先生的启蒙史观，继承他会通中西哲学和启蒙学说、并进行独立的理论创造的治学思路，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使命和责任。
来源：《读书》200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