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进城创业 包工头 家庭经济 实践逻辑
作者简介：程士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学、理论社会学。
一、引言
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正在经历这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那就是近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将农村放入现代化的视野中，就不能离开城市孤立地看农村，城乡人口流动是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面。流动人口（农民工）处于城乡关系的“连接点”，也位于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前线”。①所以，流动人口是探究中国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是，现有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研究却存在着一种“劳工偏见”，似乎流动人口只是打工者，这种偏见阻碍了我们对这一群体及其所处的社会转型过程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
包工头及包工制在城乡流动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根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考察，包工头的来源之一是国有建筑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国有职工，其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来自农村的“领场师傅”，他们是有手艺的人，“承接建房任务，跟业主谈定工价，跟打工者谈定工钱”。随着建筑市场的发展，上述包工头的两大“原型”已经越来越少见了，许许多多的包工头都来自农村，一般都是先在工地干小工，然后跟着师傅学技术，做大工，再给老板带班，然后开始自己开始带班、接活。②
与普通农民工相比，包工头具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和重要的差异。包工头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日常工作生活的组织者，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中介力量，是他们将农村的劳动力和城市的工作岗位连接起来。更重要的是，包工头并不是简单的“打工者”，而是农民工中的精英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包工头在城市经营的是“微型企业”，而他们自己是“企业家”和“创业者”，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包括了普通农民工较少涉及的市场开拓与资金融通。所以，尽管大多数包工头在城市中也是普普通通的草根阶层，但他们的经营活动和日常生活却要比农民工复杂得多。由于包工头比普通的农民工更深层地参与了城市生活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身上可能具有透视中国社会转型的更深刻和更丰富多彩的研究主题。
但是，目前很多研究关注的都是“广义的农民工”或“流动人口”，对该群体的研究缺乏进一步的细分，包工头很容易被更为热门的普通农民工研究所遮蔽。近年来，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农民工返乡，学界对返乡农民工创业也越来越重视。③不过，像包工头这样进城创业的农村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仅有的相关研究也大多不是以包工头为中心，而是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民工的一个外在因素进行阐述。已有的研究或者以农民工为中心把包工头作为影响农民工的一个外在因素，或者宏观地分析包工制度，或者间接地涉及到包工头某方面的行为特征的，但大都没有以包工头为中心来开展研究，没有深入探究包工头在城乡流动中的行动逻辑，没有重点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包工头的主观经验和行动策略，即没有从包工头的主体性的角度开展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的努力方向之一。
本文的个案——张占军一家（张家），④在笔者开展调查期间居住在北京市海淀区D镇某外来人口聚居区。他们的家乡是河北省Y县，张占军今年43岁，在家排行老大。1996年10月份，张占军来到北京打工，跟着别人做家庭装修。1997年，张占军开始创业，自己做起了包工头。他的四弟张占征、二弟张占华也先后随他进京打工。兄弟三人各自的核心家庭之间既独立又合作、既分化又聚合，形成一种特定的家庭共同体，这就是本文所指的包工头家庭。
本文将以城乡流动为背景，关注这个包工头家庭如何在城市适应、生存和发展？如何实现资源的积累与地位的向上流动？他们的家庭经济和日常生活在实践中到底是怎样运作的，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又是如何变迁的？本文将通过经营行为方式和资金融通两个面向来展现包工头家庭经济的实践逻辑。
二、经营行为方式:嵌入、扩展与互构
包工头作为进城创业者，他们和普通农民工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工作性质的差异：后者进行体力劳动，而前者开展经营活动。经营活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复杂性，是包工头进城创业过程中的核心活动，也是其区别于普通农民工的本质特征。所以，本文将重点分析包工头的经营行为方式，而在当前的买方市场环境下，经营活动的核心是寻找和开拓市场。
（一）市场的嵌入性：亲戚关系网的社会支持
1996年10月张占军来到北京，准备做室内装修。先是跟着别人打工来熟悉业务、学习技能，一年后开始自己创业。做小包工头一般投资不大，只需要一定的技术，准备简单的工具，肯吃苦就可以，工人都是从老家找的熟人，这比较适合并没有多少资本和特殊技能的农民在城市创业。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1997年准备自己干，但是张占军一家在城市的创业道路并不顺利，他说：
自己干就需要给自己和工人租房，但是房子都很贵，装修的活儿也不太会干，也不会报价。正在找房子时，老家打电话说石家庄有个活儿，就去了石家庄……但是到那里其实没有等到活儿……
在进城创业的初期，张占军一家面临着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不过，亲戚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渡过了创业之初的困难期。
张占军一家主要依靠在北京的亲戚关系来揽活，或者是干亲戚的活，或者是干由亲戚介绍的活，通过亲戚关系逐渐熟悉业务、扩大市场：
先给亲戚或者他们的朋友干，他们有了活儿找谁也是找，我起码不会给他乱要钱，或者找别人他不踏实、不放心，怕偷工减料啊。自己来说，钱多点少点都没事，都好说。就慢慢练，一点一点地干，首先带着几个人，发个工资，假如人家给了1万，发了8000，自己就多挣2000。
虽说是亲戚，但大多数人的亲缘关系都很“远”，之前也很少来往。当问到怎样“激活”一些远亲并让这些亲戚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时，张占军说：
到北京之后，我这个人喜欢串门，愿意和亲戚走动。我只要认识一个人，我得让这个人念着我的好，得记着我，有点什么事想着我。这个朋友传那个朋友，这个亲戚认识那个亲戚……
这就是为人处事，得实在，隔三差五啊、过年过节啊，去人家家里看看，走动走动。有的吧，亲戚挺近，老不走动，有事他不想着你，你要是老走动，他有点什么事，适合你了，他就会给你，让你挣点钱，你最起码你亏不了他。
（二）关系网络的扩展和延伸：从“亲戚圈”到“中介关系圈”
在创业之初，张占军一家主要依靠亲戚关系揽活，也就是说，他的经营行为是嵌入于亲属关系之中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亲属关系，他们的关系网络逐渐突破了“亲戚圈”的限制。张占军结识了一些能介绍业务的“关键朋友”，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我们权且称之为“中介关系圈”。
后来又结识了一个人——某物业公司维修班的班长小吴，他管着一个小区，这几栋楼里所有的装修必须去他那儿申请，申请时他就说他那儿有装修队。有的人装修时也找不到装修队，也愿意用他的装修队，觉得踏实，因为他是管物业的，将来出了问题可以去找他。所以活儿就比较好找，那些楼里要装修的，十有八九会去找他，他就让我干。干完挣了钱我就会买点东西送给小吴，过段时间给他点钱。
张占军还通过已经认识的朋友来结识新的朋友，使自己的“中介关系圈”处于不断的延伸中。
先认识的是小吴的哥哥，那是在做那个浴池装修的时候，他哥哥干的是水电，我干的是土建装修。有好多北京人也想找一个队伍，想找个班，正好经他哥哥一说一介绍我就和小吴认识了，在一块吃饭喝酒就认识了。
这都是一个串一个，比如，我认识小吴的哥哥了，就认识小吴了，小吴又有个朋友，大家在一块处得还不错，就都认识了。我通过小吴认识一个姓齐的，他是Z大厦房管科科长。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亲戚圈”和“中介关系圈”的不同，后者可以带来更多更稳定的资源：
越是亲戚就越不会三天两头老是喝（酒）了，就是该去串门的串门。像这种介绍活儿的关系吧，就是纯介绍活的，他就是给我介绍活，我给他干，挣了钱就给他些。我们的亲戚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偶尔有活。小吴是管这个小区的，有工作的便利，小吴介绍的姓齐的那个，他就管这个房呢，所以机会就多。亲戚不是干这个的，所以机会就很少，可能介绍一下，以后就断了，再也没有活了。
关于城乡人口流动的主流理论范式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从农村到城市的迁移被视为一个原有人际关系解组、移民不断个人化、而最后失去自己原有文化特征的过程。⑤现代化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城乡流动并不必然导致传统特性的衰落，传统特性不仅会顽强地保留下来，而且对迁移者在城市的生存起到积极的作用。受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影响，流动人口的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现代化的传统资源”而备受关注。在进城创业的过程中，张占军一家提高吸收和调动资源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尽量利用和扩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形成“中介关系圈”和“亲戚圈”相结合的态势。不过，除了在很多经济现象中都普遍存在的“嵌入性”特征之外，本文更想强调的是，这里的关系网络并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的背景结构，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系网络在实践中激活、运作、建构和扩展的动态过程。
一般认为，流动人口利用传统的关系网络开展经营活动虽然有诸多好处，但却面临着网络的封闭性、资源的同质性等限制，也不利于同城市人交往以及融入城市。不过，虽然本文的包工头家庭的经营活动高度依赖关系网络，但他们的网络却在不断的扩展之中。这说明，关系网络虽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但这个圈子并不是静态的，可以通过圈子的扩大来增加圈子内的资源。另外，圈子也不是单一的，不同的圈子具有不同的性质，一个人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圈子，通过圈子的多元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圈子的封闭性所带来的弊端。这里存在着两种圈子，一种是情感型的圈子，一种是工具型的圈子。情感型圈子靠感情维系，服务于日常生活，其中的经济资源较少，比如这里的“亲戚圈”；工具型圈子靠利益维系，服务于经营活动，其中的经济资源较多，如“中介关系圈”。但是，正如下文展开的分析一样，情感型圈子也具有经济功能，工具型圈子也具有感情色彩，很难对两种圈子做出绝对的二元划分。
（三）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互构
张占军一家能在城市中生存和站稳脚跟得益于“亲戚圈”提供的社会支持，其经营和生活状况好转的原因是关系网络的延伸和“中介关系圈”的形成。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社会资本或“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网络”，其本质上是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互嵌与互构，体现为“日常生活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生活化”。
1、日常生活的经济化
为了汲取更多的资源，他们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使经济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机会和资源为经济活动服务，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经济化”。
首先，日常社会交往为经济活动服务。如前所述，社会关系网络对经营活动十分重要，而这种关系网络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维持和延伸的呢？张占军介绍，很多“关键朋友”都是在饭桌和酒桌等日常交往场合中认识的，而已经认识的朋友之间联系和交往的主要内容也是吃饭和喝酒：
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天天和那些给自己介绍活儿的人喝酒，三天一小喝，五天一大喝。没办法，自己靠着人家吃饭呢。
其次，家庭发挥经济功能。按照韦伯的观点，随着理性化的进程，企业经营将脱离家庭共同体。他认为，原先家庭成员零用钱与商业组织融为一体的情况将演变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在一个“企业”内部从事的“职业”，使原有的家庭、工场和账房的三位一体瓦解了，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家庭与企业在“簿记”上和法律上的分开。⑥但是，张占军一家进城创业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韦伯所说的家庭与经营的分离。经营活动与家庭消费之间、家庭内部的不同经营领域之间，均没有明确的资金和财务分割，所有的投资与消费、盈利与亏损，最终都统一于家庭。所以，家庭在此仍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另外，创业之初，张占征和张占华都跟着大哥张占军干活，“给自己兄弟干活，自然会卖力”，这就在监督和激励上减少了成本，并实现了对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2、经济活动的生活化
吃饭和喝酒成为结识关键朋友和揽活的重要途径，既说明了“日常生活的经济化”，也说明了底层经济活动的开展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之间的理性交易，而是具有“呼朋唤友”、“觥筹交错”的泛情感化的感性色彩，我们又可以称之为“经济活动的生活化”。
首先，经济关系的“去经济化”和“情感化”。这方面最直接的表现是张占军很多经营上的合作者或顾客都发展成了生活中的朋友，而且在经济关系解除后仍然保持生活中的交往。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在经济活动中避免单纯经济理性上的“斤斤计较”：
我这个人给别人干活干得实在，质量好，结款时也比较灵活，差不多就行了，不是非得说多少就得多少，所以人家对我很热情。好多人后来还会有联系，打电话问我：“干什么呢？小张，现在怎么样？什么时候来家里吃饭啊？”。
其次，经济活动以家庭福利为目标。家庭为张占军等人的经济活动提供目标，给他们的奋斗赋予意义。支撑他们在城市中打拼的，最重要的还是孩子、自己的养老等“家本位”的观念。张占军说他奋斗的原因之一是“年轻时候多干点，老了享点福”，而张占华则说：“打算能干就干，供孩子上学，这是自己唯一的打算”。
在已经存在“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耳熟能详的概念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提出“日常生活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的生活化”这样的说法？布迪厄指出，实践活动的原则不是一些能意识到的、不变的规则，而是一些具有模糊性的实践图式。⑦“多个朋友多条路”、“三天一小喝，五天一大喝”等这些实践活动展现出的不仅仅是客观的“网络”和可资利用的“资本”，更是一种“活”的生活方式和内在于行动者的惯习。这种“生活方式”和“惯习”往往不具有理论逻辑的反思性，是一种寄存于身体之中的感性意识和感性行为方式。在这里，关系网络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化的存在，实践活动的展开过程也并不只涉及到关系网络这一个因素，情感的投入与满足、下意识的生活习惯、个人的爱好、面子等因素也都一并参与了实践过程。
“日常生活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生活化”二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单纯的“传统”与“现代”，或者“理性”与“非理性”的视角，都不足以解释这一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在进城创业的过程中，尽管经济活动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中心，但因为经济活动生活化的存在，张家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被经济逻辑所吞噬，反倒是其家庭经济被转化为一种感性化的“生活型经济”。这里借鉴了王雅林的“生活型社会”概念，不同于“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生活型社会”指“为生活逻辑所贯穿，通过不断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而提高生活品质，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生活场域的社会”。⑧与之类似，“生活型经济”就是生活逻辑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直接表现为工具型圈子和经营关系的泛情感化倾向，以及家庭在经济活动的运行与目标上所处的决定性地位。
三、资金融通：无孔不入的草根金融
进城创业既要解决市场问题，还需要解决资金问题。所以，除了经营活动以外，进城创业人员区别于普通农民工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要开展一系列资金融通活动。前文提到做家庭装修的小包工头一般投资不大，张占军说：“那时是小成本，也用不了多少钱，就是工人的吃住，买一些工具，刚开始花了一千多”。但是，同工厂里以及参与大规模建筑工程的包工头不同，从事家庭装修的小包工头的经营活动组织化、稳定性程度比较低，其家庭经济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2002年张占军开始在位于北京D镇的城中村某地租地建房，他说：“当时我主要考虑盖了房子后自己和工人可以住，不用再租别人的房子，房子盖多了还可以出租，能有收入，而且不耽误干别的，同时装修也可以接着干。”后来，因此获得巨额收益的张占军又在北京郊区的F村和G村分别投资建房。
如果说做包工头不需要投入太多的资金，其日常经营也主要依靠从关系网络中获得信息和介绍，那么，在租地建房中动辄十几万上百万的投入中，只有发展出新的调动资源的方式，才能进一步促进其在城市中的事业发展。别人评价张占军是一个“手里有50万能办成100万的事”的人，张占军也说自己大部分的事都是在手里没有充足的钱的情况下干起来的。他之所以能够做到“手里有50万能办成100万的事”，是因为他有一套“资金融通术”可以撬动更多的资源。
（一）股权合作
在D镇、F村和G村等多处的租地盖房经营活动中，张占军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第一个渠道就是找人入股合作。
1、从目的上说，合股除了可以分担资金压力外，还可以分散风险和减轻心理压力：
自己一个人觉得这么大一片地挺累心的，没那么多钱。有点什么事了好商量商量，要不自己没主意。资金上吧，要是10万，三个人每人掏3万，就发3万的愁，要是自己一个人干，就得掏10万，发10万的愁。所以我们仨就合着干。
2、合伙人的选择标准遵循关系和实用相结合的原则。张力是张占军的堂兄，在北京某博物馆工作，张占军一家创业的过程中，张力是重要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后者也从中获得了很多收益。张占军之所以每次都会和张力合作，首先是因为他们有堂兄弟的亲缘关系，其次是因为双方各有所长：张占军的精明能干可以为张力带来经济上的回报，而张力在北京的关系和资金也可以为张占军的事业提供帮助。对另外一个合股人老周的选择也是基于这个原则：
大家都住在一个那个院里，都是老乡，有什么事可以互相帮个忙。老周比较吃苦耐劳，底下的事，老周都是亲自干，勤快，想得多。我就是当机立断，说干就干，有好多细节的事，自己考虑不到的，可能他能考虑到。他跟我合作的原因是他考虑到我的优势，我也考虑到他的优势。
3、股权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人格化、非制度化的特点：
我们这些人基本上有什么事都是商量着，干点啥吧，一商量就通过，就开始干了，需要出钱大家伙都出钱。没有正儿八经严格按制度来，没有开会啊，股东会啊，笔录啊。
4、从合伙人数量上来看，一般不会太多，也就两个或三个人。一方面，人多容易产生意见分歧，这和上面提到的股权关系人格化和非制度化存在必然联系，在此种关系结构中，若股东数量过多则很难形成统一有序的决策和行动。另一方面，和利息相比，股权会分去更多的利润：
一般合伙，有两个人还好说，有仨人就不好说，人越多越不好说。人多了就必须要有说话管事的和说话不管事的。投资一般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人说了算，要是很多人都说了算，就干不到一块去。
有的事本来咱能干，就不愿意再拉那么多人。我更愿意借你的钱去投资，我给你利息，我能获得比利息更高的回报，所以就不拉那么多股。
（二）资金
虽然股权合作可以减轻一部分资金压力，但是自己毕竟需要投入一部分股金，有些投资和消费支出还是要自己独立承担的。这时，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最直接的解决途径就是。但是，张占军一家基本没有从城市的正规贷过款，因为他们难以满足各种复杂和繁琐的要求。而城市的其他非正规金融中介，如高利贷，也因为过高的利息和法律风险而让他们望而却步。
然而，这不是说不存在关系，相反，张占军说他借着30多万的“高利贷”，说是高利贷，其实只是利息比高一些。和真正的高利贷相比，它的利息要低很多，而且不会“打滚”，只按单利计算利息。所以，这只是通常所说的民间。
从的渠道来看，第一种是在城市形成的熟人关系，这些人一般都不是城市人，而是从农村来京创业或经商的人。其中有些还是老乡，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建立于在北京交往的基础上。熟人之间的信任和对彼此信息的充分了解，为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前提。除了人情关系的作用外，他们同在北京做生意，又都是朋友，彼此都存在有求于对方的可能，从而使得这种借款的利息一般比较低。这说明进城创业者之间形成的友缘关系对其经营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先赋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第二种是在农村老家的老乡关系。这样的关系利息可高可低，视关系的亲疏程度而定。
有的老乡在家里做生意，有钱，我找人帮我去问，看谁那儿有钱，闲着也是闲着，存着也是存着，贷给我吧，贷给我利息可以（比）高点。
第三种是在农村的民间金融中介。农村有一些专门对外放款的中介人或组织，农民手里的闲散资金可以放到他们那里，存款利息比高一些，他们再以更高的贷款利息把收集的资金放出去。虽然也是老乡关系，但人情色彩比较淡，借款利息相对最高。张占军说自己基本不通过这一渠道借款：
我们村里就有这样的人，谁有钱了放他们那儿，他们再往外贷。我也没找他们这种，钱放他们那儿，他们也得拔点利。有的人觉得把钱放到那儿也不是很踏实，还不如直接给了我踏实。
第四种是日常。与上述投资型的不同，这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形式。它以数额小、时间短、用于生活上的短期应急为特点，这种借款一般没有利息。
张占征的妻子成红说：
像这院子里的老乡，这个月的工资推迟了，等着花钱呢，就从你那儿拿点，三千五千的，过两天就还了。一般不是做生意用，也不是长时间地花，没有利息。
这种日常虽然不以投资和经营为目的，但却是进城创业者正常资金周转的“润滑剂”，更是其能够维持在城市正常生活的一个关键后盾。
（三）多元化经营与不断投资
张占军一家的家庭经济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包括装修包工、金五星市场摊位以及D镇、F村G村的房屋建设与出租等，张占军说这是“多种投资，分散风险”。多元化的经营和投资不仅可以分散风险，也为张占军一家在自己不同的经营领域之间相互调配资金提供了便利。除了核心家庭内部经营的多元化外，张家兄弟家庭之间逐步分开独立经营，也在客观上起到分散风险与资金互助的作用。
他的妻子郭明霞说他很善于“来回倒腾”，张占军也说：“钱花得都很‘寸’，需要用钱的时候，这边拿点，那边挣点，就差不多了”。正是多元化的经营格局为这种“来回倒腾”和“钱花得很寸”提供了可能。
对于获得的盈利，张占军并没有存起来或消费掉，而是把钱“腾”出来后又到别的地方投资，形成了“手里不留余钱，不停投资”的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说是一种资金融通“加速器”，它可以使资金高速运转，目的是把自己所有能调动的资金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经营中。张占军说他不会在等待收回成本的过程中让资金闲置，“不会等着回本，而是一有点收入就尽快再投出去”。郭明霞说：“每一年的收入和预收的租金都再投了进去，用这种‘鸡生蛋，蛋生鸡’的方式建起来。”
（四）延期支付和提前收取
费孝通曾对信贷给出过定义：“在交换过程中，以货物、劳务或现金不能即时偿还时便产生了信贷，简单地说，信贷就是一方信赖另一方，经过延迟一段时间，最后偿还。”⑨这样，对工人工资和供料商货款的延期支付也是一种信贷方式。这是张家三兄弟普遍使用的一种资金融通手段，它可以缓解自身资金周转的压力，使资金最大程度地为我所用。
张占军：
盖这么多房，从来没有盖房需要50万，我手里就有50万。有20万就开始盖，为什么呢，因为砖、沙子、水泥的钱都可以陆续先押着不给。我欠着他们点，先把事干起来。干起来了我把房子租出去收了钱后，我再还他们。工人工资吧，从咱老家叫来的，先给我干活，我麦收时、过年时再给他，都可以押一下。
和建筑材料销售商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延期支付的信贷关系：
一开始是货比三家，看着这家价格合适，关系处得也不错，就熟了，相互之间就有信任了。去谁那儿买也是买，去人家那儿买还踏实。即使人家那边价格稍微贵点也没关系，最起码打个电话能给你送过去，你人不用去了。你要是一个这样的关系也没有呢，你没了水泥了你还得去找，还得拿着钱去买。一般我们干这个的都愿意维持一两个这样的关系。他（供料商）也愿意有这样固定的客户，他送过去他挣钱啊，这都是相互的。
除了工资和货款的延期支付外，另一种与之相类似的资金融通手段是租金的提前收取。为了尽快回笼资金，张占军在收取房租时往往劝说房客预交一年的租金，并给予对方一定的优惠，以使自己可以支配更多的资金。
可见，张占军等人的资金融通策略算不上什么先进的金融手段，但他们的这些草根金融手段却十分“高明”，几乎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从而达到了充分利用所能调动的资金目的。这种草根金融是嵌入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如果创业者的关系越广，日常生活经济化的程度越高，就会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供他们选择，调动资源所需的成本也较低。
四、结论
以包工头为代表的进城创业人员是流动人口研究中被相对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本文从包工头的主体性的角度展开分析，重点关注包工头的主观体验和行动策略，对一个包工头家庭的进城创业情况进行了整体研究，力求探究包工头的家庭经济在实践中的运作逻辑。
黄宗智指出，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以及中国当前的现代化意识形态都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小农生产模式将被个体的产业工人生产模式取代，三代家庭也将会被核心家庭取代。但中国经济史的实际却与西方理论图式十分不同，三代家庭持续了下来，家庭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组织。⑩诚如黄宗智所言，对于进城创业的包工头来说，家庭不仅是情感的寄托、奋斗的动力，更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
包工头家庭经济的具体运作模式则要涉及到它的市场经营方式和资金融通手段，这是创业过程中的两大核心活动。张家的经营行为是嵌入于亲属关系之中的。但是，它并没有局限于传统的亲属关系，而是促进了关系网络的扩展和延伸。“无孔不入”的草根金融也是嵌入在日常生活与关系网络之中的，不论是资金还是股东的选择，抑或是延期支付货款与提前收取租金，都是要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的基础上。
关系和人际交往并不仅仅是手段、资本或背景结构，人们的经济行为也不是简单地嵌入于关系网络之中，更重要的是探究关系网络在动态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实践逻辑。这一实践逻辑的实质是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互构或相互嵌入，体现为“日常生活经济化”和“经济活动生活化”，即把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使经济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并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人际关系和日常交往为经济活动服务，同时日常生活也在影响和转化着经济活动，改变其工具理性的逻辑，在经济活动中实现“情感化”和“去经济化”。
可见，不论是从包工头家庭的市场经营方式上看，还是从其资金融通手段上看，这些实践逻辑都超越了“理性/非理性”及“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借用布迪厄的术语，就是“实践逻辑”超越了“理论逻辑”。不论是家庭研究还是流动人口研究中的既有理论，之所以在解释包工头家庭时存在片面和简化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们都偏重于结构性的理论分析，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坚持一种“理论逻辑”。理论逻辑的谬误在于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而实践的逻辑是一种“模糊的逻辑”，不是理论逻辑的概念图式。11为了避免把理论逻辑当作实践逻辑，本文认为应该回到实践本身，把具体的行动者和具体的行动放入具体的情境中展开分析或许可以呈现这些理论争议背后的真实逻辑，通过深描和整体性研究来还原进城创业进程中真实的包工头家庭。
注释：
①李培林：《译者序言》，[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6页。
②周潇：《关系霸权:建筑工地的控制与反抗》，郑也夫、沈原、潘绥铭主编：《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07）》，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408页。
③李梓一、刘松杨：《返乡农民工创业目的与创业能力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载《现代商贸工业》，2011（2）；陈亚洲、王礼力：《返乡农民工创业融资风险评估》，载《广东农业科学》2011（7）；[爱尔兰]墨菲：《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第117-186页。
④按照学术惯例，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人名和地名均经过技术处理。
⑤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7-8页。
⑥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426-427页。
⑦布迪厄：《实践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17页。
⑧王雅林：《“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⑨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6页。
⑩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1（5）。
（11）参见刘少杰：《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70页。
本文转载自：http://soci.cssn.cn/shx/shx_jjshx/201405/t20140508_1153194_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