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寄奴

来源：闻翔  2008年12月11日 09:28  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8/12/1642.html

一、引子:公共社会学之约
    2004 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美国社会学会第99 届年会上,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发表了题为“保卫公共社会学”的主席演讲,强调社会学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在整个美国社会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和回响(布洛维,2007) 。此后,在担任美国社会学会会长期间,布洛维锐意将推广公共社会学变成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他写了一系列推广公共社会学的文章,推动出版了数本介绍公共社会学的普及读物,在他的推动下,美国社会学会设立了专门机构来推动公共社会学的建设,并鼓励各个大学的社会学系开设公共社会学课程。同时,布洛维还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与各种背景的读者进行讨论和交流。
    除了在美国国内为公共社会学培风积云之外,布洛维还应邀前往巴西、法国、南非、印度、越南等国家发表演说,介绍公共社会学的理念。布洛维已经前后两次来中国大陆访问,与北京、上海等地多所高校的师生对谈,并曾在国家图书馆发表演讲,向中国的普通读者介绍公共社会学。如今,一本题为《公共社会学》的布洛维文集也已在国内出版,书中收集了他关于公共社会学等议题的一组重要文章,这无疑为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个更近一步地了解这场“公共社会学运动”的机会。
    事实上,国内社会学界对布洛维在劳工社会学领域的贡献已有较多介绍和评述,但对布洛维最近几年中提出并大力倡导的“公共社会学”理念却显得较为陌生。笔者认为,公共社会学的提出,从“防守”(re-action) 的意义上说,反映了以布洛维等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左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做出的一个知识社会学回应; 从“进击”(pro-action) 的意义上讲,则是对全球市场化浪潮下激进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学家在此过程中的角色所进行的探索。他们的思考显然也会对国内学界同仁有所启发。鉴此,本文将结合《公共社会学》一书,对公共社会学做一概要的介绍和梳理。本文将把公共社会学的提出放在美国社会学历史变迁的脉络中,并结合布洛维本人的经历进行考察。最后,还将讨论公共社会学对于转型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和启发。

二、社会学的类型学:从二分法到四种社会学
    《公共社会学》一书分为“公共社会学”、“民族志”、“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看似没有关联,实质上却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始终坚信历史并没有如新保守主义者所说的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另类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从下限讲就是他和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赖特在“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中提出的“实在的乌托邦”(real utopias) ;从上限而言则是他的公共社会学所最终追求的“全球gongm**”(global civil society) 理想。布洛维在长期的民族志研究中所发扬光大的拓展个案法则是社会学家探索资本主义之外的另类出路“最错综复杂之处、可能性与意义”的手段。“若实在的乌托邦是方案,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则反思性民族志就是方法”(布若威,2005 :91) 。这三者最终统合于公共社会学所定义的社会学家对于激进社会变迁的呼唤。
    本书开篇的《保卫公共社会学》一文,最为清楚地交待了布洛维关于公共社会学的整个构想。布洛维认为,存在着四种社会学,即: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公共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是一切社会学的根本,政策社会学根据政府或客户的要求生产工具性知识,批判社会学反思专业社会学的前提预设和价值立场,而公共社会学则强调社会学要回到社会之中,与公众展开沟通性的对话,同时以gongm**的存在和维系为己任。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一个专业社会学家,但是在此基础上,他可以而且也应该发展出更加多样的研究取向。
    我们知道,社会学界内部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着实证/反思、宏观/微观、定量/定性的二元划分。从涂尔干以降的实证传统到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从帕森斯宏大抽象的结构功能主义到米德精细微妙的符号互动论,从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奠定的大样本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技术到女性社会学家和激进社会学家对质性研究方法的回归,社会学不断在这一组二元对立的世界之间游走,社会学家也已经习惯在这样的二分法里寻找自己的定位。而布洛维的四种社会学之说实际上却颠覆了上述一系列的二分法。那么,这种颠覆的好处在哪里呢?
    布洛维认为,四种社会学的提法回答了任何社会学家都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两个元问题,即“社会学是为了谁”和“社会学是为了什么”?这是以前所有关于社会学的二元类型学没有做到的。从“社会学是为了谁”来看,专业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面向的是学术界内部的阅听人,而政策和公共社会学则面向学院之外的对象。从“社会学为了什么”来看,专业和政策社会学生产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学术谜团的工具性知识,批判和公共社会学则思考社会学研究的内在基础和前提,或是与公众开展关于社会变迁的反思性对话。可见,四种社会学的划分,让社会学家可以在一个全新的框架里,更加清楚地思考自己的取向和定位。
    四种社会学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中专业社会学是一切社会学的基础,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首先需要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因此,提倡公共社会学并不是要贬抑专业社会学的地位。布洛维认为,在美国,专业社会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足够强大,现在则到了让社会学走出学院,重新回到公众之中的时候了。因此,他特别强调公共社会学在当代的意义。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维对时代的基本判断是,“这个世界正在向右转”。同许多西方左派学者一样,他以卡尔·波兰尼作为自己理解世界的重要思想资源。波兰尼在其杰作《巨变》中揭示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的商品化趋势,而这三者在本质上是不可以被市场交换所吞噬的,因此,它们充其量只能算作“虚假商品”。对“虚假商品”的商品化标志着人类组织经济和生计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新的以市场为准则的社会正在逐渐兴起( Polanyi ,1957) 。在《公共社会学》一书收录的第二篇论文《社会学和社会学命运》中,布洛维进一步发展了波兰尼的思路,指出波兰尼在《巨变》一书中实际上只谈到了以劳动力为对象的第一次市场化浪潮(比如他对斯宾汉连法实施前后英国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分析) 和以货币为对象的第二次市场化浪潮(比如他对金本位制的分析) ,而我们现在则面临着以土地或者更广义地说以自然环境为对象的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第三次市场化浪潮的特殊性还在于,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席卷全球,市场与国家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共同挤压了社会的空间。而在布洛维看来,如果说经济学以市场及其扩张作为目标,政治学以国家及其稳定作为目标,那么社会学安身立命的所在就是gongm**及其成长。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门学科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利益,而这利益就是这门学科的知识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的话,那么保卫社会就是社会学的根本利益所在。公共社会学这个提法正是旗帜鲜明地将gongm**的存在和成长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即在维系和发展gongm**的同时,达到对gongm**的认识。(注1)

三、从“学术工人”到公共社会学家
    公共社会学的缘起自然和布洛维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在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候,麦克·布洛维都是以一个劳工社会学家而著称。从1974 年为了做博士论文进入芝加哥南部的一家机械厂做工开始,他先后在美国、匈牙利和俄国的多个工厂当过钻工、锅炉工和家具工人。正是在这些长达20 余年的田野研究经历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制造满意》、《生产的政治》和《辉煌的过去》,构成了所谓“劳工研究三部曲”,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事实上,布洛维从事劳工研究的20 多年,也正是西方历史上劳工运动逐渐衰退、工会数量和成员人数不断减少的时期,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力量遭到了空前的质疑,反映在知识领域,则是在工人阶级自身消亡的同时,对工人阶级的研究也处于颓势,让位于分层研究和职业社会学。
    布洛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社会学界的。他坚持马克思传统的阶级分析,认为工人阶级始终是干预历史的重要力量,强调要“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参见沈原,2006a) ,这在职业分层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学界被视为异类。这个学科的一些头面人物称他的著作不过是十足的意识形态宣传。布洛维的母校、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 Shils) 对他的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布洛维博士毕业后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的教职时,席尔斯给伯克利校方写了一封十分负面的信,在信中他刻薄地评价布洛维:“在我印象中,布洛维先生总是认为他个人与美国主流的社会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一虚妄的先入之见阻碍了他在智识上的发展”(转自Burawoy ,2005 :48) 。虽然在赖特等人的努力下,布洛维最终还是得到了伯克利的聘书。但到了1982 年,当布洛维在伯克利工作数载,申请终身教职的时候,却被系里一帮捍卫“中立”和“学术规范”的老卫道士们暗下黑手,他们操纵的评审委员会最后以不公正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他的申请。布洛维不得不暂时远走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系。其实,伯克利本是一个十分激进的学校。1960 年代席卷美国的学生运动就从这里发端。因此,随着伯克利社会学系的保守派们逐渐退休或离职,布洛维卷土重来,并且当上了该系的系主任,他觉得有必要重新定义和发掘这个系的历史传统。“既然老卫道士们都走了,过去的硝烟也已随之散尽,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对话”。他发现“, 如果说这个系有什么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话,那就是公共社会学了。我们系的很多人实际上都已经投身于学术之外的公共事务中,而那些没有卷进去的,比如我自己,也都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值得去做的事……我开始发掘伯克利社会学的那些未曾说出的迷人历史,一个揭示它一以贯之的公共关怀的系谱学”(Burawoy ,2005 :70) 。他希望借此“给这个系确立一种使命感”。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已经成为研究和推广公共社会学的重镇。布洛维周围聚集着一帮全美最优秀的研究生同他一起为做公共社会学而努力。（注2）
    而在布洛维担任系主任的中期,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使他将推广“公共社会学”的运动超越了伯克利社会学系的层面。当时,出于对美国社会学会某一官僚做法的抗议,布洛维公开宣布退出它的出版委员会。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此事却引发了一场反对社会学会的官僚和寡头作风的斗争。布洛维在这场斗争中首当其冲,3 年之后,他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新会长。在他的推动下,2004 年美国社会学年会的主题就是公共社会学。而这次年会也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年会。有人在听了布洛维的主席演讲后甚至感叹“, 为什么我们不选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终身会长呢?”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篇论文《从资本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一个学术工人的回顾与反思》实际上就是布洛维的学术自传。布洛维喜欢将自己称为“学术工人”,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他认为自己的贡献就在于“,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将工厂里的情景呈现给学术界,揭开可能隐含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底层的视野。那是我认为被遗忘了的视野”(Byles ,2001) 。我们在这篇自传中看到,他曾和芝加哥的黑人工友们一起冒着断手断脚的危险拼命赶工,也曾与匈牙利列宁钢铁厂“十月生产纵队”的战友们下班后一起在米什沃尔茨的大街上喝酒买醉,还曾亲眼目睹了俄国北部一个家具厂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兴衰成败以及工人们的悲惨境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他这一生都与工人阶级紧紧走在一起,也因此形成了强烈的底层关怀。在他看来,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力量”(布洛维,2007 :7) 。显然,从“学术工人”到公共社会学家,这中间的价值关怀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四、美国社会学的历史变迁与公共社会学的系谱学
    事实上,公共社会学并不是布洛维第一个提出来的,早在1959 年,美国社会学的著名异端、被称为“战后美国文明最重要批评者之一”的赖特·米尔斯就曾在其名著《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社会学要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联结起来,发现超越个人生活世界之上却又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结构性力量,而这样的社会学在他看来就是“公共社会学”。其实,不妨说,社会学这门学科在其创立之初,就是怀抱着公共的关怀和抱负,希冀通过社会学的知识生产为改变世界、推动社会变迁做出贡献。以美国社会学为例,在其早期,杜波伊斯等黑人社会学家就曾经试图发展出一种减少种族歧视、促进族群平等的社会学(杜波伊斯,1959) 。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将知识生产与社会改造这两个面向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于具有深厚实用主义传统的美国来说,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奇怪。
    但是,后来美国社会学越来越走上向自然科学看齐的道路,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门“科学”而获得承认,从而在学院中获取足够的合法性,社会学逐渐专业化,陷入日渐繁复的科层制牢笼之中。工具实用主义的量化研究成为主流的甚至是惟一被认可的研究方法,它的基本特征是:高度形式化的假设、通过标准化的问卷调查收集数据、用统计分析技术得出结论。于是,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被简化为列联表上几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人眼里,社会研究的语言就是统计和计算机语言(Feagin &Vera ,2001 : 83、107) 。与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标准化的研究风格相对应,没有价值的“价值中立”和无关痛痒的“政治正确”成了研究者最惯常的立场和姿态。实际上,我们看到,通过问卷、访员和研究助理等科层制的形式,研究者早已与被研究者拉开了一段安全的心理距离,从而保持一个旁观者的超然姿态,被研究者只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被物化的客体而已。另一方面,在二战期间,政府部门和私人基金会为社会学家设立了大量的职位,这也大大推动了政策社会学的发展。到了现在,几乎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课题都是由政府或基金会资助的,社会学的承诺也自然而然转向了后两者,而不是普通公众。
    然而,在专业社会学和政策社会学蓬勃发展之时,社会学的公共面向却被忽视了。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美国最顶尖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上,使用高级统计分析技术成为绝对的主导,但是,在这些文章中却往往看不到任何时代的印记,从1936 年到1982 年,在该杂志发表的所有两千多篇论文中,大约只有一百余篇涉及这一时期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公共议题,比如冷战、麦卡锡主义等(转引自雅各比,2002 :138) 。
    20 世纪70 年代,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激进社会学家又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重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共识社会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但是,批判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学院特征,它关心的是“社会学的改变,而不是社会的改变”。（注3）批判社会学家更多的是以对现状的不满而证明取而代之的合理性,他们所制造的只是“语词的革命”,因此,批判社会学家往往局限在狭小的学院圈子之中,“那些赞同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赞同我们抨击资本主义的观众不是历史的主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而是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他们所声称代表的世界”(布若威,2006 :47) 。
    因此,布洛维认为,到了将社会学从学院带回真实世界的时候了。“现在,问题不在于要改变社会学,而在于改变世界”(2006 :50) 。社会学家不能再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而是要走出来,与公众展开对话,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激进社会变迁。
    但是,布洛维强调,如今重提公共社会学,并不是对社会学原初阶段的简单回归。他指出,以前的公共社会学实践,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公共社会学。比如,米尔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公共社会学家,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与公众对话,激发公共辩论。米尔斯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作了一系列时事小册子,《听着,美国佬!》为发生在美国家门口的古巴革命辩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则直指美国的军事工业共同体最终将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参见赵刚,2003) 。在米尔斯看来,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米尔斯,2001 :200) ,社会学家有义务利用自己掌握的结构性知识参与和促进公共辩论,关注重大的公共议题、敏感于社会历史的变迁。而布洛维所提出的则是一种有机的公共社会学, （注4）意指社会学家不仅要通过著述,而且要亲身实践、参与和卷入社区和社会公共事务,包括与各种NGO 组织、劳工团体合作,以社会运动的形式推动社会变迁。（注5）比如,在加州,就有很多社会学家参与到反对剥削拉美和非洲的非法移民的血汗工厂的运动之中,他们与移民团体合作,开办工人中心,为工人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和医疗服务,还通过开办英语课程等措施帮助移民工人及其子女融入当地社区,从而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最终让工人可以为自己说话。同时,又通过在媒体上的呼吁和曝光引起美国社会对移民和血汗工厂问题的关注,从而使移民工人问题变成一个公共议题。
    布洛维和米尔斯在对待“公众”(publics) 的态度上也有着微妙的差别。米尔斯主要活跃于20 世纪40 、50 年代,那正是美国战后最志得意满的年代。米尔斯失望地看到,人们不再关心理性和自由,笼罩着整个社会的是“焦虑与淡漠”的氛围,他将这样的社会称为“散众社会”(mass society) ,也就是说,古典意义的“公众”不见了,触目所及只是一个个被消费主义规驯了的“快乐机器人”。在《给新左派的一封信》中,米尔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知识分子身上。他认为,后者最有可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变迁主体(Mills , 1960 ;米尔斯,2001) 。与米尔斯相比,布洛维则持更加乐观的态度,他说,不是公众消失了,而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发现和发展公众。布洛维虽然也强调“学生是我们的第一批公众”,但是他却并不仅仅将公众局限在知识界内部。正因为如此,布洛维锐意将推广公共社会学变成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

五、公共社会学在中国:何以可为?
    事实上,在中国,谈论公共社会学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事情。如果说美国社会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霸权地位的专业社会学体系,因此他们的学者可以有足够的自信让社会学走出专业的樊篱、回到公众之中的话,那么在中国,社会学在经历断裂之痛后恢复重建不过20 余年,基本的学术规范和专业标准尚未完全建立,当一些社会学的从业者对社会学的认识或实践还仅仅停留在“找找材料”、“说说情况”的阶段时,有些人难免提出“公共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不是一种奢谈”的担心。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诚如布洛维所言,四种社会学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如果专业社会学没有对自身的公共关怀和道德担当的反省,就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手里的工具,成为社会不平等和宰制关系再生产的一种手段。到时候,即使研究假设再漂亮、抽样方法再准确、统计分析再精致,也会有意无意地沦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这方面的例子还不够多么?
    从现实层面上讲,如果说布洛维所处的西方社会经历了从19 世纪劳动力的商品化,到一战以来货币的商品化,再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土地商品化这样一个漫长过程的话,那么,中国近30 年来的市场转型过程则是将这三者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之内,即劳动力、货币和土地的商品化同时发生、齐头并进,三波市场化浪潮共同席卷而至,极大地挤压了“社会”的空间,加上改革开放前的再分配体制早已极大地压抑了社会自组织的生活。因此,这样一个本就十分弱小,如今又接连遭遇严峻挑战的社会,要想真正在“市场—社会”的双向运动中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并有所扩张,那么对于以gongm**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公共社会学的呼唤,恐怕要比西方更加强烈,也更加紧迫。

注释：
注1：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布洛维并没有将“gongm**”简单地浪漫化,他承认,“gongm**不是什么和谐的地方自治主义,而是被种族隔离、统治和剥削所分裂……gongm**绝对是一个竞争性的场域”。但是,他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它(gongm**) 也是捍卫人性的最有可能的场域”(布洛维,2007 :49) 。
注2：关于布洛维对伯克利社会学系的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发掘,详见Burawoy &Van Antwerpen ,2001。
注3：从激进社会学家对他们视之为先驱的米尔斯的矮化理解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布罗威尔(Brewer ,2004) 观察到,米尔斯虽然被视为一个激进主义者,但更多的是因为他关于社会学的独特性论述,而非他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实质性分析。赵刚(2000) 更进一步指出,米尔斯所提出的社会学的独特性,亦即所谓的“想象力”或“心智品质”,早已被不加反思地滥用成为一句装点学科门面的行话,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和实践关怀。
注4：“有机公共社会学”与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布洛维也承认自己受到葛兰西的启发,但是他认为,当我们用“有机公共社会学家”而不是“有机知识分子”时,我们强调的是,社会学家作为某一个领域的专门家,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参与公共事务,而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较为空泛的概念。
注5：这与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社会学干预”方法显然有汇通之处。关于社会学干预方法及其与公共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参见沈原,2006b ;胡丽娜,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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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罗　琳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 P22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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