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

——访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

2014年03月27日 08:5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 张清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开始被学界重新审视，民族志的科学研究范式受到质疑，不乏学者指出，“实验的民族志”正在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作为学术规范有着怎样的价值？近年来学界关于民族志研究方法有哪些反思？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徐新建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关于民族志相关问题的采访。

　　民族志的学术和实践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网：民族志强调对社会事实、文化现象的记述，已经和其所依附的田野调查一起成为一种学术规范，请您谈一谈民族志对于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徐新建：作为一个特定的外来词语，“民族志”对应的是ethnography。该词在早期也译为“人种志”。所以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汉语与西语（目前以英语为主）两个语言世界的动态对话。其中，“志”的含义在汉语世界古已有之；“民族”和“人种”则实为外来。在汉语的书写传统里，作为次一级的文献类型，“志”一方面与地位高贵、代表官修话语的“史”相对，以陪衬、对照和充实正史的典范意义；一方面又在王权正史的映照下通过对地方、异族或次等级文化事像的记事书写，完成“大一统”结构中对边缘类型的教化表述。这时的“志”，可称为汉语文类中的“次文类”、“准历史”。这样，近代以后的一些中国学人用“民族志”（或“人种志”）翻译西语的ethnography，一开始就包含了对其具有从属地位的认定和暗示。结合西方的学术语境来看，这样的翻译也符合该词与History的对照和区分。因为与History相比，“志”的基本特征是不仅缺乏进步（进化）而且没有自觉，因而只能是扁平的、被动的，不能称为“史”。正是以此为前提，到了后殖民时代，才会有学者撰写专著，特别揭示不同体裁后面的分类鸿沟，那就是：“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参见Eric Wolf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1982）。

　　所以说近代以后引进汉语世界的“民族志”，作为越来越广泛使用的文类和体裁乃至社会科学的普遍范式，不仅关涉书写倾向和话语政治，而且关涉文化表述后面不同思想谱系的沿袭命运。因此我认为目前需要做的第一个问题，是认真梳理和反思在英、汉及其他不同的语言世界中，“民族志”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功能，至今发生了如何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怎么看待上世纪70年代以来，民族志的科学范式逐渐受到学界质疑及其遭遇的“表述危机”？

　　徐新建：需要反思的第二个问题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志实践及其文化后果。民族志写作的特征大都被概括为从“理论预设”到“田野考察”再到“实证写作”的“科学”过程。于是，汉语的民族“志”就成了动词，代表一种系统的实践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就是 “志民族”，也就是通过“志”的撰写，使对象民族化、文本化、方志化（人种化）。这样的结果，虽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式书写里因每每带有“原始”、“落后”等判断而伴生着“边缘化”或“污名化”特征，但在现代中国则是使众多以往被视为另类的“蛮夷”地位得到提升，从而使国家认定的各个民族都通过堂堂正正、独立成章的民族志在多元对等的民族之林里与传统的主流人群并列。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如果要说有“表述危机”的话，最大的危机倒不是民族志的文类或表述本身，而在于表述主体的缺失或错位。

　　西方殖民时代以来的民族志生产几乎都是由殖民者代言。这样，非西方世界的人民，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更没有文化表达权的弱小族群，几乎全都成了失语的对象。在这种结构中的民族志写作及其产品，尽管都冠以了各个族群的名称，实质上却都只是被表述的他者而已。因此我认为，“表述危机”首先要解决的还不在于争论“民族志”是科学还是艺术，而是如何让其从单一的“被表述”或外来式的“志民族”困境中摆脱出来，回归到文化的自表述之中，让每一群体的书写主体得到确认，从而完成主位的“自我民族志”。这一点，国外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社会科学网：人类学理论方法来源于西方，人类学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本土化”问题。应该如何构建本土人类学叙事范式？

　　徐新建：“民族志”这一术语来自西方，却不等于汉语世界没有“志民族”的传统。从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礼记·王制》、《尚书·禹贡》及《山海经》等对“一点四方”的等级式描写和对“华夷之辨”的漫长区分以来，汉语世界从未停止过对不同人群的分类、定性和评述。因此，到了由“西学东渐”导致的科学话语成为主宰的今天，本土化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在于推翻ethnography的统治、把“民族志”清除出汉语，让古代的“蛮夷列传”文类死灰复燃，直至重构普天一统的华夏中心；或者借助中国的崛起，输出大批民族志愿者到世界各地去，仿造当年西方列强的殖民做法，把全世界的“他者”特别是西方强国都“志民族”一番，用华夏人的眼光和方式全再改写一回。

　　那对于西方传来的民族志有没有需要反思、对话和超越的问题呢？当然有。除了前面提到的主体确立外，我认为按关联的层次来说，本土化的民族志写作还需要超越的第一是用语、第二是分类，第三是阐释。

　　在用语问题层面，需要尽量减除诸如“图腾”、“萨满”、“多声部”直至“宗教”、“艺术”、“文化”等这类有限概念和空泛“大词”的人为化普涉，还原和再现各地拥有的自身用语，无论叫“东巴”、“招魂”、“多噶”……还是其他什么都行。

　　分类问题同样重要。在这点上，民族志作者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以自己“客位”的知识标准出发，对被表述文化体系的自在结构随意分类，也不要轻易使用“进步”、“落后”乃至“科学”、“愚昧”这样的话语加以判定。

　　最后，到了阐释环节，民族志作品当然躲不开文化阐发，也就是对被书写对象的编码进行解码。但是这样做的前提首先就要求从主人的视角出发，从“他们”的眼中看世界，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把外来作者的想法强加给对方，甚至是借助己我的话语权力实施文化改写和“异端”教化。从如今已深陷于工业和城市牢笼的人类处境来看，随意改写和教化的后果极可能是在先从表述的层面毁掉人类文化和价值多样性，接着再在现实生存的意义上直接葬送逃离毁灭的潜在生机。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问题所关涉的不仅是人类学学理，更关涉更大范围的人类文化、历史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地球上的人们通过“民族志”的大量涌现逐步汇齐了人类差异方面的世界档案。如今，如出现超越式的“民族志”的话，则可能获得对人类一致性的体认和相通，从而从整体上走出社会和生态的陷阱。实现这目标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得把“民族志”改为“人类志”，译成英文，就叫humanography。

　　这时，人类学的关注对象就不再是分散对立的人群，而是回复到整体人类；田野考察也不仅止于个别孤立的村庄、城镇，而是生物圈，亦即包括人类和万物在内的统一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