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人类学家Arturo Escobar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关于“网络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回顾性梳理，旨在通过梳理该研究领域的现实意义、学术脉络、现有分析视角，推动网络文化人类学作为独立人类学分支的制度化发展。
任何技术都是一项文化发明。新技术不仅以文化的建构和再建构为基础，同时也反过来形塑文化。计算机、信息和生物技术给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和意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网络文化人类学”就是要对这些新技术的社会本质、影响和使用进行文化分析。
首先，作者把“网络文化人类学”放入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的发展脉络，并概要地交代了后者的社会背景、理论观点、方法论、核心概念和缺陷。1960年代“大科学”的出现、对核技术和工业技术的反思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运动，打破了把技术看做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而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科技政策评估和STS应运而生。STS关注科学技术作为现代文化的主要知识和实践形式的深层意义，而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是STS的核心创新。不同于过去的技术决定论，以及技术、社会和自然的清晰分割，建构主义者主张，偶然性(contingency)和灵活性(flexibility)才是技术变迁的实质，社会过程内在于技术革新，科学技术系统受制于灵活的社会封闭(technosocial closure) 。“阐释的灵活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是建构主义引入的一个新概念。不同主体或“相关社会群体”(relevant social groups)对技术制品有不同的阐释，STS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不同主体及其阐释的多样性、以及这种多样性被去除并做出选择的机制，就此Michel Callon 和Bruno Latour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network theory,ANT)。但是，建构主义被批评只解释某技术的出现，而不考虑它对人、权力结构和社区的影响，陷入一种简单而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并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形塑技术阐释和实践的深层文化背景。
此外，作者论述了“网络文化”研究对理解现代性本质的意义。对人类学而言，对现代性的本质的探索是当下理解和实践技术的背景。科学和资本仍是主流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我们仍未远离现代性。根据Michel Foucault的观点，现代时期带来了一种关于生命体（身体、自我、自然）、劳动（生产、经济）和语言（话语、沟通、说话主体）的特定安排，并在由科学话语生产、调控和表达的生命体和社会中表现出来。Foucault、Habermas和Giddens把现代性描述为通过明晰的知识和权力机制对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文化背景和时间的持续使用。书写文字的传播、机器的卓越成就、对时间空间的控制以及过去百年中生物和生物化学的决心，生产出了前所未有的生物技术安排，并且在如今的网络文化王国中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接着，作者定义了他构想中的“网络文化人类学”，并全面梳理了主要的理论视角、研究问题和民族志内容。他的“网络文化”特指人工智能（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新技术。他把1990年代起出现的相关研究归为三类：其一，以David Thomas为代表关注数字信息技术如何被社会性地生产，并将此看做工业社会向后有机社会的过渡仪式；其二，关于人类与机器之间边界的民族志研究，赋予机器能动性，考察技术如何成为社会和文化生产的力量；其三，视觉人类学回归传统民族志视角，把可视性看做文化和认识的权力，考察不同人群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协调权力、权威和表现。
作者把“网络文化人类学”关注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几点：现实的社会建构、人的社会化、人与机器的边界、不同人群的位置与体验、对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意义。他提出了“网络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五种值得关注的视角：其一，新技术的生产与使用，特别是例如匿名角色扮演游戏中主体性的生产，思考电脑游戏如何在具有不同文化规则的社会中被消费，身体如何在人机关系中被重新塑造和想象；其二，以计算机为媒介的虚拟社区的出现，批判性地考察用户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但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线上田野、群体边界、阐释和伦理等问题；其三，科学技术的流行文化，考察技术如何审美和实用地融入日常生活，大众知识如何被重组，技术知识如何使人们能够主动接触新技术；其四，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交流，关注语言、沟通、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不仅包括跨文化/跨情境的原则和话语战略，还包括由媒介本质引起的沟通和语言实践，例如，在后书写时代，时间是即时的，知识被不断改写，这对人类学写作和现象学阐释构成了挑战；其五，信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历史和全球语境下的社群。
其中，由于后发展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是作者的主要学术兴趣，他在本文中花了很大篇幅论述自己的“信息的政治经济学”主张。他主张以关于现代性本质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与表述和生产出生命体、语言和劳动的技术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实践。他关注的是信息、市场与文化秩序，并提出了一些列值得探讨的问题：地方-全球互动的新机制如何影响关于发展和现代性的地方性概念？信息分类和流动如何被创造和流通？这些分类代表了世界上谁的观点？如何建立起依赖于信息生产模式的统治机制？这将如何影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宏观政治经济关系？作者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生物技术常常以高效和理性使用的名义，开发利用具有高生物多样性的地区。另外，作者提到，全球范围内电子行业对年轻女工的大量使用，如何影响性别和文化，值得女权主义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引起关注。
最后，作者强调了后结构主义的“复杂性”观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意义。技术革新与主导性的世界观通常相互形塑，来使当下的技术合法化、自然化。自然和技术总是以强化当下的技术的急迫性的方式被解释，使这些技术看似是最理性高效的做法。以现代生物学为代表的“复杂性的科学”，取代了19世纪的物理学，它将生理现象看做复杂的生物过程，采用多种具体、异质而非抽象、同质、普遍的分析方法，追求的是物理世界的多元观点，网络而非结构、连结而非清晰的系统边界，而1980年代出现的混沌理论产生于后现代的社会条件。作者提及Foucault、Deleuze和Guattari的理论，指出不同于现代性结构边界清晰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等级控制的特点，而后结构主义的特征是流动性、多元性、连结性、碎片化、异质性，追求的不是“科学”而是具体的、地方性的知识，不是法则而是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及非有机的、有机的和社会的现象的自组织动力学，以扭转一个世纪以来的西方二元论、二元对立逻辑、简化主义和实用主义趋向。作者认为，将“复杂性”应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其意义不在于构想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我管理的、赋权的技术社会乌托邦，而是有想象力地思考技术科学是否不能部分地重新定位，来服务于不同文化和政治项目。
参考文献：
Arturo Escobar, Welcome to Cyberia:Note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Cyberculture[J].Current Anthropology Volume 35.Number 3.June 1994:215
（复旦人类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沈悦菲整理）
(1)网络文化人类学研究回顾_复旦-人类学之友_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hfba.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