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区域自治将长期存在并且需要坚持完善
□ 张海洋 来源：中国民族报
只要人类还是当前这个物种，那么自然生态、语言宗教、民族文化多样性就只会变迁转世，不会消亡同化。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在多民族共生共和的超大型文明里补充或替代联邦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也会长期存在并且需要坚持完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玉于2013年末去世。杨玉与祁庆富教授伉俪情深，二人多年从事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桃李天下，成果斐然。收录了二人多年研究成果的《民族文化研究杂俎——祁庆富杨玉文集》近日出版。
本文集收录有35篇文章，分成5个板块：一是西南民族史5篇，是祁庆富读研并开始走上民族学之路那几年的积累，时间截止到1990年，多为史料考辨，可见祁先生的文史功力;二是文化民族学7篇，是祁先生从民族史向民族学拓展的轨迹，时间从1980年延续到1999年;三是图形阐释8篇，代表祁先生从考辨民族史资料进入“读图时代”的心路历程，也是他为安身立命而经营学术领地的标记，这些成果贯穿时间最长，耗费资源和心血最多，本文集千里来龙结穴于此，是他的得意之作;四是图书评述8篇，是祁先生为承担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义务所作，里面有不少学术洞见;五是纪念缅怀7篇，追述了学界跟祁先生关系密切的几位老前辈的业绩功德，是祁先生在学界地位上升轨迹的间接纪录，也是雪泥鸿爪的深层含意。可以说，整部文集是一对夫妻及其一代学人为中国民族学兴灭继绝而奋斗的经历的记录。他们取得的成果未必精彩，但历程却堪称艰苦卓绝，令人感佩。
少数民族在中外科技交流中的启示
基于民族学历史学创新和边疆民族宗教治理体系能力建设的需求，笔者认为杨玉署名的最后一篇《试论少数民族在中外科技交流中的桥梁作用》(以下简称杨文)价值更高。学人对文中事例或许耳熟能详，但结合中国边疆治理困局及化解之道重读，仍能给人诸多启示。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领土是各民族生态家园和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边疆多半是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一直与国家生死与共、祸福同享，因而不仅是中国基本国民和执政党的依靠力量，而且在中国五位一体的生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社会地位、股份权益和股东权力。这些道理说来尽人皆知，但真正落实到观念、话语、行动和制度上，又谈何容易?
孙立平教授慨叹：“政府还是那个政府，百姓已不是先前的百姓，改革进程遇上了转型逻辑。”民族领域同人要靠坚守“两个30年互不否认”原则争取贞下起元，所以要说“国情还是那个国情，百姓还是那些百姓，但官员的政策法规知识水准和执行力已经退化得面目全非，不复先前模样”，因而就有必要再把杨文在18年前提供的地证、物证、人证和启示重新说道一番。
地证。杨文从地理和生态环境入手，说明古今中国边疆都在民族地区。中原内地无论从哪个方向做哪个领域的对外交往，都要通过民族地区并且要以少数民族为中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自身也有主体性、语言宗教及科技知识生产能力，因而是对外交往的桥梁。其实何止科技。中国文明起源本身就跟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密不可分。文明起源不是一时一地一蹴而就的，要有多次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引进，因而必然借助多条通道。北方草原之路于此厥功至伟：从青铜车马到小麦金器，都从这里传入。今后中国向欧亚大陆腹心发展，也要借助边疆民族地区和当地居民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和生态知识资源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处境就会狼狈。明知道这样还指望少数民族语言宗教消亡同化，就是自寻短见或引剑自宫。
物证。杨文列举了中国通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对外交流交往的大量物证，从动物、植物到实用技术，从科学知识到语言文字。她特别用四大发明的输出实践表明：今后中国要向世界展示文化软硬实力，更离不开少数民族语言宗教这一中介。例如中国要往伊斯兰世界出口生活和文化用品，就要用上中国穆斯林的标签及说明指南。汉字虽好，毕竟不是正统清真标志且带有偶像因素，作用因而有限。
人证。杨文举证金、元、明、清4朝几位少数民族杰出人物的贡献，但因为限于科技，没能涉及艺术哲学宗教领域的安世高、鸠摩罗什、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优素福·哈斯·哈吉甫、成吉思汗、八思巴、贡桑诺尔布等历史人物的事迹和贡献，但它仍在学术和现实领域给我们诸多启示。
学术上，它揭橥了中国民族学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转换学术范式的先河。后现代学术范式仞始于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它的核心内涵是按照“卑贱者也聪明，高贵者也愚蠢”的逻辑，用思想解放、知识创新来推动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包括推动政学两界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反垄断歧视，求公平正义”，向底边社会清退资产奉还大政，即把历代王朝和现代国家通过掩盖民族民俗民间地方文化多样性而垄断起来的主体尊严、文明文化、科技知识和家园权利奉还给各地各民族的历史主人公和实践主体，特别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后现代学术和社会运动的前提是正名，包括堂堂正正地把民族称为民族，而不是指鹿为马地称为“族群”。
现实中，这篇文章对国人还有如下启示：
首先，边疆各民族作为实践主体始终生活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前沿要冲，而且拥有生态科技知识、文化生产能力和主体能动性。他们对内是中国社会创新的源头活水和文化软实力根基，对外能代表中国的形象、地位和影响力，始终有着不可低估更不容忽视的政治地位。
其次，少数民族在庞大中国是弱势少数，但他们的科学技术、语言文字和艺术哲学宗教却在全球地缘政治和文化格局里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民族自治地方占中国幅员2/3。当年曾国藩用江南实力平定太平天国，却不肯乘机向北京问鼎大位，而是选择主动裁军作千古名臣。很多人为此浩叹。其实曾国藩作为当时的局势中人，对当时中国的天下大势看得非常清楚：少数民族不仅能治理中国，而且更能治理边疆边区。今人也应有这样的眼光和觉悟，并将其转化成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边疆民族宗教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行动。这就是后现代观念更新、社会转型和制度创新对中国的重要性。如此深刻系统的变革需要知识创新，特别要有库恩《科学革命的逻辑》里讲的学术范式转换。
全球发达国家和人文社科领域在20世纪中期经历的最大事件，就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特别是从排他性的社会发展史(观)到包容性的文化生态学的范式转换。世人从此增强了生态环保、人权、女权及少数民族权益保护意识。英国和加拿大在这种背景下，先后用和平方式化解了旷日持久的爱尔兰和魁北克民族冲突。转换学术范式的重要性
学术范式转换对学人有什么重要性?且看无论是布罗代尔还是著有《现代世界体系》的沃勒斯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其影响的深远均在于把关注点转换到社会层次的事件、局势和结构，且对现实社会走向和人类命运的关怀直言不讳。
其实史学家无分古今中外都讲实事求是和秉笔直书，都要用学术成果影响决策者以求资治。但现代史学则满足于用史料考辨把古代人物、事件和制度弄清坐实公诸学界，让决策者去自主抉择。后现代史学则不仅要把事件过程和因果弄清，还要说出局势和结构的来龙去脉，以影响公众并引导决策者作出选择。这两种范式在形式上都合乎学理且各有功用无分优劣，但在实践中，却因用户的处境不同而有高下之分。
前现代社会的决策者多半是天命在身和大权在握的“人主”、领袖，他们除了个人禀赋和实践真知，手下还有生死与共的执行团队，身边还有核心幕僚帮其收集资料处理信息取精用弘。学界用现代科学范式取得的成果因而足够他们受用。现代社会的决策者则多半是高校出身的职业官僚。他们的地位源于现成的世俗体制，知识源于书本，经验和经历源于承平生活积累，因而需要学界拿出匹夫有责的主体意识承担起公共智库责任：不仅要收集资料，还要加工信息并沟通媒体，总之要用新范式获得更有通识性、更便于应用的创新成果，并便于决策者采用才能体现价值。
那什么是后现代学术范式?笔者体验就是那种能够基于人心人性和国家社会创新转型需求，节制现代化集权异化、远离人性、危及自然生态和人类心态，特别是恶化民族关系的弊端弊窦，制定出引导政治改革，推动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疆、庙堂与江湖关系再平衡成果的学术体制机制。这样的学术范式转换对国家社会的命运有多重要?试看当今中国在经济技术崛起同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用知识创新和观念更新来克服现代化体制机制的弊端才能釜底抽薪。
布罗代尔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精神和问题意识，才提出了历史研究要用3种时间来考察的3个层次：个体时间以年度为单位，看表层事件;社会时间以10年为单位，看导致事件的中层局势的趋势走向;生态时间以百年为单位，更要把握演成事件和局势的深层结构，即在长时段大范围里由环境、技术、制度和观念组合而成的社会形态。
事件是过眼云烟，但它能反映也能积累成局势。例如当今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领域的事件就包括经济民生、资源开发、城镇化等方面，其背后有两种局势互动：一是近30年事件积累出来的改革开放：包括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引进市场机制、加入世贸组织、推动西部大开发和政府单边维稳。这是事件生成的局势。二是当事人卷入和应对事件的心态和行动策略：包括把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叫“振兴”，把中部发展叫“崛起”，却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叫“大开发”，用了个主、客体分明的他动词。在此背景下，民族工作也就从掌握政策法规的执行蜕变成了扶贫开发和兴边富民，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和民族宗教治理领域险象环生。这是局势生成的事件。
由此看来，局势就是各方当事人和决策者基于现有的观念、行动、政策法规引导和应对事件的方式和结果，简言之就是前期事件生成的当前博弈格局。局势一旦生成，就好比历史潮流莫之能御，让人感到大局已定改也难。果真如此，那中央集权作为中国历史主题到了商鞅变法秦统一时就已经登峰造极，中国历史至此就该终结。事实上，真正终结的不是中国历史而是秦朝。中国二十五史的开篇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讲到的秦朝竟是二世而亡，这就说明局势后面还有更大、更有力的存在。布罗代尔说那个存在就是“结构”。
把握超大型复合文明的“生态”逻辑
如同前述，“结构”就是技术经济、组织制度和文化观念在长时段大范围里形成的社会形态。它能支配事件和局势的运作方式：使之保持现状或向前突破。
联系中国的历史和各民族意愿，考察当今中国边疆民族地区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治理领域摊上的大事儿，特别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势需求，我们能看出布罗代尔和年鉴学派的“结构”虽称长时段大范围，但面对中国却显示出它的如下局限：空间上，地中海的欧洲部分面积比不上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间上，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仅相当于中国明朝至今;学科上，历史学资料还需要有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和世界民族志补证;观念上，它仍有社会发展史、单线进化论、文化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欧洲中心论等痼疾，所以特别看重物质、经济、技术、城市和获得能力，特别是不承认人类历史不仅要向前突破，同时还要向传统回归。布罗代尔范式里的“结构”，因而就缺少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批判张力，也罩不住中国超大型复合文明的时空，从而解释不了中国的民族文化结构，因而需要补充完善。具体讲就是结合中国的民族结构和历史文化经验，参照世界后现代转型的天下大势，在年鉴学派的“结构”之上再增加一个时段更长、范围更大的时间单位和观察层次。
这个新增的层次应该叫“生态”，但它已被布罗代尔的结构占用，本文只能借助中国的《尚书》、《易经》、《诗经》、《礼记》和《道德经》等经典，综合汤因比《历史研究》里的文明生命周期、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的“枢轴时代”等视角，把这个更长的时间单位和更大的观察范围或层次称为“轮回”，以此作为考察中国这类基于多民族共生的超大型复合文明互动互惠发展规律的支点。
中国幅员超大历史极长，生态环境极其复杂，各民族语言文化宗教极其多样，而且在几千年时间里长期互动，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复合文明。辛亥革命以前，中国是多民族共生一国多制的天下体系，后来遇到西方军工科技、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挑战才终结帝制走向共和。但西部边疆地区毕竟不同于东部内地。新中国最终还要采用多民族统一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来回应在现代世界体系下承接大清朝属土属民，以满足和平统一长治久安的结构需求。
在中国这片多民族统一的超大型国家里，各民族共生是客观需求，共和是制度选择，超大型复合文明是逻辑结果。共和的含意包括但不限于西文republic即民有民治民享，还含有中国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年号那种“多样主体共同治理”的含意。译成英文，它约等于commonwealth或co-governance。轮回一词还可用公道、天道、天理、公理、机理、果报来诠释。总之，是多样行动主体在超大型复合文明的时空里共生共和互动互惠的形态、意识、机制和趋势。它的观察尺度是千年万年，观察范围是上千万平方公里幅员，观察对象是体现在事件、局势和结构之中并支配其运作的人性、生态和天道，特别是人类不能无限远离人性、生态和天理，因而要向公平正义互惠互利不断回归的运动规律或形态发展。
人性是人文现象的关键主体和公平正义的永动机。它既指向死而生的生命本能，也指追求真善美的主体冲动和体现在艺术哲学宗教里的人文意识;生态是由多样自然环境构成的超大型多民族文明体系活动舞台，其中包括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和各民族内部社会结构和外部互动关系;天理是人类在面对自然和他人之际体现出的责任意识，特别是决策者和当事人在认知生态把握人性的基础上，“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能力和觉悟。人的觉悟和能力永远不能臻于极致，而且总会因为经济技术条件变化而波动起伏乃至得而复失。文明国家因而要以维护人权、人道和生态环境为目标，不断地更新观念、创新制度。人类社会因此生生不息，历史因而不会终结。
本文基于后现代范式，用天道轮回的机理考察历史，又结合中国经验、中外文化比较和伊斯兰教复兴的案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只要人类还是当前这个物种，那么自然生态、语言宗教、民族文化多样性就只会变迁转世，不会消亡同化。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在多民族共生共和的超大型文明里补充或替代联邦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也会长期存在并且需要坚持完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术研究要探索知识前沿并引领社会，就要在范式上占有先机：认知史前社会要用历史学范式。认知前现代社会要用现代学术范式。认知现代社会就要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范式，这是学人应有的觉悟。有觉悟才会有实践，有实践才会有收益。早觉悟收益多成本低，晚觉悟成本高收益少，拒绝觉悟就是拒绝实践和收益。当断不断恒受其乱，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范式转换对于知识创新、社会转型和发展方式变革的重要性在此。本文集特别是杨玉教授文章的价值亦在于此。
(本文系作者为《民族文化研究杂俎——祁庆富杨玉文集》所题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