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幸聆听过杨利慧、李靖、徐赣丽等老师的讲座，还有阅读过一些女性学者关于旅游人类学的研究。比较直观的感觉是男性学者喜欢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强调国家在场与民间智慧的逻辑；女性学者喜欢以叙事、身体、感受等更为细致生动的田野描绘见长，表达对研究对象的脉脉深情。作为男性，我特别羡慕后者对研究群体的感知和在行文过程的情感注入。在阅读这类女性学者的文章时，那种科学主义的民俗学态度也顿时被抛在了脑后。所以没有太在意学者们的论述过程和材料注释，但就大家的讨论来看，似乎我们还是在追求材料的可溯源性，也就是说，我们多么希望学者的田野经验和案例乃至深描能和我们心中既有的经验和知识“对接”，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求真”的讨论，但实际上隐含了我们基于田野的民俗学在后续学术对话中的种种问题。最基本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别人的田野当成是传统文史研究意义上的“材料”来看？我的观点是不可以（当然是在不讨论文章硬伤、田野经验的真伪和田野功夫深浅的前提下）。记得当时听完李靖老师的演讲之后，第一感觉一个新兴的领域，她怎么能搜集到那么多的外国文献。正如张多后来反复阅读之后的感受一样，字里行间透露的模棱两可或是故意揣度，其实可能是学者对一个地方长达十年二十年的研究之后作出的书写。就像我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越久，越难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情感，越难以描述它的复杂性一样。反而是观看一次两次仪式或是一些量性的调研能马上勾勒出地方社会的某些逻辑一样，相比而言，这样的逻辑在“真实”性上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就像实验一样，一次性地抛弃了许多（他们认为不重要的）变量。所以说，田野研究要落实很简单，但也很难，因为许许多多要素，包括社会变迁的、权力的、资本的、地方民众情感的、身体的、民俗心理的、充满了惯性与张力，也充满了可能性。
其实对少数民族旅游与民俗表演这个话题，普通的旅游者都有一肚子的看法和思考，再加上生活在这些地方的我们（我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对地方的山川地理和当代民俗化的过程十分清楚，那么异地游客、本地土著、长期田野的民俗学家，他们的叙事难道会一样吗？我想肯定不一样，首先是目的的不一样，消费逻辑、民族（地域）情绪、见证与验证，很难对话。再就是处理“素材”（经验）的方法不一样，这很好理解。因此回到学术对话这个问题上来，上述几篇文章的结论部分立场其实很一致，表述了旅游语境下民俗新的生命力所在。这样的立场和学者观点是急需引入到社会话语中去的，因为当下而言，旅游者和民众的脑子可能并非是他们自主的，舆论一边倒，权力资本的隐形勾连，更多的是现象是民俗旅游要么被疯狂的消费，要么成为千夫所指。民俗学者永远不能替消费者和民众思考（当然最不可能的是替政府和开发商思考），但是民俗学者可以独立思考，否则，民俗节日怎么过、开发与保护等疑问会屡建报端；人云亦云或是嘴巴官司永远也没有头。这是我看到上述文章重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学术层面的疑问还在，就是我们要不要把别人的不可重复与验证的田野当成是自己研究的“讨论材料”？
人类学最常见的是从别人的田野中总结研究方法、理论和心得，这是唯一也是有效的途径，但本次大家你来我往的讨论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问题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满足于去“看见”学者眼中的田野了，更多地是要进行“理解的理解”，要和学者一起讨论他的田野，而不是用他的田野去验证或“对接”我的经验。通常是很多人更愿意说自己和自己看到的故事与别人如何如何不一样，而不愿意听别人或别人说的别人的故事。至少我们克服了这一点。
另外，我很喜欢话题讨论板块直来直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