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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藏族唐卡普查的必要性

冯骥才:藏族唐卡普查的必要性

冯骥才:藏族唐卡普查的必要性
[ 来源:中国艺术报 | 发布日期:2012-05-23 | 浏览(1651)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始于2003年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自发端之日就将藏族唐卡的抢救列为重点项目,随即对藏区现存的唐卡绘制之乡,进行同一学术标准的地毯式普查,并将普查成果编制成完整的文化档案,陆续出版。

  为什么要将唐卡列为这次抢救首批重点项目?

  一

  从宗教学看,唐卡是藏传佛教神圣的法物;从美术学看,唐卡是中华文化中一朵极其宝贵的奇花异卉;从文化学和人类学看,唐卡则体现着藏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方式。藏族人民具有高超的绘画才能。可以说,艳丽五彩的绘画是他们喜爱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在藏族神奇地通用和通行着。理想的佛国,神话的故事,世间的万物,心灵的悲欢,智慧的认知,都可以用色彩和形象来表达和诉说。从寺庙、居室、墙壁、家具,到一切宗教乃至生活物品,都是他们抒发精神想象和绘画才情的地方。其中,最极致地显示其绘画禀赋与水准的当属唐卡。

  唐卡,又称唐喀,是藏语音译,即在布面或纸面上绘制的佛像,然后装裱镶缎,安轴成画,悬挂在佛龛中供奉。藏族美术史家康·格桑益希先生认为唐卡起源于早期教徒布道时使用的卷轴画。使用起来却灵活可变,用后又易于收藏。

  关于藏族唐卡的起源,一般依据于五世所著《大昭寺目录》的一段记载,文中说:“藏族第一幅唐卡是法王松赞干布用自己的鼻血画了一幅白拉姆女神像,后来蔡巴万户长时期果竹活佛塑造白拉姆神像时,作为核心藏在神像腹内。”松赞干布所画唐卡已无迹可寻,但唐卡由此渐渐兴起应无疑问。现在珍藏在大昭寺、桑耶寺等处的吐蕃时期的唐卡便是明证。在随后的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时期,大力地弘扬佛教,唐卡得到了迅速发展的机遇,经过宋元两代,进入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采用敕封西藏首领之策,明封八王,清封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这些措施给西藏地区的社会带来安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唐卡随之进入自己的成熟期与辉煌期。

  在画技与画风上,唐卡一直受东西方文化影响。一是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域外之风,一是来自中原的汉风。前者随佛教东传而来,后者则是源源不断的汉藏交流。这两种文化一直在西藏画风中发挥着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明清两代,经过无数藏族画师们的努力,在融合了梵式与汉风之后,终于将具有独自的民族气质和审美特质的唐卡鲜明地确立起来,并使其成为藏传佛教的艺术象征与文化符号。

  这一历史阶段唐卡的重要特点是:

  (一)唐卡的社会化

  随着佛教的兴盛,唐卡从宗教场所——寺庙与僧舍,走向民间百姓的经堂。唐卡的内容便很自然地从佛国扩展到民俗生活。农耕、天文、历法、医疗、药物、器具、生物、肖像、世俗以及吉祥纳福等内容的唐卡纷纷涌现。唐卡在其宗教神圣的供奉意义之外,增添了教育、传播、欣赏乃至装饰等社会与生活的价值,因而成为藏区人民喜闻乐见、不可或缺的宗教崇拜的象征物和审美的艺术品。

  (二)画派的涌现

  任何时期和地区绘画繁荣的标志都是不同派的异彩纷呈。由于各地历史、教派和风情的不同而造成的藏文化自身的多元,致使其唐卡的画风各不相同,渐渐形成了画派,到了唐卡的全盛时代便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大致地说,最早出现的突出的画派是江孜画派,继而是前藏和后藏的不同风格次第形成。前藏的唐卡构图严谨,刻画精工,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后藏的唐卡设色华丽,笔力饱满,属工笔重彩一类。此间勉唐、钦则和嘎赤三大画派各立门户,影响深远,彼此区别一目了然。其余诸派皆有名师,且各有源流,各具特色;在构图、造型、设色、技法方面,皆富于独自的魅力,相互不能取代,而且全都是人才济济,高手辈出,许多精美绝伦的画作名垂青史,流传于今。在数百年发展中各画派的画风又不断嬗变,支流迭出,共同构成唐卡艺术斑驳灿烂、令人目不暇接的繁盛景象。

  (三)行业的职业化与技术的专业化

  这一时期,由于寺庙内外对唐卡需求日增,因而促使画工队伍不断壮大,早期唐卡的绘制是一种分散的个人化的作坊方式,自五世达赖阿旺罗桑时期,将画工组织起来,为寺庙绘制唐卡。布达拉宫扩建时,曾组织六十六名画师,三百名画工绘制唐卡。各寺院都以所藏唐卡之多,以示佛事之盛。一些寺院所藏唐卡往往成千上万。于是一种名为“拉日白吉社”的民间画工职业化的结社组织应运而生。在这种集中绘制的背景下,画工们的画技得到交流,日见精进,经过长期的集体认同,形成
了严格的画式规范和评价标准,促使了技术的专业化和形式的定型。

  (四)种类的多样化

  成熟期的唐卡,不仅内容丰富,画艺精湛,有的作品堪称精美绝伦;同时在绘制样式上也渐为多样化。大致为止唐和国唐两种。止为绘,止唐即绘制的唐卡,因画法与设色不同,分为彩唐、金唐、黑唐、朱红唐多种;国为彩绸,国唐即绣制的唐卡,因手工不同,分为彩绣、刺绣、贴绣、织绣、堆绣、缂丝等等,工艺纷繁,各尽其美。此外还有便于普及的版印的唐卡。其藏语的名称非常繁多。

  唐卡的尺幅大小不一。最小为一二十厘米,普通为一米上下;最大的唐卡当属五世达赖圆寂后,摄政桑结嘉措主持制作的《无量光佛》,高55.80米,宽48.81米。此外,为了适应盛大宗教活动的需要,以数十幅乃至上百幅为一套的唐卡也出现了。

  然而,对唐卡如此厚重的历史意蕴,深邃的宗教思想,百科全书式的藏文化内涵,高超又丰富的画技画风,以及浩瀚的实物遗存,历史上从未有过全面的调查与整理。也许由于昔时的田野调查多为学者的个人行为,只身孤力,难以胜任如此广阔又艰辛的工作;这些画乡又散布在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诸省区,多数地区在偏僻的高原之上,虽然学界都承认唐卡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中顶级水准的艺术品种,却至今没有一部全面掌握和研究唐卡的专著。于是,对此家底,无人能知。

  还有值得关切的问题是,唐卡一直为中外艺术收藏家所注目。特别是在当代社会进入全球化,旅游业成为时髦的文化产业的时代,致使对神奇又神秘的藏文化充满好奇的游客与日俱增,历代珍贵的唐卡流失于藏区本土势不可免,令人深深忧虑。同时,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地唐卡代代相传的制作技艺,以及传承人的现状,我们所知寥寥,几近为零。在全社会快速的现代化转型期间,哪些已经中断失传,哪些仍属活态,哪些亟须加以抢救和呵护,正是我们亟须在此次普查中弄清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将来就一定不知道它是何时失去的。因此说,对藏区唐卡的普查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要加紧的。

  二

  对藏区各地唐卡的普查工作从2004年正式展开。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画工聚集之地有两处。一是各大寺院,一是各地画乡。寺院对画工管理严格,制作程序井然,唐卡的保存也较好。因此,我们将此次普查的重点主要放在产地化的民间画乡。我们采用的调查的学术立场、方法、内容和标准,与中国木版年画、中国民间剪纸两个系列完全一致。

  首先是跨学科的角度。包括文化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美术学。以立体和整体地把握文化遗产的生命存在,其内容包括:历史变革、自然环境、地域民俗、文化现状、艺术特征、代表作品、制作流程、工具材料、传承谱系、销售方式以及相关传说。主要调查对象与方法是传承人口述史;记录方式为四合一,包括文字、摄影、录音、录像,以全面了解这一遗产的历史与现状。最终目标是为这一遗产制作文化档案。一为大型图文形式的书籍《中国唐卡艺术集成》,一为《中国唐卡艺术数据库》。

  (摘自《中国唐卡艺术集成》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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