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历史的失落之处

——陶阳《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序

刘锡诚

我与陶阳相识快50年了。一想起我们一起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宿舍的那些年代，仍然会被当年的激情燃烧起来。陶阳比我大个七八岁，那时还不到30岁，他比我能熬夜,总是习惯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诗，整理他在大理搜集到的白族民歌。天亮了，他的房间里还常常亮着灯，推开门一看，原来困倦的诗人伏在书桌上就进入了梦乡。好些诗稿或民歌稿就这样诞生了。

爱诗写诗是他的天性。可是实际生活却把他塑造成了一个民间文学研究家。写诗需要的是激情，研究需要的则是冷静。他的一生好像永远处在这两种情怀的矛盾之中。到了老年，他也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和研究，他用一本本的著作铺展他晚年的人生之路。

他被派到新疆去参加并领导柯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玛纳斯》的搜集工作，是1964年。他因而有幸逃脱了文艺界的“小整风”和农村“四清”。他在远离北京的柯孜勒苏大草原上一直呆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不得不中断搜集工作打道回府，带回来的是两大木箱的史诗记录手稿。可惜复又可叹的是，当这两箱记录翻译手稿迢迢千里运回北京的时候，我们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机关造反派的手中了。继而，社会上的红卫兵冲进文联大楼里来造反，乱揪乱斗文艺界的名流和领导，给加上“黑帮”和“走资派”的罪名。单位大乱，那两箱浸透着《玛纳斯》工作组几位同志几年心血的记录翻译手稿，有谁还能顾得了、还能为它的命运做主呢？幸而这些珍贵的手稿与单位的其他重要资料，包括工作人员的人事档案，在1969年底准备运到湖北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地下工程中保管起来。后因箱子太多，只走了人事档案，其他资料由文化部留守处管理。后散落在文联资料室。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后，才颇费周折地找了回来，尽管已远非“完璧”。尽管如此，也还是令这位多年来倾心于《玛纳斯》的陶公多少有些释怀。

年轻时代，我也是个史诗《玛纳斯》的爱好者。我拥有一部前苏联出版的精装本的俄文本《玛纳斯》，经我手也编发过一些苏联学者撰写的有关《玛纳斯》的研究文章和动态报道。当年陶公从柯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寄来的材料，包括用腊板刻印的史诗中的柯汉名物对照表之类的材料，我至今还作为“文物”收藏着。我也拜读过他撰写的有关《玛纳斯》史诗传承“神授”说的饶有兴味的文章。从他和其他搜集者朋友那里，我得到了许多有关柯尔克孜族的传统文化的知识。至于陶阳在柯孜勒苏大草原上搜集的这些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的故事，他却一直没有示人，几十年来我也一向无闻。经过了几十年的世事沧桑之后，为保存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陶公还把他珍藏着这些已经泛黄发霉了的记录稿纸，从箱底下翻腾出来，并投入“已是近黄昏”的珍贵精力将其整理润色，公之于众，这无疑是一件公德无量的好事。当年讲述这些故事的柯族传统文化的载负者们——故事家，有的已经成了故人，有的故事也许就因为他们的远逝而成了文化的绝唱。有的故事及其讲述者即使有传人，但其讲述的文本、讲述的风格等等，也肯定不再是那些已逝者的作品，而是另外一个讲述者的创作了。民间故事不会完全彻底地泯灭，但它肯定要在传递过程中发生嬗变。这就是民间文化固有的传递规律。陶公记录文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记录下了1960年代柯尔克孜故事讲述家们的部落故事——镌刻着这个民族的历史风貌，以及他们的历史观、英雄观。

部落战争，是原始社会末期的产物，对于当今文明时代的人们来说，无疑已经是很遥远、很古老的历史陈迹了。但这些中古时期的故事（用严格的学术名词，应称“传说”），却不仅能给我们以与幻想性较强的那一类民间故事相迥异的另一类口头传承叙事艺术（如以部落英雄为叙事核心、逼近现实的庄严性叙事、滚雪球式或垒层式的细节粘连和叠压等）的欣赏，更重要的，是向我们提供了对原始社会末期西部游牧族群部落的民俗学的认识资料。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玛雷特（R. Maett, 1866~1943）说过一句名言：“历史学的失落之处，正是民俗学的好机会。”从民俗学的立场和眼光去解读这些故事的文本，我们所得到的，正是历史学所失落的东西。

从这些柯尔克孜民族中古时期的叙事传说里，我们看到，这些游牧部落，虽然其汗王——英雄是推选出来的，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生活甚是富足和奢侈，说明社会分层现象已经很明显，但总的说来，一般牧民的生产资料占有还很简单（如能说会道的外交家阿坦别克，家里也才只有一头奶牛、一匹黄马），整个社会已经处在了原始社会的末期。英雄的毡房里拥有不少非本部落所能出产的器物，如珍贵的装饰物，已属于商品而非土产。普通牧民除了放牧牲畜外，也有的到喀什喀尔等地去买烟叶，从事简单的交易。头领与牧民之间，在政治权力上似乎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对立。部落之间发生的战争，也还属于相邻部落之间的双边战争，尚没有形成后来史诗中描写的那种部落联盟。从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与情节看，虽然有几处写到了《古兰经》和至上神胡大，但总的看，确如搜集整理者陶阳所说，这些游牧部落的社会形态，还处在前伊斯兰教时期，在观念上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甚小，点滴有关伊斯兰信仰的描写，或许仅系后来在流传过程中“滚雪球”式的后期粘连而已。

从这些故事所写的内容看，作为故事基础或核心的部落战争之起因，不外三个：
第一，是侵占他部落的草场，而草场是部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之源，侵占他部落草场者，多是草场好、人口多、牲畜多的强势部落（如切列克部落），又有威力显赫的大英雄（如盖世英雄阿吉别克）和一群此一级别的英雄和勇士，而这些画面，就构成了原始末期游牧部落社会的典型生活场景。

第二，是掠夺他部落的人口（如《阿吉别克的祭典》写到布务部落掳掠切列克部落的12户人家），并加以同化，使其逐渐变为本部落内的异血统的成员——劳动力和战斗力。分分聚聚，而增加劳动力和战斗力，毕竟是部落社会发展和壮大的必由之路。正如前苏联民族学家尤·勃罗姆列伊在论述阿拉伯游牧民族时所写的：“阿拉伯游牧民族在从伊斯兰教纪元头几个世纪到本世纪（这里系指20世纪——引者）初这一整个漫长时期内，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事实。阿拉伯部落把其他部落出身的人并入自己部落，宣布他们‘按血统和名称’是自己的成员，逐渐同化他们，甚至用虚构的谱系好像把他们‘栓在’自己身上。但是这当然远远不是一下发生的，而是在一定的、经常是极其漫长的时间内，被合并者的民族地位仍是双重的：他们既是接受了其新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又是自己原来的共同体的民族传统体现者。这样，一方面，遵照部落内婚的准则，他们应该只娶自己新部落的人为妻，并应当按这个部落的风俗进行血亲复仇和承担责任，等等，但是另一面，他们又长久地保留着自己原来的方言特点，历代口头传说，牲畜烙印标记，战争号召，氏族部落祭祀，外衣色调，头巾，图案装饰，发式特点等等。被合并者的这一双重情况不仅民族学上有记载，而且无论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邻人也都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与民族学》第160—16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是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对方部落嫁以美丽的姑娘给本部落的英雄为妻，而在中古时期的观念中，以为把本部落的姑娘嫁给另一个强势部落的英雄为妻，是一种屈辱。在民族学上，这种异部落间的掠夺性的婚姻，无疑是对原始社会早期的族内婚制度的一种反叛和破坏，是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力。而在故事中，一旦切列克部落与布务部落达成和解后，布务部落就主动地把美丽智慧的姑娘阿尔藤，嫁给了切列克部落的新英雄——汗王土尔德开为妻，这种婚姻就不再是屈辱性的，而作为两个部落和解与团结的标志和观念被两个部落都认可。通过艺术（叙事）手段显示出来的这种“亲属关系”，成为由单一部落向着部落联盟的形成而跨出的重要的一步。

英雄是部落战争故事的主角，这是游牧部落现实生活和文化状况所决定的。由于部落战争故事还处在以零星情节而相对独立的形式被讲述，尚未在流传中把多个独立的故事连缀成为大型复合故事，更没有形成史诗那样的鸿篇巨制，其英雄也还缺乏史诗英雄所普遍具有的那种多侧面性，如神奇诞生、灵魂不死观念、死而复生、利用自然力呼风唤雨等神奇力量等。同时，在这些柯尔克孜古代部落英雄身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具有赫哲族的“伊玛堪”（英雄叙事诗）中出现的那些英雄在萨满教信仰下所具有的上天入地的神奇本领。柯尔克孜古代部落战争故事里的英雄，都是些与普通的牧民没有什么根本不同的现实的人物，他们没有神灵的因素，但他们是超群者，其超群，主要表现为，不但具有超人的体魄和膂力，能威慑和降伏其他敌对部落，而且具有令人敬服的智慧和威望，能统帅部落内的诸多勇士和各种俊才（包括有外交才能者），因而他们被推选为部落的领袖。

柯尔克孜族部落战争故事，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是陌生的，惟其陌生，才显得新鲜而珍贵。它的搜集出版，对于丰富和整合中华文化而言，是一项十分有益的工作。我在次表示衷心的祝贺。

2003年7月13日于北京寓所

陶阳记录整理《柯尔克孜族部落史故事》  克孜勒苏刻尔克孜文出版社2004年8月，阿图什。
本文收入《民间文学：理论与方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

日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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