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法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与同学偶然论及有关佛教的话题，也不知怎么的就聊到了藏传佛教。我虽然也曾读过几本佛教经典，听过几场大师论法，在田野作业的过程中也结识过几位长居深山、远离尘世的方外高僧。然而，通过与他们的接触，我对佛教文化的博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过，他们的理论无不出于禅宗一派。对于西藏的佛教特点及其宗派关系，他们也并未向鄙人谈起。通过事后了解，我简单地了解到，西藏的佛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成公主入藏的影响，在她的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繁杂的宗派关系，而在此之前的苯教，随着佛教的兴盛，也逐渐式微。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其他宗派我们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由“黄教”“分化”而来的“达赖”与“班禅”，却在西藏掀起了延续千年的政教合一、“争权夺利”的社会“乱象”。直到现在，达赖与班禅依然是西藏佛教界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流派，而每一任达赖或班禅转世的出现，不仅会影响到藏族地区民众的信仰生活，而且还会引起国家政权方面的密切关注。
    在今天闲聊的话题中，我们对以下两个问题最为关心：达赖与班禅的关系和达赖与班禅的世俗性。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达赖与班禅具有相同的来源，可谓是“同宗同族”，可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二者似乎已经发展成两个独立的信仰系统，即“达赖”以观音菩萨为信仰主体，“班禅”则以阿弥陀佛为信仰核心，而且他们的宗教圣地也有着前藏（拉萨）与后藏（日喀则）的区别。另外，在很多藏传佛教的信仰者或研究者的论述中，都有：达赖与班禅在历史上是“互为师生”的，也就是说，在达赖还很小的时候，就由班禅负责教育，反之亦然。不过，在14世达赖和11世班禅之间究竟出现过多少次“互为师生”的关系，现在似乎尚未有人进行统计。这样说来，即便达赖与班禅之间果真出现“互为师生”的关系，那么也很可能只是出于宗教同一性的既存关系的责任而已。更重要的是，达赖与班禅虽然同出一脉，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圣地出现的不同，更呈现出地位具有明显差异的信仰对象。如果从源头上讲，达赖与班禅确实具有相当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从更远的来源来讲，不论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佛教，不论是我国佛教还是日韩泰等国的佛教不都来自于天竺国的佛教吗，其最高的“首领”不都是释迦摩尼吗？因此，如果仅从源头上将他们的师承关系，未免犯了一种“远近不分”、“派系不明”的错误。再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在民俗学界也存在一种师承关系或“派系论”。目前，以北师大钟敬文先生的弟子最多，几乎遍及我国所有拥有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硕、博点的科研院校，但是，并非所有的硕导、博导都是钟先生的弟子的事实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即便接受过钟门弟子教育的学生，是否可以认为是同出钟门一脉呢？
    另一个问题则是达赖与班禅谁更世俗化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来讲，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倾向于认为“达赖”一派更为世俗，这也许是对的，不过，在我个人看来，这种世俗并非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讲的，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达赖与班禅都是时任统治阶层的册封而来，他的政治性或政治地位并没有什么区别，只可惜，相较于位于西藏中心位置的达赖相比，班禅的区位优势则大打折扣，所以，在后来人的眼中，达赖统治权力则相应的高过了班禅，从而在对西藏的管理中体现出更为世俗的一面。然而，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达赖之所以会出现较高的世俗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达赖一派的宗教世俗性并非是我们所认识的那样高涨。达赖与班禅都是由统治阶级的敕封所得，是政教合一在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突出代表，而达赖所居之处恰恰助长了他的政治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达赖”是借助于政治力量实现与藏区俗民的紧密控制关系，以此维护作为宗教神圣性的地位，而藏区俗民对该支佛教的信仰，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仅是慑于达赖的政治压迫，而拉萨作为藏区的统治核心，自然是藏区俗民最最重要的圣地，因此这也为达赖借助政治实力实现“世俗”假象，保存自我社会地位的筹码。因此，“达赖”作为佛教的一个宗教流派似乎已经“失去”了他的宗教性，故而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他的世俗性，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班禅的“道场”在后藏（日喀则），他的政治实力的辐射范围也许并没有达赖大，但作为宗教流派的信仰影响力却不会太小。另外，达赖一派虽以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为核心对象，但在藏区民众的信众，这位观音的星宿似乎并非那么慈祥，而以往生佛——阿弥陀佛为信仰对象的班禅一派却给藏区贫苦大众以未来的希望。我们在有关西藏地区的文章或纪录片等中都曾见过藏区民众不远万里虔诚朝圣的画面，他们一路三跪九叩、五体投地的前往拉萨（大昭寺），而他们朝奉的对象并非是达赖，而是佛教至尊（释迦摩尼等），体现了宗教信仰在他们心中的无上地位，已然不是政治权势所能比拟。正是因为自身政治地位的示弱，从而导致班禅一派在社会管理的行为上远不及对佛教思想参悟，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更加远离了社会生活。可正是这种“离距经验”的存在，班禅一派的宗教世俗性则显得比宗教政治性更浓厚，因此也更容易从心理上吸引更多的世俗信众的认可。
    我对藏传佛教并没有多少了解，但由于相交于多位禅宗大师，从而对佛教兴趣浓厚，故而面对来自佛教方面的问题也想多插几句嘴。以上仅是今天在食堂中的信口开河，并没有任何学理依据，绝大多数依然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此，今后还要多去学习，望请读者指正批评！

时菲菲

藏传佛教以密宗为主吧？

英古阿格

通过事后了解，我简单地了解到，西藏的佛教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成公主入藏的影响。

窃以为此观点有偏颇之处，以下说法供参考：
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

孟令法

是的。我也了解到这方面的问题。传言称尼泊尔的这位公主在建造佛寺时，屡建不成，后得文成公主相助，所以才有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说法！而后来到印度学法等，应该是在佛教由中原传入西藏后才逐渐发展的。

张多

建议阅读 多识仁波切《爱心中爆发的智慧》

英古阿格

在尼泊尔这样的“传言”可能反过来的。

英古阿格

文成公主之说有两个偏颇：一是藏传佛教始于此，二是汉传佛教为藏传佛教源头。
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单线论。具体情况应更为复杂。如下面材料中提到的不同时期不同佛教派别之间的博弈与妥协。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历史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2百年为前弘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其间曾一度占优势。赤松德赞（755一797在位）时从印度迎来寂护和莲花生两大师，建立桑耶寺和僧团组织。期间，在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曾引发一场争论（792—794），最终印传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得以取胜。赤祖德赞（815一838在位）时，又委僧人为大相，并规定七户养僧一人之制等，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继任者赞普达玛期间，佛教遭受严重打击，但其后约百年，卫藏地区的佛教仍不绝如缕。

张多

从一方面来讲，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派大臣吞弥桑博扎到印度学习梵文，桑博扎回到拉萨后，仿效兰扎体梵文创制了藏文楷书体，仿效乌尔都文创制了藏文草书体。藏文创制后，又有了藏文转写的梵文。今天青藏滇甘川仍广泛使用藏文转写的梵文作为宗教语言。由此可见南喜马拉雅山地区的佛教对西藏的影响甚巨。

问春

最近在看《藏地密码》，其中有一段话：
德仁老爷继续道：“我们藏佛便由郎达玛之故，分为前宏期和后宏期。前宏期藏佛没有教派之分，只有佛本之争。也是由于灭佛而后传承不同，如今的藏佛教才分出这几多枝端。”德仁老爷看看众人焦急的眼光，微微一笑道：“不用着急，现在我便向你们说说这四方庙的事。先得从四方庙建庙说起啊。大法王松赞赞普为开民智，求佛于泽，分派使者向当时佛学最盛的印度，尼泊尔，大唐三国求佛，并请和亲以示友好。最后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先后进藏，印度愣迦阑公主由于路途遥远，行走半道而病逝，但送行的队伍依然抵藏，这三位公主所带来大量的佛学经典，盛籍，和与教义有关的一切的法器仪盘，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佛唯一的三尊等身金像，也都随着公主们进藏。由于愣迦阑公主的仙逝，佛25岁等身金像随即回印，但佛8岁和12岁的等身金像都留在藏区。供奉它们的便是后来的大，小昭寺。”
当然，这样的书可信度也有待考证，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可信，但也可作为一种参考。
佛教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得好好去恶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