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一个俄国汉学家的无悔人生

——送老友李福清归西

刘锡诚

10月4日一大早起床照例打开电脑，一位素陌平生的网友“中国传统文化的搬运工”给我发来短信：“李老，昨天去世啦！”这个多日来不愿意听到的消息，终于来了。老友李福清的去世，虽然是意料中事，却还是使我一时间陷入了茫然和悲伤。于是以我和老伴马昌仪的名义信笔在博客上写下了一段话，算是向像我一样关心李福清病情的中国朋友们发送一个讣告：“今早得到消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于2012年10月3日不幸逝世了。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祝愿他安息，一路走好！并向他的妻子和女儿致哀！作为有54年交情的老友，我们相信，他身后留下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等身著作和感人事迹，将永存在中国朋友们的心中。”回想23天前，刚刚为他的80岁寿辰写了一篇博客遥表祝寿之情，曾几何时，他就悄然告别了这个世界和朋友，归西去了，怎能叫我不为他的逝世难过呢？

我们常常喜欢把那些热爱中国文化、通晓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称作“中国通”。李福清够得上是个“中国通”了。但他不是“票友”那一类的中国通，而是一位脚踏实地、著作等身、成就卓著的汉学家。今年9月7日他满80岁了，而他与中国文化结缘的时间，少说也有60年了。在这一个甲子的岁月里，他倾心于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搜求、汇集、阐释和传播，有时甚至达到了痴心不改、废寝忘食、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对一个外国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呀。难怪人们把他尊称为当代优秀的中俄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1959年我们相识以来，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尽管在两国历史上经历过巨大的变故，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始终是深挚的、牢固的、经久的，又是新鲜的。套用一句古话来说，即使在不利的境遇中，我们也没有“相忘于江湖”。

作为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几十年来在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现当代小说、民间艺术（年画）、戏曲说唱等俗文学领域里始终不渝地辛勤开掘和耕耘，编纂和写作了大约300种上下的著述，其中专著就有十多部，在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阿翰林）之后，开创了或标志了一个俄罗斯汉学的新时代——以“行走”为特点、田野与书斋研究相结合、以“历史诗学”和系统研究为基本理念的俄罗斯汉学。“行走”者，就是说他的汉学研究，不满足于沿袭前辈汉学家的老路子，以书斋的研究为限，而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包括采用实地调查和间接征集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

他从1952年起，持续研究中国的汉、回、蒙古等民族的神话、传说、故事及说唱艺术，特别是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除了利用中国学者们已搜集到的材料外，多次亲赴中亚地区深入到中国明代移民的东干族（回族）后裔中做调查采录。20世纪50年代末，他给中国各省的文联发信，仿效当年北大《歌谣》周刊时代征集歌谣的办法，请他们帮助搜集材料，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郑振铎和顾颉刚先生的赞誉。70年代，当我们的国民沉浸在“文革”中以热昏的头脑肆意破坏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李福清日夜埋头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两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联袂问世。《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亦非坐而论道之构，而是建立在与广泛的口头文学记录资料的比较研究之上的。90年代，他花费六七年的时间对台湾原住民（布农族、泰雅族、赛德克族等）所作的田野调查，深入细致，功夫扎实，成就了一部《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大著，被学界成为是继欧洲的人类学派之后，从历史地理研究法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故事学。他“行走”了世界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无暇作观光旅游，几乎是倾其全副精力搜求汉文书籍、写本、唱本、民间绘画等资料，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理论中的历史诗学传统，并广泛融汇世界各国各种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他的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些甚至连中国学者都没有提出的理论观点。为了表彰他在汉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和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重大贡献，中国教育部于2003年12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向他颁发了“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作为朋友，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我们半个世纪的交往，有许多刻骨铭心的事情留在了记忆中。“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横冲直撞，到处打砸抢，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我所工作的中国文联被当作牛鬼蛇神藏身之所而横遭砸烂，我本人也被关进了“牛棚”，我的家遭到了包括街道红卫兵和机关造反派在内的两路人马的几次抄家。由于我和李福清之间的来往和友谊，而受到几年的政治审查。在此政治高压之下，我不得不忍痛将此前李福清给我们寄来的很多有价值的俄文书籍撕毁、焚烧，或撕掉封皮以7分钱一公斤的价钱卖给收破烂的。唯独他赠送的他的那本《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的俄文原版，我们没有舍得烧掉或卖掉，而是把有他题签的封面和扉页撕去，藏匿起来，保留了下来。而这本残书就成了我们友谊的见证。“文革”结束后，我通过朋友、新华社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唐修哲同志同他取得了联系，他也从而成为我驻苏机构的友好人士，并有机会成为“文革”后第一个破冰访华的民间人士。当他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客人来京时，他提名要会见的朋友名单中，有钟敬文、刘魁立、我和我的老伴马昌仪。这次会见，李福清把他的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于1979年的《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乌龟丛书”之一）赠送给马昌仪。这些朋友中，唯独我因“文革”中曾因与李福清的关系受到政治审查，当时又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担任编辑部主任而未能获准与老友见面。李福清是一个办事认真而又执拗的人，因没有见到我，他就通过正常渠道，指名要我为他开列一个我国新时期初期的优秀中短篇小说的名单，他要向苏联读者翻译介绍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作家所创作的优秀作品。我很快把一份优秀中短篇小说名单交中国作协外事部门转交中苏友协。李福清拿到我所开列的这份作品名单后，陆续在苏联报刊上翻译发表和编辑出版了一些中国新时期当代文学的作品，在《文学报》上发表的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是最早的一篇。后来陆续翻译、出版的有《意大利小提琴》等，以及谌容的《人到中年》、《冯骥才短篇小说集》。

这次会见之后，马昌仪便着手把李福清的《万里长城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编译出来，并就他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写了一篇长篇序言，合集为《（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一书，先后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和学生书局（1991）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第一次把年轻的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和学界。多年后，承蒙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学教授李明滨相告，1984年马昌仪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文学研究动态》上发表、后被《浙江社会科学》和《探索》杂志转载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那篇短文，竟然有幸成为李福清2008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唯一外籍学者的推荐文章。其实，另一篇题为《关于李福清孟姜女研究专著的概述》的长文，已先于这篇短文被选录于1983年9月出版的顾颉刚、钟敬文等著《孟姜女故事论文集》中，也许只是因为那篇短文对李福清有关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概括性的评价的缘故吧。

往事历历。回首1959年12月的一天，何其芳先生把我召到文学研究所他的办公室里去，要我和马昌仪参加与李福清的见面，并要我陪同他逛北京城一些有意思的地方，我即和一0一中的连树声老师一起，陪他去逛天桥的旧书摊，到那个每隔五分钟就来收一次票钱的书场里听连阔如先生说三国评书《长坂坡》，去收藏着无以数计的中国国宝的故宫参观。两年后的1961年11月，他第二次来华，我远在在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旗下放劳动，没有见面，他在冯家升的陪同下趋访顾颉刚先生，两位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就孟姜女故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谈话间，他应顾先生之请，把他多年来通过中国各省文联帮助收集到的流传于中国各地的孟姜女故事、唱本的手抄本等资料寄给了顾先生。此后，顾先生又重打锣鼓新开张，继续孟姜女故事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并请自己的一位名叫姜又安的亲戚做他的助手。记得姜又安与顾颉刚合署在1963年第3期《民间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孟姜女名称的来源》的文章。顾先生逝世后，他曾在一篇文章里不无感伤地写道,不知他寄给顾先生的那些资料下落如何了！

1985年11月，我所参与策划和编纂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进入攻坚阶段时，李福清冒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应邀前往国谊宾馆，与在那里开会的中国民间文学学者钟敬文、马学良、贾芝以及笔者等见面并作学术讲演。这么多年来，苏联出版了新的民间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从多卷本的《俄罗斯民间文学史》，到阿法那西耶夫的三卷本《俄罗斯民间故事》，李福清总是设法买到给我们寄来。他作为编委参与其事的前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乌龟丛书”——“东方民间文学与神话学研究丛书”，是一套以世界视野选题的人文学术丛书，凡是有关民间文学、神话学、原始艺术、造型艺术、远东岩画的重要著作，每出一本，他都给我们寄来。最不能忘记的，是1987年4月28日，他把他的亲密朋友1967年元旦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他的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撰著的《中国民间年画》（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6年）转送给我们，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年画早期在俄罗斯流传的历史和影响。几十年来他寄送给我们的苏联书，总该有一个书架之多！

对流落在俄罗斯和世界各地的中国年画的搜求，成为他近些年来特别专注的爱好和专题。为此，他走访了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和图书馆。1988年他来华与中国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刘玉山等商谈合作把流散在俄罗斯各地的中国年画搜集起来，经过他的百般努力，辑为一厚册《苏联藏中国年画珍品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阿芙洛尔出版社分别用中俄文两种版本出版。1989年5月，交恶20余年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李福清作为戈氏的文化总顾问来华，我们见面时，向我们介绍他们那里的种种社会情况。1990年他应邀到香港岭南学院讲学，在马路上遭到车祸，住进了玛丽医院，从医院里给我们写信，讲他近年来在西德的西柏林和东德的德累斯顿以及美国的芝加哥搜集中国旧年画的情况以及他关于中国年画的看法，并写成文章寄给我。仅那一年，经我的手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就发表了他的两篇关于中国年画的长文，一篇3000字的讨论年画的长信。

本世纪初冯骥才登高一呼启动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木板年画集成”抢救工程，特约李福清为俄罗斯卷的主编。他不畏寒暑，不放过大小博物馆和他知道的收藏者，继续搜集流散在俄罗斯各地、主要是远东地区的中国年画，从各地搜集来的373幅（套）而在我国罕见的珍贵年画，最终编成一部煌煌大著《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2011年11月，我和李福清在天津举办的出版发布会上见面，一起参观天大北洋展览馆举办的年画展览，听他兴致勃勃地讲述他在西伯利亚搜集中国年画的种种经历，会后又来京到舍下叙谈……

2005年5月，他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聘请的《世界文学史》海外顾问来华商讨编撰事宜，正值门头沟举办第七届妙峰山庙会。我去北师大南门外的一家旅馆看他，问他是否想去逛逛妙峰山庙会。他一听高兴极了，说这对他来说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先后访华15次，这是第一次碰上中国的庙会！于是，我们一行于5月20日上了妙峰山。1925年的5月，顾颉刚、孙伏园（《京报副刊》主笔）、容庚、容肇祖、庄严等北大五教授骑着毛驴和徒步到妙峰山进香考察，成为中国民俗学田野考察肇始的标志，开20世纪中国国学研究田野之路的先河，已经记录在历史上了。当年没有赶上顾颉刚们实地考察的钟敬文，半生遗憾，终于在1995年的5月实现了上妙峰山的平生夙愿。2005年5月，俄国汉学家李福清的妙峰山之行，无疑也成为了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俄罗斯文学。我的本师是曹靖华、魏荒弩、余振等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我赞叹和崇尚俄罗斯的文化。俄罗斯是我年轻的头脑中一块魂牵梦绕的文化圣地。但我最终离开俄罗斯文学而选择了中国的民间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于是，与李福清的交往和对李福清的挂牵，就成了我几十年来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成了我所敬仰的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文学的一个象征和寄托。作为一个正直而勤奋的汉学家，李福清对中国及其文化抱着挚爱的热情和认同的心理，即使在中俄两国关系处在冰冻期的那些年代。而我们的家，俨然是他来中国访问时必定落脚的驿站，他先后来华几十次之多，有时一年来两次，每次都抽空来作好友间的促膝长谈，带来俄罗斯的民间玩具和精美的邮票，带走他所需要的中国书刊。中国的书是他的最爱。坐拥书城是他的终生兴趣。他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身影，博学多才目光四射的品质，在探索中发现真理和敢于提出新见，包括对中国学界的缺陷和不足提出批评的勇气，使我们成为可信赖的好友。每当回首我们交往中的那些陈年旧事，听他用浓重的甘肃口音娓娓地讲述他的新见、展现他的卓识，总是为他的不倦追求的治学精神和探求新知的人生欲望所感动。

老友李福清在汉学研究的道路上孜孜矻矻，成就卓著，为中俄文化交流，为宣传中国文化，为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特别是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的搜求和学术研究，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可贵的是，几十年来，他坚守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心无旁骛，无怨无悔，一往无前。
写于2012年9月7—10月17日

2012年10月20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的“李福清中国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家汉学家研修基地《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六期（2012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1] 见《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1期。

柳倩月

若没有李福清先生的慧眼识珠，就没有《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大明天下春》、《玉树英》、《乐府万象新》能为中国学界所睹，全拜李福清先生之功劳！

边缘人

老友李福清一生致力于研究介绍中国文学和民间文学，后来拓展到中国妒忌和民间艺术，成就卓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跑遍世界，其勤奋令我感动。他去了，第三代俄国汉学也结束了。《国家汉学研究通讯.》编者在编发拙文时，删掉了一封他给我的信，可见出他的识见，殊为可惜。无奈，另发在博客上供网友们分享。

刘晓峰

情真意切，好文章。
在俄国有幸见过一次这位传奇人物。
遥祈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