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周作人的民俗观和美文观(1)

毛晓平

内容提要：对于民俗，周作人有着很多有意义的论述，大到风土人情，小到喝酒、吃茶，无不渗透着他对于民俗文化的喜爱。对此周作人感触颇多，这也表现在他的创作与理论中。关注周作人，不能不关注他对民俗文化的论述，也不能不关注他的民俗观。有关周作人的民俗观，已经有很多学者探讨并详细地阐述过。如他的民俗观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对国人弱点的挖掘、批判是“五四”时期学者的共识。其次他对道教——萨满教的从批判到理解的过程是对民俗的一种认识。本文着重于周作人对民俗文化的论述，重点在于周作人的“论”，及民俗思想对周作人的影响，以及他对自然名物的民俗理解，这些都是形成他的民俗观的重要部分。而对于鬼神文化、神话传说又因他有着特殊的爱好与不同的见解而引起注意。
关键词：民俗  鬼神  神话  美文  

语言·名物·风俗

关于民俗，周作人有句很有哲理的名言，他说：“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把这底下的情形调查一番，看中国民间信仰思想到底是怎样，我想这倒不是一件徒然的事。”[①] “千年如故的水”犹如中国千年的历史积淀，是一个民族民俗文化的积累。周作人希望能将此调查一番，这成为他毕生的兴趣与爱好。
周作人对民俗学的兴趣缘起于留日时期，他与鲁迅在日本的生活简单而清贫，在很多留学生不能适应日本生活的情况下，周作人认为日本的生活在很多方面与家乡生活有相似之处，因而感到“我们看某处的土俗，与故乡或同或异，都觉得有意味，异可资比较，同时别有亲近之感。”[②]正因此，使他身在异乡却有着在故乡的感觉，并对此感到很亲切。这种感觉源于民俗的体验，此时他接触了人类文化学、神话学等方面的知识，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柳田国男的民俗学说，此后对安特路郎人类文化学的吸收奠定了他民俗学的根底。同时，周作人很庆幸自己的童年在乡间度过，于是熟知乡间的风俗：“我很运气，诞生于前清光绪甲申季冬之立春以前。……我说运气，便即因为是生于此年，尝到了国史上的好些苦味，……其次我觉得很是运气的是，在故乡过了我的儿童时代。”故乡的旧风俗，逢年过节的行事、礼俗给少年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在旁学了十几年，着实给了我不少益处。简单的算来，对于鬼神与人的接待，节候之变换，风物之欣赏，人事与自然各方面之了解，都由此得到启示，我想假如那十年间关在教室里正式的上课，学问大概可以比现在多一点吧，然而这些了解恐怕要减少不少了。这一部分知识，在乡间花了很大的工夫学习来的，至今还是于我很有用处，许多岁时记与新年杂咏之类的书我也还是爱读不置。”[③]耳濡目染的民俗之风使周作人受益终身，成为他一生的喜好。兴趣成就学问，就此炼就了他民俗学方面的知识与成就。
对于民俗，周作人始终报以热情，并极力推广之，他认为民俗是一国文化之根柢，“我们对于岁时土俗为什么很感兴趣，这原因很简单，就为的是我们这平凡生活里的小小变化，人民的历史本来是日用人事的连续，而天文地理与物候的推移影响到人事上，便生出种种花样来”[④]，而“民俗学上研究礼俗，并不是罗列异闻，以为谈助，也还不是单在收录，他的目的是在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考其异同，而于其中发见礼俗的本意，使以前觉得荒唐古怪不可究诘的仪式传说现在都能明了，人类文化之发达与其遗留之迹也都可知道了。”[⑤] “我常这样想，一国的历史与文化传得久远了，在生活上总会留下一点痕迹，或是华丽，或是清淡，却无不是精炼的。”[⑥]周作人认为民众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民俗，流传于民间的各类传说也是习俗的一种。他在《上坟船》（《药味集》）中写了绍兴扫墓习俗，并说“我所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在于如睹风俗这一点上。”并说“唯此类风俗大抵根底甚深，即使一时中绝，令人有萧索凄凉之感，不久亦能复兴。” 周作人认为日常的生活起居，大到生老病死，小至吃酒喝茶都有着民俗的意义，沉淀着历史的遗迹。“生活中大抵包含饮食，恋爱，生育，老死这几样事情，但是联结在一起，不是可以随便选取一二的。……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茶酒代饭吃，然而我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⑦]周作人正是于这看夕阳、闻香、喝酒、听雨、看花的日常生态中感受民俗的魅力与久远。
同时他认为风土对于民俗的影响是一个推动力，在《地方与文艺》（《谈龙集》）中提到文艺的地方性时认为风土与住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地域的不同显示出不同的民风。他举家乡浙江的风土特性是“飘逸与深刻”，表现在或“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或“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这种“飘逸与深刻”渊源于浙东的古老民俗，是由于风土人事所形成的。不同的地域养育了不同的民风，“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份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上的成绩也是仿佛，但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⑧]以扫墓为例，周作人在《关于十九篇  十四关于扫墓》（《苦茶随笔》）中引张岱《越俗扫墓》，顾禄《清嘉录》，刘侗《帝京景物略》，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中有关清明扫墓的章节，说明南北方扫墓的风俗虽有相似之处，但缘于地域的不同，风俗也不同，有着各自的特色。苏浙虽风俗相同，但同一地方又有家风的不同；北方的旱地更不见画船箫鼓，仪式也不尽相同，足见风土对于民俗的影响。
在周作人的民俗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是他对自然生物的重视，这构成了他民俗观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是他民俗观的主要内容，但其观念却是值得注意的。他说：“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纪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为的标准。”认为“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 [⑨]在此周作人一方面以动物的生活形态告诫人类的进化源于动物，不能数典忘祖，另一方面认为“生物的生态之记录，于学术不无小补”[⑩]。他不断地说“我喜欢讲风物的书”[11]，“我喜欢看讲乡土风物的书”[12]，“我对于纪风物的一点特别觉得有趣味”[13]。而在此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该书明治四十三年（1910）出版，“凡地势时令，风俗信仰，花木鸟兽，悉有记述，关于家神，山人，狼狐猿猴之怪等事为尤详，……”周作人认为书中所记述的自然界万物的生长历史，于人类的发展有着参考的价值。《塞耳彭自然史》也是引起周作人重视的著作。《塞耳彭自然史》介绍怀德的《自然史》。记述颇有意思，令人想起缪尔的《优山美地》和梭罗的《野果》。周作人引述了该书中对自然界中花鸟鱼虫颇有情趣的记述，并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一异彩，出板一百五十年来流传不绝……老老小小爱读不厌。……用的是尺牍体，所说的却是草木虫鱼，这在我觉得是很有兴味的事。”周作人引用了英国戈斯《十八世纪文学史》中的评论，认为该书是“十八世纪所留给我们的最愉快的遗产之一”。“那世间所以不肯让这小书死灭的缘故，不单是因为他小，写得好，充满着有趣味的事情，主要的还是因为此乃一种很有意思的人生文献也。”生物的发展过程体现出一种人的生态，以此来看待人生会有着民俗方面的启示。有意思的是在《蠕范》中周作人对蜾赢做了详细的考证，以论述其生存状态，而鲁迅也曾以蜾赢为例写了《春末闲谈》讽刺当时的某些文人。兄弟俩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蜾赢，也可看出童年的记忆对他们的影响，不同的是鲁迅更为现实，周作人则更为消闲。对于日本乡土研究丛书之一的《猪鹿狸》周作人同样有着极大的兴趣，认为：“这是很奇妙的一部书名”，“为研究地方宗教仪式之巨著”。其书作者为早川孝太郎，是学人兼画家，“故其文笔甚精妙。”因而引发了周作人的民俗情节：“我从小时候和草木虫鱼仿佛有点情分”，“早川的这册书差不多就是这种故事的集录，即使没有著者所画的那十几张小图也尽足使我喜欢了。”周作人认为这本书虽然是写动物生活的，但是属于民俗学而不是属于动物学的，它并非是动物生态的客观记录，而是人与兽的关系的故事。周作人所抄录下来的书中三种动物的生活形态及与人的亲密关系，留下的是一种阅读优美的民间故事的享受。
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中的万物是周作人喜爱民俗的一个出发点，他说：“大抵我的兴趣所在是这几方面，即一言语，二名物，三风俗”[14]。并说：“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15]。批评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草木虫鱼缺乏兴趣：“中国人似乎对于自然没有什么兴趣，……我个人却很看重所谓自然研究，觉得不但这本身的事情很有意思，而且动植物的生活状态也就是人生的基本，关于这方面有了充分的常识，则对于人生的意义与其途径自能更明确的了解认识。”[16]并认为“中国人专讲实用，结果却是无知亦无得，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 在此周作人强调自然事物对于民间习俗的影响：“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件，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的，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17]中国人讲伦理，讲实用，忽略自然万物，并将这些伦理化，使中国的民俗更多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周作人在《洗斋病学草》中摘录越中习俗，如古人妆锦，跳泥人，跳灶王的旧俗，由此感叹：“我不知道何以大家多不喜欢记录关于社会生活自然名物的事，总是念念不忘名教……”。对于自然物事的关注、喜爱使周作人在民俗学的研究方面别具一格。
在探索民风习俗的同时，周作人赞扬为此而孜孜不倦地探寻的人，在《发须爪序》中赞扬作者江绍原对民俗宗教的探索精神，认为他对于民俗的“好奇”“好事”的探查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他赞赏《听耳草纸》的日本学者佐佐木“耐得寂寞，孜孜矻矻的搜集民俗资料”的精神。劝青年人“留意动物的生活，获得生物学上的常识”[18]，鼓励他们走进田间野坊，与田夫野老接触，了解风土民俗之事，这“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19]

鬼神传说：人心的机微

在探索民俗文化的过程中，民间的鬼神观是周作人所关注并感兴趣的。中国民俗中有着鬼神的传说与戒规，对此周作人取的是一种“姑妄言之姑听之”的愉悦的态度，并从中探讨中国人的鬼神信仰。他说：“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而且恐怕以后也不会知道，但我对于希冀死后生活之心情觉得很能了解。”[20]并说：“鬼确实是极有趣味也极有意义的东西。”[21]在他的作品中谈鬼故事的文章不是很多，多引自前人的笔记，但都颇有趣味，且富有哲理，由此看出鬼中的人事，得出民众对于鬼神的心态。比如《文艺上的异物》中有关僵尸的描述，既有凶残的——新死的人作怪，把人弄死的僵尸，也有富有人情味的——带有恋爱传说的僵尸。说到《聊斋志异》中的《尸变》：“我读这篇虽然已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恐怖的心情还未忘记。”举明器里人面兽身的守坟异物，认为这虽是虚假的，但作为艺术却有其价值，“文艺上的异物思想也正是如此。”
在《回丧与买水》中详细地描述了绍兴丧事中“回丧”与“买水”以防鬼魂附身的传说。“回丧”是在办丧事时在门外焚谷壳，送葬者跨烟而过，然后各返回家，其用意在于防鬼魂附身。“买水”则是人死将敛时，孝子穿死者的衣服，张黄伞，奏鼓乐到水边，投铜钱铁钉各一，汲水回来后浴尸，以求辟邪。这是一个流传颇久远的习俗，从古至今都在延续。在这种民间的传说中既有恐怖也有趣味，也许正因为恐怖才使人产生兴趣。同时在这种流传着的风俗中“我们可以看出野蛮思想怎样根深蒂固地隐伏在现代生活里。”而在《花煞》中讲述的则是人如何与鬼周旋，“煞”是死人自己，“其状如家鸡”，“花煞”则单是一种喜欢在结婚时作弄人的凶鬼，躲于花轿中以捉弄人，因此新娘必全身穿红，熏透芸香才可防御。
周作人认为鬼的事其实都是人间事 ，在口口相传中，包含了民间对善恶的看法。既有对恶的惩办，也有对善的赞美，对此周作人认为“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22]而“所谓鬼里边的人，即是使这些鬼神，以及事鬼神之仪物，神仙之说，地狱轮回之说等等所由生的人心是也。”[23]在《刘青园常谈》中谈到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中国人虽说是历来受儒家的熏陶，可是实在不能达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一面固然还是‘未知生’，一面对于所谓腊月二十八的问题却又很关心，于是就参照了眼前的君主专制制度建设起一个冥司来，以寄托其一切的希望与喜惧。”[24]在《关于祭神迎会》（《药堂杂文》）中认为中国人对于鬼神的信仰是“敬鬼神而远之，至少亦敬而不亲”，“礼有余而情不足”，这点不同于日本人，“日本宗教，求与神接近，以至灵气凭降，神人交融。”“日本国民富于宗教心，祭祀正是宗教仪式，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二者之间正有不易渡越的壕堑。”这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国民性的影响。
周作人对于鬼的传说既不信之，又爱听之：“关于鬼的故事我平常很想知道。……大约实在只是好奇罢了。”但是“自悔少不弄道学，此路已是不通，只好发挥一点考据癖，从古今人的纪录里去寻找材料，或者能够间接的窥见百一亦未可知。”[25]于是他关心鬼的生长状况（《鬼的生长》），鬼的形状、生存方式（《说鬼》），探讨鬼与人的关系（《读鬼神论》）。《鬼的生长》实际上探讨的是人死后的情状，其实也是人世间的生存与信仰问题：“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因为“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人对鬼的信仰实在是对于死后的一种追问：“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的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是“人对于最大的悲哀与恐怖之无可奈何的慰藉。”
《说鬼》应该是周作人所选的鬼的故事中较为恐怖的鬼文章，钩引古人笔记中记述的鬼的行踪，及僵尸、虎伥、新鬼、旧鬼、善鬼、恶鬼的行为。其中僵尸的吸人脑髓，虎伥的人变虎而吃人，都有着恐怖氛围，“中国关于鬼怪的故事中僵尸固然最是凶残，虎伥却最是阴惨，都很值得注意。”而鬼的长短说也颇恐怖奇妙：善鬼二尺长，修善则与人相等，而淫厉则“渐短渐灭，至有仅存二眼旋转地上者。”周作人说：“两只眼睛在地上旋转，这可以说是谈鬼的杰作。”对于“鬼”的考证实在也是对人事的一种关切。鬼的生长情状关系着人对于鬼事的认识，亦有亦无中体现出民间善与恶的因果性，虽恐怖又有趣。“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了解鬼的故事不仅是知道故事，于民风民俗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于鬼的故事中看到人间事。
周作人在《瓜豆集·谈鬼论》中说他喜欢听人谈鬼，虽喜“终日街头听谈鬼，”但于鬼又不大有什么情分，没情分却有兴趣，这兴趣是对于鬼的故事两种不同的爱好，一是文艺的，二是历史的。文艺的要求“文章要写得好，简洁而有力。”周作人认为中国的志怪小说要比传奇写得好，《聊斋》的长篇不如《阅微草堂笔记》的小文，最可称道的是《酉阳杂俎》所写“亦均有意趣。”所谓的有意趣则是他所赞扬的简洁而有力。而历史的“即是民俗学上的兴味。”而民俗上的事“需要专门的整理，我们外行人随喜涉猎，略就小事项少材料加以参证，少见异同，亦是有意思的事。”对于罗两峰的《鬼趣图》认为不过是普通的文人画，“其鬼味与谐趣盖犹不及吾乡的大戏与目连戏，”而“倘若说此是目击者的描写，则鬼世界之繁华不及人间多多矣。” “所以说到底时，最善谈鬼的须是不信鬼的人，而一般关于鬼的信仰与记述，乃只是民俗志的材料罢了。”[26]
    此后的《读鬼神论》，读出的是古人对鬼神的看法，“鬼神生于人心，”“不可斥以为无，亦不可执以为有。”结果是“敬鬼神而远之。”这与周作人的观点颇为相合：“我颇觉得喜欢，”“因为与我的意思有点相合。”周作人认为中国人对于鬼神的畏超过了爱，“由爱而生的鬼神，也即是古人所谓不死其亲的意，极富于人情”；爱不胜畏“盖眷属虽亲，鬼则可恐，乡间诗礼之家丧出犹不忘碎碗，回丧则越火烟而过，皆是对于死者的恐怖之表示。”这些也反映出鬼生于人心：“鬼神原是与苍生有密切关系的，……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对于鬼神的问题却当加意考察，因其中盖有人心的机微存在也。”
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鬼神故事的看法一是认为鬼神故事中保持了民间的俗信，由此表达出人的鬼神观；二是认为鬼神故事中带有趣味性，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他的鬼神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