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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土地制度变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革”(06BDJ010)的阶段性成果

腾讯 2009-03-20 07:48

　　王瑞芳 农村土改后恶风陋俗的革除与新民俗的形成

　　土地改革(以下简称土改)不仅是一场土地制度的变革，而且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伴随着土改中反封建的斗争，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开始转变，一个迥异于旧社会的新农村逐渐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革除早婚陋俗

　　土改前，由于天灾人祸频繁及浓厚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农村盛行早婚风俗。如山东省齐河县十一区桑园赵庄一村，从1950年夏季到1951年11月有17个不到15岁的孩子结了婚。嘉祥县有俗语说：“女儿长到十七八，不嫁填房嫁穷家”。河北省行唐县四区的5个村子，1949年下半年即有64对男女不到结婚年龄而结了婚。山西省猗氏县城关高全娃年仅12岁就结了婚，结婚的那天，花轿已抬到门前，她还在街头和小孩们玩耍，终被父母强拉着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轿。《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读者来信综述，反映早婚的情况，提请各地政府注意纠正。

　　为了改变早婚陋俗，新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明确规定：“男20岁，女18岁，始得结婚”。各地政府婚姻登记部门严把婚龄关，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同时，大力宣传《婚姻法》，宣传早婚的危害：“早婚不但会影响男女双方的健康，而且对于子女和整个民族的健康都是有害的。因此，读者建议各地党、政领导机关经常地、全面地向群众进行婚姻法的宣传，禁止强迫包办婚姻，并使群众认识早婚的危害性，自觉地纠正这种不良的积习。”

　　在各地众多的关于禁绝早婚及早婚危害的宣传中，《新湖南报》的《早婚害处多》一文很有典型意义。该文在严厉批评汉寿三区桥乡贫农钱兴基替13岁的儿子娶了个18岁的媳妇的早婚现象后，对农民的“早讨媳妇早养崽”观念进行了批评。该文耐心地解释说：“政府法律不准早婚是为了国民利益，是有道理的：因为第一、男子到20岁女子到18岁，身体才发育成熟，结婚以后夫妻生活才会美满和睦。第二、父母身体好，生下来的孩子也会健壮，不致多病和带不成器，有了健康的后一代，我们的国家将来就更会富强。第三、男女成年以后，自己有主张选择对象，也懂得怎样理家过日子，这样结成的夫妻，才能和睦团结，才能共同生产劳动，才能好好抚养子女，这不但对个人对家庭有好处，而且对我们的子孙后代的健康，对发展社会生产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说：翻身的农民，应该要替儿女的幸福，替社会国家的富强作长远打算。”

　　地方各级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革除早婚陋俗。如湖南省浏阳县工作组到铁山乡后，动员与组织各种力量利用黑板报、大字报、标语等进行宣传，还由农村剧团排演了宣传婚姻法的戏。针对不同思想顾虑和各种误解，进行宣传解释。讲到禁止童养媳时，就从童养媳的痛苦谈起，引起婆婆们回忆过去自己做童养媳时所受的折磨，反响很好。

　　在各级政府的耐心说服和教育下，土改后的广大农民了解了早婚早育的严重危害，一些地区的早婚现象开始减少，长期危害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陋俗得到了有效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也日渐减少。

　　二、倡导寡妇再嫁新风

　　在土改前的中国乡村社会中，妇女没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寡妇尤其受歧视，不仅生活困苦，还要被逼“守节”、“从一而终”。土改运动摧毁了封建宗法制度，《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寡妇再嫁的权利和自由，还特别规定了“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因此，在土改后的广大乡村出现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追求正当生活的寡妇再嫁新风。

　　在湖南各地农村，许多寡妇脱离了苦海，自由自愿地和心爱的人结合。如岳阳粤东乡农民晏金成和寡妇晏江氏，在生产互助中产生了好感，但过去因受封建思想影响和恶霸地主的压迫，他们一直不敢公开结婚。解放以后，压迫他们的地主被打倒了，新婚姻法保障了他们幸福结合的权利，在乡干部的帮助下，他们正式结了婚。福建省惠安县素称“封建堡垒”，绝对禁止寡妇再嫁。1950年9月，该县九区涂坑乡刘厝村寡妇林西玲与同村刘阿礼恋爱，村民们把她关起来毒打，三天三夜不给吃的。后经县区党政负责同志亲自过问，从党内外干部到乡村干部和群众，展开了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批评了封建反动思想，终于使林西玲与刘阿礼正式结婚，摧毁了“封建堡垒”。在这一新风带动下，该村先后有22对男女自由登记结婚。

　　皖南徽州是明清以来封建礼教非常盛行的地区。过去休宁县第六区藏溪村“寡妇要想改嫁是难事。就是有改嫁的，也不准带小孩，不准带田地，不准从大门出去(只能从后门或小洞出去)，出嫁前三天还不准在家里住，只能到山地里守菜的小草棚里去露宿。”1951年10月，皖南人民法院的巡回审判小组到了该村，反复讲解《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指明寡妇婚姻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接着，巡回审判小组召开了婚姻案件宣判大会，再次揭发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说明新婚姻、新家庭的好处。全村已找到对象的寡妇程巧仙、卢桂花、汪桂香等，先后到区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10月29日下午，七对新人在该村农会礼堂举行了集体婚礼。证婚人农会主任汪有顺说：“今天婚姻法在我们村子里打了一个大胜仗，以后我们还要更好地贯彻婚姻法，彻底打垮封建婚姻制度。”妇女会主任邵桃花说：“实行婚姻法，寡妇做新娘，现在我们妇女翻身了。我们应该多挑一担柴，卖了钱捐献飞机大炮，打败美国强盗，这样才对得起人民政府。”会后群众都反映：“看了这次集体结婚，可真正明白了婚姻法的好处了。”

　　三、改造农村“二流子”

　　土改前的许多农村存在着一些因为没有土地，不从事生产而靠坑、骗、拐、崩、偷、吃、喝、嫖、赌、抽混日子的无业流民，即俗称的“懒汉”、“二流子”。在土改运动中，党和政府对这种“二流子”平等对待，分配给他们一份土地和必要的生产资料，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改造“二流子”积极从事生产劳动，是土改后广大农村的一种新景象。在1949年冬实行土改后的京郊14区，“地主、二流子、懒汉、和尚大部也参加了劳动”。改邪归正的高玉禄说：“以前我连个地渣儿也没有，不偷没办法;现在有了土地可得好好种。”农民高兴地说：“土地改革作的好，把闲人都变成了劳动人。”还有农民说：“不劳动，把地荒了，让人家说，比打脖子拐还难受。”湖南省岳阳筻口乡双枫村的贫农许光发和李光华过去专吃“松活饭”，农忙的时候还在外面打牌不归屋。土改之后，他们在农会的教育下每天天亮就起来，表示“咯下硬要争取作个好分子。再落后也不是人了。”河南省鲁山县马楼乡农民王长有的媳妇也被改造过来，1951年参加了互助组，锄麦地、纺纱、运粮都很积极。江苏省江阴县新民村土改前有十多个“二流子”，土改后经过该村青年团员的耐心说服教育，使他们看到了劳动的希望，改变了坏习惯，“赌的不赌了，吃的不吃了，种田也起劲了”。

　　土改后的华东农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劳动光荣、懒汉可耻”成为新的道德标准。据新华社报道，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完成土地改革的乡村中，“游手好闲的懒汉也渐渐减少了”。皖南宣城县玉山村有名的懒汉陈启发，游荡了14年，孩子老婆终年不得温饱，土改分得八亩半田后，起早带晚出去卖短工，赚回的钱买种子和肥料，有五亩半地已下种。往年每到冬天农闲时，各村都有部分农民赌博、游荡，浙江省寿昌县卜家蓬乡十八村是历来出名的赌窟，外村人都来村中聚赌，土地改革后赌风基本绝迹。有个雇工叫周炳荣，过去拿到工资没出地主家门就已输光，现在自己种田已积余20多担谷;团结乡顶有名的懒汉黄金根，过去每天人家烧午饭他才起床，现在已能很早起来劳动了。为了教育和动员“二流子”参加劳动，农民宣传员编了一些顺口溜，如有一段是批评好吃懒做的杨振田的：“杨振田，真糟糕，劳动光荣你不要;铲地穿的破棉袄，不到晌午往家跑;你的地，全荒了，过年又该挨饿了。”这段顺口溜提醒了杨振田，他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还到江沿去割草推到城里去卖，换回很多布匹;以后又学会了编笊篱，冬天全家六口都穿上了新棉衣，还添了两床新被子。这是从一个被人们鄙夷的“二流子”转变为自食其力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代表。

　　江苏省江阴县悟空乡调查资料显示：“懒汉二流子能参加劳动生产，一方面是过去的寄生生活，今天已不可能，客观上不容许他们再不劳动，另外，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分得了土地提高了觉悟，认识到不劳动的可耻，主观上的努力也是主要原因。”据该县杨舍区泗港乡调查，在土改前全乡有21个“二流子”不从事劳动，还有4个专靠赌博维持生活，现在已改造14个。苏南地区对土改后12个典型村的情况调查后指出：土改后农村风气也大为转变，都以劳动为光荣，如丁庄的孔先令年年钻稻草，从来没有被子盖，土改分得了土地后积极劳动，不但解决了生活困难，还做了一床新被，并留下了三斗麦种，他说：“救了我戒了赌，买了被，再不钻狗窠了。”

　　四、破除封建迷信

　　在土改前的广大乡村，抽签、算命、烧香、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活动非常流行。有的地方视蝗虫为“神虫”而不敢及时扑杀，甚至有些愚昧的农民采用烧香磕头的办法来驱除“神虫”，从而导致庄稼受害，农业减产。土改后，文化上翻身的农民开始懂得了一些科学知识，如在河北定县翟城有一首教育农民讲究科学、防治粘虫的“街头诗”：“咱们去年有经验，粘虫不打死不完，指着烧香和烧纸，一定吃个光光秆”。浙江省临安县农民过去开始春耕都要选择“黄道吉日”，甚至清明节还不耕田。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知道这些都是靠不住的迷信，纷纷提早春耕生产。

　　在土改后的一些偏僻农村中，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还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如湖南省武冈三区金华乡妇女陈妙妹，结婚后与丈夫的感情一向很好，婆媳间也相安，但当陈妙妹怀了孕后，婆婆刘春秀请算命先生替陈妙妹算命。算命先生说：“你媳妇见喜克夫，孙子下地，你崽就会死。”刘春秀竟轻信算命先生的胡言，毒死了陈妙妹。针对这个典型案例，《新湖南报》刊发《迷信害死人》的短评，对批“八字”的封建迷信现象进行了揭露，并以此事教育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短评指出：“旧社会已经推翻了，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旧思想、旧习惯，比如迷信、重男轻女、闹宗派等，却还没有被推翻，这对我们的新生活起破坏作用，害处很大，甚至于害死人。让我们赶快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

　　在农村婚丧节庆之时，一般办丧事总要请和尚道士吹吹打打，大吃大喝一场;过旧历年时，烧纸点烛，花费很大。江苏省江阴县新民村青年团员对这种铺张浪费和封建迷信的行为进行耐心的宣传说服，在群众中逐渐产生影响。在广东省南海县，有一块五亩多的“择耕田”，由于当地农民认为这是有神鬼的地方，耕了会伤人破家，故好多年没有耕种。广州郊区凤溪村的青年团员们说：“我们不迷信鬼神，为什么不敢开?”在团员们的鼓动下，村里40多个青年去开耕这5亩“择耕田”，共收了10多担谷子，为当地农民破除迷信树立了榜样。另据对广东省番禺县农村情况的调查，从前望岗乡小孩生病时，都向地主婆龙道仁取“神茶”吃。所谓“神茶”就是香炉灰，很多小孩因此病死了。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妇女觉悟提高了，她们自动起来揭穿这些“神婆”的阴谋。

　　土改运动不仅是一次分田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破除迷信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土改中地主被打倒，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浙江省嵊县崇仁镇600多个妇女，也在“相信毛主席不相信泥菩萨”的口号下自动地停止了念佛拜神活动。河南省舞阳县康庄乡农民土改前后的思想变化，便是较为典型的事例：“过去康庄乡农民，和其他新区农民一样，是非常迷信的，很多农民存在‘命八尺难求一丈’的思想，总认为穷是命里生定的。自从经过土地改革，算了剥削账后，农民才找到了几千年来的穷根，认识了穷是地主阶级剥削造成的，所谓‘命运’是地主阶级封建势力想维持其统治地位，用来愚昧群众的工具……农民认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真正翻身，其他什么‘神’、‘鬼’，那都是骗人的东西。”

　　“神会”是苏南地区一种封建迷信的群众团体，在土改前曾普遍存在。据对苏南高淳县薛城乡的调查显示，土改前该乡各种“神会”达244个。党和政府在土改运动中对这些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神会”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政策，不仅没收了其所占有的大量公田，而且禁绝其活动，对广大农民触动很大。

　　土改后的苏南各地政府组织了许多农村剧团对农民进行肃清封建迷信的宣传。昆山县农民在春节中以文娱活动取代了以前流行的赌博，以秧歌等活动进行生动的宣传，使农民认识了迷信鬼神是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茜墩区吴桥乡的农民说：“拜菩萨，拜了几十年也没拜到一分田，毛主席来了才真正的分到了土地，相信菩萨这一套都是假的，分了田地生产劳动才是真的。”土改后苏南地区封建迷信活动减少的情况，可以从农民购买迷信品的数量减少上反映出来。据1951年苏南镇江专区4个典型村的调查：迷信品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购买数量一般较去年减少，在一般的情况下，迷信消耗要减少10%～30%。另据对苏南地区12个典型村调查，农民购买生活资料和迷信品的指数如下表所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马特在苏南溪港乡考察时问农民为什么不信神了，回答是干脆利落的：“菩萨和地主是一家，过去地主压迫咱们，菩萨从未帮过咱们的忙，现在咱们翻身了，还要菩萨干吗?”另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世华的考察记录：“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自己破除了迷信。我们在溪港乡看见许多农民都不去敬泥菩萨了，问起农民时，他们说：‘都给我们掷到河里去了!老爷(泥菩萨)只保佑地主，不保佑我们。我们现在敬毛主席，不敬老爷了。’”这些材料均说明：土改后农民封建迷信观念有了改变，农村出现了新气象。

　　五、崇敬人民领袖新民俗的形成

　　在农民封建迷信观念转变的同时，他们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信仰——视和毛主席为大救星，将过去对神灵的崇拜，转移到使他们获得翻身解放的和毛主席身上。

　　广大农民在土改运动中分得了土地，他们对中国和毛主席的拥护和崇敬是真诚的。土改后的武昌农村流行着这样的小调：“你说呀什么花，开花像太阳?什么人离不了爹和娘?什么人拥护了?我说葵花像太阳，小孩子离开不了爹娘，老百姓拥护。你说呀什么花，开花穿在身?什么是天空放光明?什么说话记在心?我说呀，棉花开花穿在身，太阳空中放光明，毛主席说话记在心。你说呀什么花，开花铺满山?什么人领导除封建?什么人团结把身翻?松树开花铺满山，农会领导除封建，中贫农团结把身翻。”广东省农民在翻身后，对毛主席、和人民政府有了深刻认识。他们说：“有了毛主席，农民不忧食，来了毛泽东，米缸不愁空!”一位乡农会主席兴奋地说：“昨天我还穿破衣，今日穿起新农来了，这都是毛主席的恩情，以后大家好好增加生产报答毛主席啊!”

　　翻身农民怀着对和毛主席的由衷崇敬，将过去的门神撕去，换上了毛主席像，一时成为广大农村的新时尚。据潘光旦苏南考察，土改后，“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湖南省岳阳粤东乡农民晏金成说：“我晏金成自去年到现在，真是四喜临门：一是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二是分了田地、房屋、农具和耕畜，三是搭帮婚姻法使我们结了婚，四是得了一个胖孩子。我时时刻刻忘不了毛主席和的深恩。”湖南省零陵株山乡农民伍宗元说：“我香也不烧了，神也不供了。我新分的堂屋里，要挂一张毛主席的像。早晨起来看看他，晚上睡觉看看他。”

　　华东区江苏、浙江、安徽省等省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乡村中，“农民们在土地改革运动和学习中提高了觉悟，纷纷撕毁菩萨像，换上毛主席像”。在苏南农村，有的农民自动地退出反动道、会门，撕掉关公像，供奉毛主席。农村风气，为之大变。另据安徽省皖南区土改后的社会调查，通过土改运动，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里的威信更进一步大大提高：“农民衷心地拥护、毛主席、人民政府。农民把毛主席看成是活菩萨，家家户户都挂上了毛主席像，如石棣县新华书店分配到各村的毛主席像，都被一抢而光，有些农民没买到的，心中很不高兴。全县42个乡8000多户，就买了毛主席像一万多张。”

　　土改后的广大农民衷心地喊出“翻身不忘，享福要谢毛主席”，这是对土改后农民精神世界最生动的描述。及其领袖毛主席在翻身农民心目中占有着崇高威望，表明在土改后的农村已经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崇敬、敬仰毛主席的民间新习俗。农民的这种做法，虽然反映的仍然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但确实是广大农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中国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这种新民俗成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为中共随后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改造奠定了深刻的心理基础。

总之，随着土地改革的推进，我们通过紧紧依靠党的领导，通过树立社会主义的新价值观念，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得农村原有的社会规范受到猛烈冲击，逐步形成了与新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新风俗和新观念。今天，我们又面临着革除农村中死灰复燃的和新形成的陋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回顾土地改革中旧陋俗的革除、新风俗的形成，不但可以增加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而且其形成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