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牛班的课堂

刘铁梁
《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04期

　　今天，我们如此热衷地谈论民俗，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迅即失去的乡土人情不能不心存几分留恋。高楼大厦的城市正向四面八方膨胀，村落和田园逐渐远远退去，人们只好依靠记忆来重温往日的风景和那些牵肠挂肚的故事。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达和现代化科技产品进入千家万户，多多少少扯断了原有的亲情纽带。试看，原先，那种邻居之间的互相帮助甚至家庭之中的养老抚幼，都已让位于商家或家政服务，更不用说人们每天都投身于人与人的竞争，生怕失去任何一次机遇，于是能够“常回家看看”反成了奢侈的欲望。我曾在一篇《谈年味儿》的文章中说过，所谓年味儿淡了，归根结底就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亲情越来越淡。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俗传统被关注，正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一淡漠趋势的焦虑。

　　当然，民俗传统中不只是包含着亲情，还包含着一定地方和群体共有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知识，包含着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心灵相通的语言和种种创造生活的能力，也包含着维护和谐生活秩序的行为规范。所有这一切，一般来说并不存在个人“专利”。所以，在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时，一旦和某些人的专利挂上钩，我就要疑心那些保护的还是不是民俗。

　　民俗是可以被人记录下来的，这就是民俗志。对一地方、一群体或一种事象的民俗作出详实的记录，应当受到人们普遍的称赞。民俗志既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同时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基本书写方式。读过《柴胡店民俗志》的书稿，感觉书中所叙述的民俗事象不仅详实而且生动，不难看出，作者孔庆海是以忠实于生活、准确传达民众知识为目标的。这本书使我们对于鲁南一个镇级区域的民俗传统有了全面和整体的了解。我觉得，本书所提供的资料和描述的文字，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民俗学和学界同仁加以重视和参考的，不妨举出几点：

　　本书具有全局观，在一共21篇，119节和多达2000多个条目中，叙述内容的丰富程度固然令人称许，而某些章节的设置更是独具匠心。比如在第二篇“建居立村”中，设“村名由来”一节，叙述了全镇53个村庄村名的来历，所依据的大多是族谱、碑文等文献资料，但也有口碑的记录。在进入一个地方进行民俗调查的时候，一般最先要知道的就是这里有哪些村庄，历史如何，所以这一节文字虽然简约，但能够增强我们对于柴胡店地方整体的空间感和历史感。

　　再有，书中在民俗事象的叙述上，力求周详，特别是注意对那些正在消失或者是其他地方不容易见到的情况给予详细描写，比如，关于当地求雨的习俗，写了7种仪式性事象，所谓：讨童口、糊石婆婆、扒阳口、浇碾脐、扫坑、扫佛爷、晒麻痹等，都是现在已经很少见到的现象。再如在儿童服饰方面，仅衣物就描写了10种之多，大部分都是带着地方特色，且与儿童养育习俗密切联系。

　　第三，书中对于民居建筑，农耕生产、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习俗表现，多有地方性特点的描写，比如所写关于回娘家的13条禁忌，是在其他地方民俗志中不多见的，这与其说是当地的情况特别，不如说是作者对于姻亲关系的习俗下了悉心考察的工夫。

　　第四，书中对于某些民俗事象的叙述资料，可以用来与其他地方开展比较。如当地有节日烟火表演活动：“打花”和“甩灯”。就是将铁、铜、铝等金属废料熔化，或向树林泼去，或向空中甩去，火花溅射，五彩光亮。这使我想起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见过的“打烁花”，所用的金属只有生铁，是将铁水泼向城墙，更多地体现出边关地区军户村落的风俗特点。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民俗志的书写一定会为别人的比较研究提供重要资料，所以细节的描写也是非常重要的。稍感遗憾的是，关于这一表演活动的组织方式，作者还交代不够。而在蔚县，是由铁匠组成“会口”，家家户户都把自己家中没有用的破铜烂铁交给他们使用，没有废铁的也可以出钱。这类情况也是需要了解的，因为牵涉到一地方的独特历史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本书还有很多值得称赞之处，不能全面评述。总的来说，是乡镇一级民俗志的开辟性著作。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一定程度是出于作者是柴胡店镇的干部，可以说是土生土长，因而有长年的积累。但我也猜想，这又容易造成局限，缺乏跟其他地区民俗进行比较。所以，今后的地方民俗志如果能够拓展视野，加强一些比较的眼光，那就可能是地方民俗志研究与写作的一种突破。在文化的视野上，地方民俗志不仅应该考虑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还要考虑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达到对于自身文化认识上的更加自觉。但这并不是说，把地方民俗志一定要写成处处都要与其他地方进行比较的内容庞杂的书，而是说尽力将地方民俗的特征显现出来，体现出地方民众如何与不同边界的文化发生交往与形成间隔的历史进程。

　　所以，地方民俗志还应当朝着凸现地方文化历史地理特征的方向上努力，从而对作为生活方式的地方民俗进行整体的理解。在这样一个整体的描述中，需要将各种民俗事象处理成互相解释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对所谓地方文化逻辑的揭示。最近三年，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承担了冯骥才同志倡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志(区县本)》的调研与写作，尝试用“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书写模式，就是为了实现上述的目的。所说的标志性文化，是根据一些原则和地方民众的认可，选择那些反映这一地方的特殊历史进程和贡献，体现地方民众的集体性格和气质，深刻地联系着地方民众的生活方式和诸多文化现象的民俗事象或象征性概念。发掘它与当地广泛的民俗事象之间相互连接的意义。

　　怎样处理民俗随时代前进而变化的问题，也是民俗志书写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这本《柴胡店民俗志》比较注意交代在不同时期一些民俗事象的变化，应当说是正确的。民俗志毕竟是建立在今天调查的基础之上，将今天发生的变化记录下来也本是当代民俗志书的题中之意，这与抢救即将失去记忆的民俗的叙述并不矛盾。比如我们在北京近郊区——朝阳区开展的民俗调查，就面临极大的挑战，因为这里的村庄已经基本被现代工业区、商业中心和体育场馆所覆盖，原住居民也大多四散。显然，抢救那些正在消失的村落记忆已成为一项迫不及待的任务，很像是考古挖掘，但比考古还要紧急。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朝阳区的发展又与它历史上的地位一脉相承。位于京城与京畿重镇通州之间，漕运河道贯穿东西，大型集镇的发育等经济特征，既是这个区域内地方民俗传统形成的基础，也是今天朝阳区能够率先开放、接纳外部人口而飞速发展的历史前提。所以，民俗调查也是理解今日区域生活发展变化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