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 发表于2013-03-24 00:19
1952年7月，张爱玲持港大证明以复学名义只身离沪赴港，不久，应聘美驻港总领馆新闻处，从事翻译及创作。1954年，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由《今日世界》社次第刊载。尽管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夏志清给予高评，但因其内容一反此前《十八春》《小艾》中对解放区的好感，转而“暴露‘铁幕’后面的黑暗”(柯灵语)，由此在大陆被打入另册，至今也未能正式出版。
近年来，学界有识之士试图从学术中立角度探讨：“张版”土改小说真实与否的问题，其中涉及张爱玲是否亲身参加过土改。
1995年11月10日，萧关鸿在《南方周末》发文《寻找张爱玲》，借张爱玲姑父李开第之口，首次指出张爱玲受夏衍提名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并下乡参加土改。《上海书评》所刊陈子善《张爱玲与上海第一届文代会》(2010年12月5日)，引台湾研究者高全之《张爱玲学》增订版殷允芃访张爱玲、萧关鸿访李开第一事，并补充魏绍昌的说法，力图将首届文代会与土改相联系，给“苏北土改说”作注。
正如陈教授指出的，“张爱玲土改说”争议不断。笔者也持疑议，特撰文详论。
张爱玲早年的编辑朋友柯灵曾作长文《遥寄张爱玲》，称其“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不过,诚如龙应台《一支淡淡的哀歌：评张爱玲的〈秧歌〉》指出，它是“一部极端视觉化的小说”，书中第十二章杀猪场景，一系列的洗猪、剔甲、拔毛描写，恍如电影近景镜头。这些细部刻画，教人很难相信作者未作近距离观察。1968年，张爱玲接受台湾媒体人殷允芃的访谈，也谈及“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
2010年，张爱玲遗稿《异乡记》挖掘出版。其中第六章：
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第50页)
比照《秧歌》第十二章杀猪剃毛：
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似的。(《秧歌》，皇冠，1968，第135页)
两者何其相似!《异乡记》记录了1946年张爱玲往温州找寻胡兰成途中的所见所闻。这段下乡经历，多次写入《华丽缘》《秧歌》《赤地之恋》等的例证，详见余斌《张爱玲传》、宋以朗《异乡记》前言及书稿校订者止庵《〈异乡记〉杂谈》。则前述殷、张对话中冬天的农村经历，也许是在说此事。
至于张爱玲的土改经历，曾有三人提及。经深入分析，各自都存在疑点。
一，李开第说：
上海解放后，主管文艺工作的是夏衍。夏衍爱才，很看重张爱玲，点名让她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还让她下乡参加过土改。当时张爱玲还是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她希望有个工作，主要是为了生活。(萧关鸿:《寻找张爱玲》)
按：萧关鸿的这篇访谈录，采写于张爱玲逝世后不久。访谈对象之一李开第1927年与张爱玲姑姑张茂渊相识于上海。1939年，张爱玲赴港大读书，李受托短暂做其监护人。直到1979年，丧偶多年的李，方与老友张茂渊成婚。李自述他和张爱玲是点头之交，而离沪后直至1979年张与李无从联系，李从何得知是夏衍让张爱玲下乡参加土改的呢?按理说，此说法最有可能来自张茂渊(1991年去世)，不过为什么土改地点会不明确呢?
此前，李开第从1989年7月26日《新民晚报》读到周劭的文章《张爱玲“数典忘祖”》，十分气愤，遂找同事黄伟民代他撰文更正。黄文转述李的话，同样涉及张爱玲离沪前的事：
解放后张爱玲写过一篇小说《十八春》，在晚报(应为《亦报》，后并入《新民晚报》——引者注)连载。夏衍同志对她十分器重，邀请她出席第一届文代会。此时张爱玲无业，以写稿为生，香港大学复校后，为了完成未竟的学业，赴港继续就学。(发表时署名误作王惠民：《张爱玲的身世与生平》，《环球文学》1990年1期)
此时张茂渊还健在，而黄文虽谈及夏衍，却并无片言涉及土改。
由此笔者推测：1990年前，李读过柯灵《遥寄》文，知夏衍曾邀张爱玲出席文代会;1995年前，也读过1992年安徽文艺版《张爱玲文集》所附《张爱玲传略》，知《秧歌》内容涉及土改。也许为了维护张爱玲名誉，李便将二者混为一谈，以证明“张版”土改小说真实无虚。
二，魏绍昌道：
1951年7月上海召开第一届文代会，夏衍提名张爱玲参加。会后张还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来不久，她就离沪去港了。(魏绍昌：《在上海的最后几年》，收入《永远的张爱玲》，1996)
按：上海首届文代会召开于1950年，非1951年。后文提及夏衍让龚之方去劝张不要离沪，同时龚还受托撮合桑弧与张爱玲的婚事。张表态：“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这与龚之方的回忆出入很大：撮合婚事是1946年后，而龚受夏衍委托去看张爱玲询问日后打算时已在1952年。且张爱玲每次都未正面答复，或摇头或笑而不答，这才符合其脾性及当时情境。
萧关鸿是上海作协成员，魏先生则长期坐镇作协资料室，会不会在萧李谈话时，魏先生才听说张爱玲有土改经历呢?鉴于李并未道明土改地点，“苏北土改说”不排除是魏先生的猜测。
三，袁良骏引唐弢生前与之谈话：
上海解放后，张爱玲曾去浙江乡下参加短期土改“工作队”，并曾参加1950年召开的上海文学艺术家代表大会。(参《香港小说史(第一卷)》,1999)
以后袁良骏发表《论〈秧歌〉》，同样来自唐弢所述的土改地点却离奇地变为“江苏农村”。
按：唐弢是现代文学研究家，也曾亲赴皖北，带队土改。不过，在其所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所著《晦庵书话》中，张爱玲连名字都未出现。1982年，唐弢发表《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才提及：
由于作家写的是人生道上她所熟悉的那段有限的生活，她将全部社会经历、生活感受、艺术修养集中在一点上，成功地写出了她的《金锁记》。以后出于政治偏见，张爱玲满足于浮光掠影，道听途说不能深入地描写真实的生活，《金锁记》成了她的代表作。
“道听途说”表明，当年唐氏的认知停留在张并非亲历而写土改小说。袁良骏转述土改地点的飘忽不定，也证明其不可靠。
其实，当张爱玲亲历土改的说法出现伊始，质疑声也“如影随形”。
龚之方在报界和影业享有盛名。是龚和桑弧出面力邀张爱玲试水电影编剧。解放后，张的《十八春》《小艾》也在龚任社长的《亦报》连载。结合前述龚曾为张做过媒，则两人的关系之熟稔非同一般。
若依陈子善教授之见，张爱玲参加土改或在1950年底至1951年1月。但1950年3月25日至翌年2月11日，《十八春》在《亦报》连载。据张子静回忆，当时因是边写边登，他怕干扰姐姐写作，故较少去看她。以后等坊间出现了“苏北土改说”，张子静心内起疑，特意去问龚之方，龚竟表示：“我不清楚这回事。我也没听张爱玲提起过。” (《我的姊姊张爱玲》，1997)
离沪前，张爱玲没有工作，夏衍欲安排张赴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当编剧，曾委托龚探询张如何打算。此前夏衍如安排张爱玲参加土改，即便不委托龚，而龚居然毫不知情(同时魏绍昌却知情)，似乎说不过去吧?
再者，1997年10月14日《新民晚报》刊载赵易林、徐重庆《有关张爱玲的一些史料》，其中提到：
当年，上海的文艺家们积极配合社会形势，纷纷自愿报名参加土改和下乡参观团。刚成立的市文联还特别设立了“土改工作委员会”，诸如许杰等去青浦，邓散木、罗洪、何公超、孙福熙等去绍兴，任钧等去苏州。……在这些几乎涉及每个人的活动中，我们找不到张爱玲的名字。
赵易林乃著名编辑赵景深哲嗣，1951年时已经成年。细究赵文，他以点名方式，分别提出肯定和否定的见闻，数据详实，显有出处。再结合1951年3月30日《文汇报》报道，上海文联曾先后组织过三个土改工作队，去松江、苏州及浙东绍兴等，第四队将去上海近郊。——其中并不包括苏北。
张爱玲曾说：“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假如她真有一段长达几个月的土改经历，小说里难免会透露出一些印迹，即历史事实。通读《秧歌》，确能找到。不过次序却很乱。
小说第七章提及傅全香下乡土改的真事，它发生于1951年底至次年1月。按故事情节发展，在傅全香之后，小说还提及：
翻身农民的欢乐已经过了时了，上个月的文艺报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一点。
这处细节，据陈思和《六十年文学话土改》，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署名“志”的随谈《关于“新事物”》，内容较接近。显然小说的内在时间有违历史真实。
为强调小说的真实性，张爱玲更藉《秧歌·跋》，说“三反”运动时《人民文学》刊有短文提及1950年春华北某地的一次抢粮暴动。可两位较真的学者艾晓明、丁文纲找来《人民文学》甚至《文学报》努力翻检，却查无出处。
这段抢粮情节，极似1950年正月十一日扬州槐泗区龙尾乡的公粮哄抢事件(参刘握宇《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所引档案)。只是该事件在当时高度敏感，常人难以知晓。不过当联系到陈若曦对香港美新处处长麦加锡的相关回忆：
认识麦加锡后，才知道张爱玲住在香港时，乃是受到他的鼓励并提供资料，才关起门书写《秧歌》。……张爱玲能“闭门造车”写出好小说，果然才华过人。(《张爱玲、夏志清一瞥》)
可知，对话双方都心知肚明，即便没有亲历土改，缺乏感性认识，但凭着过人的才华(及其农村经历)，再加一些客观材料，张爱玲照样能虚构出逼真的土改小说《秧歌》来。
至于《赤地之恋》，虽然也写了土改，但它除了张爱玲本人并不满意，并从文本来看，许多地方来自丁玲的名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参张谦芬《从互文性评张爱玲与丁玲的土改书写》)。故此不论。
综合前文：说是由夏衍指派，而龚之方却不知情;说是亲历土改，可农村描写多来自以前的温州之行;说是上海文联组织，小说偏提傅全香(华东局组织皖北土改);虽有真实材料，时序又是混乱的……凡此种种，能得出张爱玲亲历土改的结论么?似乎柯灵的说法虽不中亦不远。
如需彻底否定，尚需铁证，或俟上海文联档案披露土改名单;抑或者，在张爱玲与姑姑，与友人们的往来书信中，确有关涉其土改经历的只言片语，则上述推断全部作废。在此也希冀知情者能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