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 选录 发表于东方早报 2013-03-10 01:26
■ 学者论梁启超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起步，经历了“学为国人”到“学为世界人”，梁启超最终以文化巨人的身影铭刻青史。尽管从生前到身后始终争议不断，但这恰从另一面向证明了其人影响力的经久不息，以及属于他的时代并未过去。尤其是，当党派的政治纷扰逐渐淡去，梁启超在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史上开辟新局的价值也日益凸显。恰如雾霾消散，尘埃落定，青山依然挺拔，甚至更显伟岸。梁启超也以其超量撰述，实现了二十八岁时所作《自励》诗中“著论求为百世师”的自我期许。
为向这位并未远逝的先贤表达敬意，编者特从其辞世后现代学者的论述中，选录了一组评述文字。需要说明的是，除吴其昌一则，其他各条均出自本人编辑的《追忆梁启超》(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书中。也即是说，选文作者多少均与梁氏有过接触，由此也提供了一种或许更为切近的观察角度。
谨以此纪念任公先生一百四十周年诞辰。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1929年)
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三十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先生今年还只五十六岁，正是壮年的时代;有的人因为他在文坛上活动的时候很久，便以为他已是一位属于过去时代的老将了，其实他却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呢。不幸这位壮汉却于今年正月十九日逝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惆怅了许久!我们真想不到这位壮汉会中途而永息的。我不想做什么应时的文字，然而对于梁任公先生，我却不能不写几句话——虽然写的人一定很不少——我对于他实在印象太深了。
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了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
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然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之所有的，却不很多;每个人都能够于某一个时候，坦白披露他自己的病根，他自己的缺点，他自己的好处;然真能将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却更不多。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澈，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一部传记的最好材料是传中人物的自己的记载;同此，一篇批评的最好材料，也便是被批评者对于他自己的批评。这句话，在别一方面或未能完全适合，然论到梁任公，却是再恰当也没有的了。
梁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他在很早的时候，曾著一篇《善变之豪杰》(见《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有几句话道：“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他又有一句常常自诵的名语，是“不惜以今日之吾与昨日之吾宣战”。我们看他，在政治上则初而保皇，继而与袁世凯合作，继而又反抗袁氏，为拥护共和政体而战，继而又反抗张勋，反抗清室的复辟;由保皇而至于反对复辟，恰恰是一个敌面，然而梁氏在六七年间，主张却已不同至此。这难道便是如许多人所诟病于他的“反覆无常”么?我们看他，在学问上则初而沉浸于词章训诂，继而从事于今文运动，说伪经，谈改制，继而又反对康有为氏的保教尊孔的主张，继而又从事于介绍的工作，继而又从事于旧有学说的整理;由主张孔子改制而至于反对孔教，又恰恰是一个对面，然而梁氏却不惜于十多年间一反其本来的见解。这不又是世人所讥诮他的“心无定见”么?然而我们当明白他，他之所以“屡变”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随时与境而变”，又随他“脑识之发达而变”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凡有利于国的事，凡有益于国民的思想，他便不惜“屡变”，而躬自为之，躬自倡导着。
常燕生：《悼梁任公先生》(1929年)
政治上的是非曲直本来是很难论的，一般人只以成败论人，欲求一准诸是非的公论，本来难得，梁先生一生的政治运动，结果自然是失败，这是毋庸为讳的，然而失败并不就是“非”与“曲”，这话却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即以参战问题而论，倘若当日中国若不依梁先生一派的意见，决然对德宣战，试问以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中国还有参加的权利没有?山东问题，还有对日交涉的可能与否?这种本是显然的事实，然而是非曲直还似乎到现在仍然难明似的，其他自然也就更不必为梁先生辩护了。
真正政治领袖的性格，在好的一方面讲，是要有阔大的气魄、坚毅的意志和敏捷的实际手腕，在坏的一方面讲，却要有铁一般的心肠，毒蛇一般的手段，不恤破坏蹂躏了敌人的利益，才能攫得自己的利益，梁先生在这几方面他都是非常缺乏的，他不能巧言买得群众的信仰，他不能阴谋摧毁敌人的阵垒，他不能靦颜坚持自己的主见，这就是他的政治工作永不能成功的原因。……
梁先生却也不是一个道地的“学者”，这话恐怕更容易引起人的怀疑。人们对于“学者”和“思想家”的分野是往往弄不清楚的，其实两者的界限显然不同。学者是埋头做研究工作的人，思想家却是要指导群众的。达尔文是学者，不是思想家;赫胥黎、斯宾塞是思想家，却未必是学者。纯粹的学者看不起思想家的浅薄，然而一般社会却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在整理国学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绩未必胜于王国维、陈垣诸人，然而在社会所得的效益和影响方面讲，梁先生的成绩却远非诸学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轨道的国家里，社会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学者。一千个王国维的出现，抵不住一个梁启超的死亡的损失。
胡适：《四十自述》(1931年)
我在澄衷(按：胡适1905年入澄衷学堂)一年半，看了一些课外的书籍。严复译的《群己权界论》，像是在这时代读的。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却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
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1932年)
际此鄙僿怐陋举世昏睡之日，任公独奋然以力学经世为己任。其涉览之广衍，于新故蜕变之交，殆欲吸收当时之新知识而集于一身，文字、思想之解放，无一不开其先路。其始也，言举世所不敢言，为举世所未尝为;而卒之，登高之呼，聋发瞶振，虽老成夙学，亦相与惊愕，而渐即于倾服。所谓“思想界之陈涉”，视同时任何人，其力量殆皆过之。而任公则自谓其在思想界破坏力不少，而建设则未闻。凡自加评判之语，见于集中者，以吾所知同侪及先辈，自知之明、自责之严，鲜有过之者。此则任公之至不可及者已。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1941年)
以言学术，世人于任公，毁誉参半。任公于学，所造最深者唯史。而学人之疵之者亦在是。以谓其考据之作，非稗贩东人，则错误纷出，几于无一篇无可议者。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虽然，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任公在“新汉学”兴起以前所撰记事之巨篇，若《春秋战国载记》(在《饮冰室合集》中首次刊布于其身后，世人注意之者甚少)，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1943年)
欲知任公先生的伟大，须同其前后同时人物作一比较。例如蔡先生即其前后同时人物之一。两位同于近五十年的中国有最伟大之贡献，而且，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同一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然而，奇怪的是任公少于蔡先生八岁，论年辈应稍后，而其所发生之影响却在前。就在近五十年之始，便是他工作开始之时。在距今四十年前，在思想界已造成了整个是他的天下。在距今三十五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全为立宪运动所支配，而这一运动即以他为主。当他的全盛时代，年长的蔡先生却默默无闻(蔡先生诚早露头角，但对广大社会而言则是如此)。蔡先生从五四运动打出来他的天下，那是距今二十四年的事。欧战以后的新思潮于此输入(特别是反资本主义潮流)，国民革命于此种其因。所以他的影响到大局政治，不过近二十年的事。
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但须注意者，他这一段时期并不甚长。像是他登台秉政之年(民国二年，民国六年两度)，早已不是他的时代了。再进到五四运动以后，他反而要随着那时代潮流走了。民国八九年后，他和他的一般朋友蒋百里、林长民、蓝志先、张东荪等，放弃政治活动，组织“新学会”，出版《解放与改造》，及共学社丛书，并在南北各大学中讲学，完全是受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开出来的新风气所影响。
……我们由是可以明白诸位先生虽都是伟大的，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致，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像是当下不为人所了解，历时愈久而价值愈见者，就不是他所有的事了。这亦就是为何他三十岁左右便造成他的天下，而蔡先生却待到五十多岁的理由。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
从前韩信和汉高祖各有卓越的天才，一个善将兵，一个善将将。蔡、梁两先生比较，正复相似。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批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和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
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吴其昌：《梁启超》(1943-1944年)
若论文体的改革，梁氏的功绩，实在是他最伟大的所在。梁氏故后，胡适送他的挽联说：
文字成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青年。
继梁氏而起，而作更进一步的文体改革者，便是胡氏。所以胡氏对于任公这点上的功绩，认识得特别清楚。……若再跳出圈子来看看当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烈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唯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一八九六至一九一○)如此耳。在此十六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的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有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等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而收获到神州文字革命成功之果了。
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1945年)
任公先生高文博学，近世所罕见。然论者每惜其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是说也，余窃疑之。尝读元明旧史，见刘藏春姚逃虚皆以世外闲身而与人家国事。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其不能与当时腐恶之政治绝缘，势不得不然。忆洪宪称帝之日，余适旅居旧都，其时颂美袁氏功德者，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道尽，至为痛心。至如国体之为君主抑或民主，则尚为其次者。迨先生《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拨云雾而睹青天。然则先生不能与近世政治绝缘者，实有不获已之故。此则中国之不幸，非独先生之不幸也。又何病焉?
梁容若：《梁任公先生印象记》(1959年)
任公先生崇拜王荆公，他的立身处世，学问文章也接近临川。越离他远，越感到他的声光魔力，震聋发瞶，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等到一步一步走近他，会发现他不免有几分逞强作势，执拗粗疏，权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风霁月的中和乐育。到离开他越久越远，会仍然意识到他的莽莽苍苍，参天拔地，“虽欲从之，末由也矣”的卓绝而伟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