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坚守适应  重现辉煌

——佛山木板年画保护与复兴赘言

刘锡诚

一般认为，佛山木版年画滥觞于明代永乐年间，清乾嘉时期为鼎盛时期。资料显示，最盛时，有大小作坊2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4000人，日产年画12000对（有人著文说800万对，姑且存录备考）。关于佛山木版年画的滥觞期，学界有不同见解。有人著文说在宋元时代就已刻板印制，行销于市了。[1]但这种论点似乎还属于推论，并没有提供相关的文献记载，更没有获得年画文物的支持。比较可信的结论是，佛山木板年画有600年的传承历史。
佛山木版年画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传承中，特别是20世纪，曾因遭遇过几次严重的破坏而导致逐渐衰微。一是八年的抗日战争，兵燹频仍，民不聊生，传统文化遭受荼毒。二是文革十年，年画被作为封建迷信而遭禁和破坏，其损失不堪回首，历史上1959年全年生产年画42万张、60年代初仅门画类年画的生产量就达100多万对[2]的大好局面，一去而不可复现。三是21世纪之初的现代化浪潮对农耕文明及其文化形态的冲击，随着受体民众的代代更迭，民间信仰的削弱或改变，大量农民失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土地而成为移民，聚族而居的聚落形式之改为单元楼房、双扇门变为单扇门等居住形式的变迁，年画功能的部分丧失和销路的锐减，使仅有的民间木版年画作坊和传人迅速走向衰微。所幸者，在历史的万难中，佛山木板年画毕竟还给佛山留下了一家孤零零的冯氏作坊和唯一的传人冯炳棠、冯锦强父子，昔日“均记”年画的主人，今日还有迹可循。但愿600年不是佛山木板年画的历史终结，而是它的一个新的篇章的起点。

历史上，作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唯一的木版年画产地，佛山木版年画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覆盖面，是颇为强大的，它见证了佛山作为华南地区刻书业、木版年画业的发达和重镇的无可挑战的地位。明清两代佛山刻书业的发达，尽管至今发现的文献还不够丰富，学者们还在孜孜不倦地做钩沉、梳理和探讨的工作，并屡有可喜收获。文献中记载的清代书坊，有会元楼、翰宝楼、奎元堂[3]、近文堂[4]等多家。民国到解放前夕的年画作坊有：冯均记、楠记、广兴、李卓记、李保记、广生、同记、周添、炳记、梁三兴、伍彩珍、伍万安堂、怡雅堂、钟德安、冯华隆、生昌、合源、和茂、万源、泰安、有昌、有信、源昌、谁盛、谁茂昌等。[5]马昌仪在《全像山海经图比较》一书中所引清代佛山书坊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藏版《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一书，为小开本四册，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在“元集”中刻绘了134幅图（包括灵祇20幅、异域21幅、兽族41幅、鳞介30幅），从刻版、印刷、纸张、画风等多方面审看，都比较粗疏，显系民间刻本，尤其刻绘风格，与佛山木版年画颇为接近。佛山舍人后街上的近文堂书坊，此前未见于文献史料。作者所据近文堂藏版之《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的藏本，此前国内外学界从未有人提到过有这样一本书，更没有人引用过，可以断定，应该是海内外的孤本。无疑，这部书的现世，为佛山地方文化史平添了浓重的一笔。这本《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四册小书，颇像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记述的长妈妈给他在市集上买的那本《山海经》。鲁迅说这套山海经图刻印十分粗糙，纸张发黄，图像很坏，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的。“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如果我们的推断不错的话，那么，这本书应该是近文堂专为儿童读者刻印的一本山海经绘图通俗启蒙读物。尽管近文堂此书图像镌刻的线条粗而宽，很多地方干脆就是一条直线下来，很像年画中的线刻风格，但近文堂是否刻印过年画，不得而知，是一个值得继续探寻的问题。

刻书业和年画业这两个姊妹行业，无疑是佛山地方文化及其传统的一份最重要的资源和身份的符号。时间进入到了21世纪，世界各国都已经意识到了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一个民族和地区的灵魂是它的历史文化及其传统。一个没有文化及其传统的民族或地区，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所来径”的民族和地区，不管它的经济有多么发达，总是可悲的、无根的。提高全民、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文化自觉”，已成为全民共同的认知理念。
仅就木板年画而言，佛山作为华南地区唯一的生产集散中心或基地，其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其传播和销售的地区，大体上，主要在华南诸省及港澳、东南亚一带有华人华侨移民或汉文化影响甚深的国家和地区。据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佛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辑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6] “概说”所提供的材料：“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人民特别欢迎佛山木版年画中的花鸟风景画和装饰画，用来装饰他们的居室。仅在1933年，越南河内地区的销售量就达15万张。除上述国家外，佛山木版年画曾经传到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应该说，在东南亚地区的辐射和影响，中国其他地区的11种木板年画，是没有任何的木版年画可与佛山木版年画比肩的。藏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等机构的佛山木版年画，已大都载录于《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里了。至于东亚的近邻日本，笔者查阅了冯骥才约请日人三山陵女士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日本卷》，所收流传和流散在日本的中国木版年画366幅，却没有找到一幅佛山出产的年画作品。何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的疑虑一时无法得到解决，只好留待他日了。而在欧美一些国家，佛山木板年画有较为丰富的收藏，当然主要是在文化人中间。俄罗斯中国年画研究者自19世纪下半叶到中国来，实地搜集了许多中国年画，有材料说，在他们的收藏中佛山年画多达100多幅（此数无法核实）。笔者查阅李福清、王树村、刘玉山1989年在调查基础上编的《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7]，其中收有佛山木板年画12幅。他们的题名是：第6图《执刀门神》（一）（同记画店），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7图《执刀门神》（二），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20图《太上秘法镇宅灵符》，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21图《洪恩赐福解限全章》，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22图《同安宝符》，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24图《万倍黄金》，苏联地理学会藏；第31图《天仙送子》，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32图《红梅多子  五谷丰收》，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第39图《凤凰戏牡丹  功名富贵》，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44图《福禄寿八仙图》（广佛茂镇），苏联科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藏；第47图《封神故事三图》，苏联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此外，笔者又查阅了冯骥才约请俄罗斯学者李福清先生主编的《中国民间年画集成·俄罗斯卷》[8]，编者为了编这部年画集，曾扩大了他的搜集半径，把远东地区纳入搜集范围。书中收入了佛山木版年画6幅：图418、419《执刀门神》（成对）；图420《文门神》；图421《武门神》；图425《红梅多子  五谷丰收》；图427《凤戏牡丹  功名富贵》；图428《窗画一组》。其中《执刀门神》、《红梅多子  五谷丰登》、《凤戏牡丹  功名富贵》三幅，与《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重复（相同），收藏地区和单位不同。这就是说，流传和收藏在俄罗斯的中国佛山木板年画，就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总共有15幅（种）。至于其他西方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因缺乏翔实可靠的材料，暂时无法形成确定的结论。
佛山木版年画与杨柳青木版年画、武强木版年画、桃花坞木版年画、漳州木版年画、杨家埠木版年画、高密扑灰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滩头木版年画、梁平木版年画、绵竹木版年画、凤翔木版年画等12家木版年画一起，于2006年6月被认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展示了民间木版年画在中国广大地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如节日）中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文化功能和文化意义，从此，木版年画从一种源于广大民众的民间信仰和吉祥心理而自发产生和传承的传承性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跃而成为受到国家保护、政府指导、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计划）的、兼具事业性和产业性的传承性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木版年画的生存和延续，仰赖于两个条件：一，木版年画作为传承性的文化遗产，产生于和适应于农耕文明社会条件这一特定的生存空间。二，木版年画生命的延续，靠的是一代代掌握年画的创作和印制技艺的传承人的传承，而所谓传承，乃是由这些传承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于传承中不断加工、改善、创新、发展，因而其体现或反映出来的宇宙观价值观道德观，往往是超越时代的、具有普适性的。在当世这一新的文化背景下，传统木板年画的创作、生产、传播（销售），被纳入了文化和经济两个政府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调控和资助之下，固然为年画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发展条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延续了几百年的自发性传承规律和秩序被打破，开始向着自觉性过渡。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即现代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急剧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冲击着、动摇着、甚至逐渐颠覆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环境和血缘家族制度下的人际关系与礼仪制度，冲击着、动摇着、甚至扫荡着建基于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之上的宇宙观及其对自然力的崇拜和对命运的祈求，而作为这些社会发展和人生诉求载体和符号的木版年画，其适应社会变迁和新的意识形态即主流价值观的能力，还显得薄弱，从而也就遭遇了或快或慢的衰微的命途。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种表现形态的木版年画，在已经充分城镇化了的农区和村落（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发达地区），其风光不再，也许已经成了（或逐渐成为）曾经辉煌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人类记忆。我们在文献上看到的曾经形成了各自艺术特色的北京、上海木版年画，如今，我们甚至都无法找到它们曾经的生存地和传承遗迹，这些曾经光耀一时的木版年画，都在汹涌的时代大潮中无可挽回地成了历史，成了人类的记忆！去年笔者曾经到北京近郊的杨各庄大集去调查过木版年画的销售情况，但我们失望地看到，这个曾经是传统木版年画重要集散地的大集，如今摊位上摆着的，无一例外都是些现代印刷技术的、闪光放亮的大红“电光纸”印制的、适应发财心理的对联和画幅，而旧日的那种薄薄的绵绵的竹纸印刷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木版年画，如灶王爷、大刀门神、梅开多子、白蛇传、西厢记等等，全然不见踪影了！要知道，如同童谣“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所说的，“大刀门神”这类木版年画所回答的、所昭示的、所适应的，是千百万农民兄弟们的驱邪纳福、平安吉祥心理。即使现代社会下，有谁能否认驱邪纳福、平安吉祥仍然是人们的愿望和希冀？笔者希望，佛山这样的传统木版年画重镇，在如今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不要重蹈北京木版年画、上海木版年画的覆辙！当然，佛山木版年画要继续生存并传承、发展、繁荣下去，也必然地要在坚守自己固有的传统基础上，逐渐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和新的社会心理的诉求。“坚守”和“适应”乃是佛山木版年画复兴的两个关键词。
毋庸讳言，作为中国木版年画重要流派之一的佛山木版年画，在当下时代遭遇了前所未见的困境。解放前夕，还拥有几百家画坊和画店盛况的佛山年画业，在六十年的时光中，竟然几近化为乌有。在城市建设中“佛山木板年画一条街”被拆毁，如今只剩下了“冯均记”后人冯炳棠掌门、父子两人苦撑的一家年画作坊了。未久，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恐怕连冯炳棠这个唯一的佛山木版年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都没有安身之地了！佛山之大，竟留不下一个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品种吗？这样的城市建设规划，难免遭到舆论界的诟病和历史老人的质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都是国务院批准的。既然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既然是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要拆除这一建筑，怕是要由地方政府逐级报国务院审批。前面我们说过，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一个地区的复兴无疑也首先是文化的复兴。这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文化强国”的战略思想所昭示的。许多地方的文化发展史，也都告诉了我们这个真理。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为何能欣欣向荣，影响日甚？老天桥曾经是老北京平民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某一届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下，被全部夷为平地，在原址上竖起了以高楼大厦为标志的一片居民区。悲哉喜哉，难以评说。2010年城区调整，新的西城区委区政府出台了新的功能区规划，决意恢复老天桥的面貌和功能。这是一个尊重历史文化的决定！一个合乎民意的决定！在近年新一轮城市改造中，北京市政府明令保留了25片老居民区不得动迁拆除，其中包括著名的南锣鼓巷等故都居住区；近日，又公布了一项政府令，拆除鼓楼四周的所有违章建筑和不合格的建筑，恢复鼓楼及其广场的历史风貌。为了保持元代建筑北海白塔的风貌，不仅拆除了一些违章的建筑，甚至不惜把一座五层楼的医院拆掉了上面的三层。不同的决策，所反映的是当权者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执政意识和理念。历史的曲折不值得深思吗？在我们这些没有纳入地方利益关系的学人看来，提升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文化自觉”，是提升政府决策的正确性的必要途径，也是做到“文化强国”、“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重要保证。我们很欣赏佛山市政府此前在佛山木版年画的保护上，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所采取的一些重大措施，但我们对他们抱着更大的期望。譬如，下决心修改某些缺乏文化视野的、不合理的城市建设规划，恢复“被消失”了的年画一条街或文化一条街。冯炳棠先生曾感叹地对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缺钱缺人，没有号召力，依靠私人的力量去光大一种民俗文化，实在是太难了。”能否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建一个包括佛山木版年画的制作、订货、销售、拓展、展览等环节的文化企业，帮助冯记作坊走出家庭作坊的困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域文化发展的角度着眼，让传承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佛山木版年画的创作、刻板、印制、传承、创新上。在这方面，许多地方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如甘肃庆阳的香包，如河北蔚县的剪纸，都是可以参照的。
任何事物的起落消长，都有其外因和内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在事实上发挥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上，政府的角色是主导者，但毕竟还只是外因。佛山木版年画能否在新的形势下传承下去，其起落消长的内因，无可争议地落脚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炳棠先生身上。近年来佛山市政府为保护年画所采取的诸多措施中，包括传承人冯先生走进学校授课传授技艺，培养更多的年画传承者、接班者。在突破制约佛山年画发展的市场拓展受限方面，传承人不仅有更大责任，也有很大的空间。笔者以为，市场拓展的局限，除了种种客观的原因外，年画题材、品类的贫乏单调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冯氏作坊的年画，大体上以门神为大宗），很多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的题材的年画和品类，如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故事（诸如西厢记的张生与崔莺莺、无底洞等）、历史故事（诸如紫微正照、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兴唐传、罗成大战庆云波、罗成与徐立娘比武、薛仁贵征东、凤凰山、花木兰、杨家将等）、民间故事（诸如牛郎织女、白蛇传、醉八仙、八仙闹海、麻姑进酒、张仙坐镇、老鼠嫁女、义犬救主等）、古典小说（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通俗小说、岁时风俗（诸如新春大吉）、吉祥祈福年画（诸如仙鹤指鹿、福禄封侯、三阳开泰、榴开百子、金玉满堂、摇钱树、镇宅神虎、钟馗头、百福图、五福图等）体裁的年画，都在历史发展的途程中或隐匿了、或消失了，总之退出了市场，而现有的品类和题材，远远不能适应、吸引和满足更广泛的民众的心理的、生活的、信仰的、审美的需要，特别是“非日常生活”（如春节等节庆）的需要。复兴并进一步拓展佛山木版年画，守住现有的门神类和神像类的年画固然重要，因为广大民众一刻也离不开民间信仰，与信仰相关联的年画能在他们的心灵上产生呼应；但更为紧迫的，也许是要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那些被遗忘了的、然而却是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题材的年画，因为劳苦的工作者可以在美丽的年画中找到他们所渴求得到的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力量。
我们所说的年画的复兴，就是在恢复和拓展题材和品类的多样化，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满足生活的需求的基础上，重现佛山木版年画昔日的辉煌。而呼吁佛山木版年画的复兴，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根据的。回顾历史上佛山木版年画的题材和品类，是多么地丰富多样？除了最有代表性的门神画和其他神像画之外，还有岁时风俗画（如生肖画、节气画、花鸟画、福寿画等）、生活用品画（如灯画、扇画、商品标签等）、宗教及民间祭祀用品画（如纸马、神衣、符箓、签疏等）、民俗用品画（如各种节庆神诞饰品的配件等）等等，尤以花鸟风景画和装饰画先声夺人，深入人心。上文提到的佛山年画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里，共收入了各种来源的旧时佛山年画259幅（种），加上《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卷》中收入的旧时佛山年画15幅（种），以及王树村先生生前编的《中国古代民俗版画》中收入的1幅（种）[9]，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旧时佛山木板年画，就有275幅（种）。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能全面恢复这275幅（种）佛山木板年画或其中的大部分，并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无疑会以其光辉再度成为佛山地域文化的一根坚实的支柱。也就是说，恢复已经被遗忘了的佛山木版年画之日，就是佛山木版年画传统的复兴之时。我想，那将是佛山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岭南文化、对佛山地域文化的莫大贡献！
2013年1月13日脱稿
（此文系作者2013年1月15日在佛山市华侨大厦召开的“广东佛山木板年画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1] 舒惠芳、陈宏《佛山年画的历史渊源及发展研究对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 冯骥才主编、广东佛山卷编委会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概说”，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

[3] 林子雄《明清广东书坊述略》，《图书馆论坛》2009年第6期。

[4] 马昌仪《全像山海经图比较》，第一册第35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

[5] 冯骥才主编、广东佛山卷编委会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第306页，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

[6] 冯骥才主编、广东佛山卷编委会编《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佛山卷》，中华书局2010年1月第1版。

[7] 王树村、李福清、刘玉山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中文版）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俄文版）苏联阿芙洛尔出版社1989年。

[8] 冯骥才主编、李福清编《中国民间年画集成·俄罗斯卷》，中华书局2009年10月。

[9] 王树村《中国古代民俗版画》中文版第60图《紫微正照》，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

张润平

祝福刘老、乌老健康吉祥！

边缘人

谢谢润平！佛山木版年画仅剩了一家父子的作坊，他的这间简陋的的作坊还面临城市拆迁的灾难。大家去，是为了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