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

王统照与传统民俗文化

——1991年8月11日致《鸢都报》编者的信

《鸢都报》办得越来越有味道了。每期都有可读、爱读的文章，您们的心血没有白费。我们应当为她在作者和读者中扎下了深根而感到高兴。可惜的是，我没有给她写文章。我虽然过着“采菊东篱”的生活，但手头要做的事还不少，读书、写作，加上朋友来往，日程有时排得很满，生活过得很紧张、很充实。上半年两次去胶东调查研究和开会，占去了不少时间，当然收获是很大的。头一次是四月间到荣成市的石岛镇和长岛县的砣矶岛作渔民民俗文化考察。根据调查所得，给台湾办的《汉声》杂志撰写了一篇《谷雨海祭》，此外还给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界通讯》写了一篇题为《渔乡归来》的散文。第二次是应邀去文登市出席道教全真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参观考察了全真派道教发祥地和该市的经济文化情况。回京后，全力投入了《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卷》（1937—1949）的编纂工作，现在已基本完稿。在编纂过程中，找到了王统照先生三十年代作序的《山东民间故事》。这是一本诸城、安丘、高密县的传统民间故事的结集，也许是展示潍坊一带民俗文化的第一本集子吧。因此特别高兴。

王统照先生出生于诸城相州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坚、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殊大的。他的长篇小说《山雨》发表后，曾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宣传阶级斗争”为罪名予以查禁，他被迫变卖家产筹资出国到欧洲，1935年春回国，从上海到老家胶东著了半个月。在乡下的日子里，他的侄子王志坚交他一本由他和学生们搜集的民间故事，他从中挑选了28篇带回上海，交陈伯吹先生帮助出版了。他为这本家乡民间故事集子写了一篇序言，其中不仅记下了这段经历，而且还表达了他对发掘和传扬中国本土文化的观点。他说：

这几十篇民间故事从多年以来便流行于山东的胶东几县，——在诸城、安丘、高密各县所传说的大同小异，本来民间故事自有类型，甚至远隔数千里的地方而故事的性质与事实却有很多相似处，也因此，研究民俗学者能够得到相互参证的资料。
集合起一些同地带的民间故事，能够显示出这一带地方的社会状况，地里的环境，民间的理想与乞求，——爱慕与憎恶，赞美与怨恨等都很清楚地表现于故事中间。
去年由外归来，以偶然的机会到乡下去住半个月。一天清早，我的侄子志坚抱了一小包小学生的抄本给我看。他说：“小学中练习国语的写作，就出题目上说说便不容易，不是敷衍应景，就是呆板无味，引不起孩子们的兴致。我与各位先生们从去年秋间想出了这个方法，教高年级生搜集地方上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详记出来，既然可以保存，又便于作他们写国语的练习。……办去很有效果，学生都高兴。他们哪个不知道一些故事与歌谣？自几岁起，听见他们的祖母、母亲、姊妹，在灯前月下讲说的，所以记出来并不费力。这都是学校中五六年级的学生写的，除掉几个字外用不到改正。因为故事是流传多年了，谁也不能作假，先生们是本地人大都知道，学生要改头换面还没有像文人似的那种本领……”
说到这里，我们彼此笑了。
我的侄子（他是我的故乡的小学校长）走后，我在三十年前童年读书的书房窗纸下，将薄薄的小本子看了十多篇，向着窗外呆想。这些故事在三十年前我就听过不少，家里的老仆妇，常到我家说书的盲妇人，为了哄孩子不闹，她们讲述给我听。但谁的年光能够倒流回去！年龄稍大，得用心的事多，又离开故乡那样久了，这些故事的影子在我的记忆里愈来愈淡，渐至于消失得无从记起。那天仿佛把我又牵回童年！繁星闪光的夏夜，凄风冷雨的秋夕，在母亲的大屋里，在姆妈的身边，听说那些能言能动的怪物，听说那些简单有味的人情，述事，当时何曾有什么教训与警戒的观念，与什么什么的批评，只是一团纯真的喜悦与忧念关心于故事中的人与物而已。现在三十几个年头去了，想不到把忘尽的故事在他们的笔下温回了旧梦。……我那时难以言说的心情在啼鸟飞絮的庭院里，直待有人喊我吃饭，才将这些故事的记本放下。
后来我劝志坚把这些故事集印起来，不止是可作乡土的教材，也可做民间文艺的探讨。虽然不过在几个县份中流行着，但如果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地搜集，我想对于好研究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与童话的都大有帮助。
及至我离开故乡，便把这些小本子带在行箧里。现在儿童书局的陈伯吹乐意印出来给小学生们看，我异常高兴！陈先生要我写篇序言，故略述如上，至于分析这些故事中的风俗、思想等，且让于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吧。……

统照先生的这篇序言写于1936年12月8日，《山东民间故事》一书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于1937年8月，1948年2月经重订又印了一版。王先生这篇短短的序言里，触及了民间故事作为本土文化或民俗文化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民间故事的类型，不同地区的故事的相似性，民间故事所反映的理想与乞求——爱慕与憎恶、赞美与怨恨，民间故事的民俗与社会功能，等等，当然他未能展开来谈，即使这样，也不失为一篇民间文艺学上的重要文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文学研究会重要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观点。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年轻时代读过的一篇谈论列宁对民间文学的观点的文章。文章说，列宁在阅读了十九世纪出版的杜勃洛沃尔斯基的《斯摩凌斯克民族志》和昂楚科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之后，感叹地说：“多么有趣的材料！我粗略地翻了翻这些书，我觉得，显然现在还没有人愿意总结这些材料，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整理这些材料，用这些材料是很可以写出非常出色的关于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的著作的。瞧这里！昂楚科夫的这些故事我翻阅过一遍，就有很精彩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应该提醒我们的文学史家注意的东西。这是真正的民间创作，对于研究我们今天人们的心理是太需要、太重要了。”列宁的这些话，也许当时王统照先生并没有读到，但他们的思想意旨是那样的不谋而合。

写得太多了。所以一发而难以收拾，无非是有感于我们的作家们、文化工作者们，对我们民族的和本土的文化还缺乏足够的注意。就一个人来说，我们所做的，甚至比我们的前辈作家们还少。而重要的是，不仅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创作需要从本土文化或民俗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且从这些本土文化或民俗文化中可以认识人民的历史、人民的心理、人民的愿望和乞求。
刘锡诚
1991年8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