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灾难与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2012年11月27日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通讯员 肖坤冰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讯（通讯员肖坤冰） 11月10日，由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灾难与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博物馆、中山大学、云南省社科院、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灾难与发展”，西南民族大学西南少数民族中心主任杨正文在主题发言中指出，灾难是人类社会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按乌尔里希·贝克的说法，我们已经处在风险社会时代，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和跨区域性、全球性是风险社会的时代特点。汉语中有“天灾人祸”的说法，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原因形成的——以“灾”命名的灾难；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以“难”、“祸”命名的灾难。灾难有六个特性：一是突发性、二是异常性、三是破坏性、四是不可抗拒性（或不可控制性）、五是公共性、六是恐怖性。灾难的这些特性将会对人类生活、社会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因而中国人类学不能回避灾难问题的研究。本届研讨会主要围绕着人类学对灾难的学理性研究、灾难与社会文化重构的问题、本土的灾难应对知识与机制三个方面展开了深入探讨。
人类学对灾害、灾难的学理性研究
四川大学教授冉光荣在开幕式致辞中强调羌学研究、人类学不仅要关注于灾后重建发展的研究，更应该关注于灾害历史的研究。中山大学教授张应强在“人类学视角的灾难研究”发言中，提出了如何从人类学看灾难的问题。他认为汶川大地震重灾地区的羌寨已经超越了人类学传统的以“村落”为单位的研究。在政府主导的整体规划与重建过程中，这些村寨原有的社会生活空间及社会关系网络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羌族本土性的社会体系是否还在起作用。从这些层面上来看，重建过程中的羌族村落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应该成为检讨传统人类学社区、村落研究的一个契机，对这些村落社会呈现出来的认同、权力网络、地方性的研究可以有贡献于中国的人类学学科理论建设。
云南省社科院教授李永祥在题为“灾害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及人类学思考”的发言中，回顾了非洲干旱灾害、南美地震灾害、斯里兰卡的海啸灾害研究，并结合自己对哀牢山泥石流的灾害研究案例，从救援者与被救援者、灾区社会精英与普通灾民、政府规划的搬迁重建与村民重建关系等层面，讨论了灾害管理中的各种资源分配、权利、文化等的矛盾冲突。他认为人类学对灾害风险管理的研究，既能从理论层面上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同时也可以为灾害风险管理提供实践上的借鉴意义。
重庆大学教授彭文斌从灾难、灾害等概念入手，梳理了灾难研究的几个方面：媒体化、社区化、学理论、历史化的研究。倡导要进行跨文化多层面的灾害比较研究，也讨论了灾害中政治认同的问题。
灾难与社会文化重构、变迁的研究
灾难，特别是重大灾难的发生对社会文化重构、文化规则的改变在世界各地有诸多案例，比如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中均流传有“洪水后兄妹通婚故事”、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联合国组织机构及相应的规则，5.12汶川地震之后羌历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紧急濒危名录等，都隐喻着大灾难带来的一些社会规则的变化。
四川大学教授石硕以灾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重建案例，探讨了灾后重建中羌族社会文化的持续性问题，也反思了各种重建主体交织可能影响到的羌族社会的变化。他认为“文化”是生存方式选择的结果，应该是一种能为当地人带来最多福祉的生存方式，灾后羌区社会的一系列变化是当地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只要这种变化有利于其社会发展，有利其日常生活和谐，是能够接受的。我们没有必要让他们固守于过去的生存方式，这也使我们可以从灾难中看到获得发展的机遇。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曦梳理了国内外人文学科对灾难的研究，结合1933年的叠溪地震的羌族民间传说的案例，关注于灾害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讨论灾害传说中隐喻的社会矛盾与冲突。
贵州大学教授杨志强从其最近倡导的“古苗疆走廊”所发生的战争等人为灾难及苗族的苦难记忆，讨论了这些苦难记忆与苗族认同整合之间的关系。
四川省社科院教授徐学书在发言中，从古代“大禹治水”的“汶川之会”事件，到“5.12”汶川大地震的抗灾及灾后重建工程，探讨中华民族凝聚、民族精神彰显的标志点，并提出应在汶川建立中华民族精神标志地建议。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灾难治理行为可以成为凝聚文化认同和整合民族精神的动力。
地方的、本土的灾难应对知识与机制的研究
中山大学教授刘志扬在发言中，以在四川平武县亲历的赈灾过程为例，讨论了本土知识应对环境灾害的实践，指出西南地区由于过去在抗灾过程中没有很好注意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本土灾害应对机制，造成了更大的灾害损失。
西南民族大学副研究员张原、郭建勋，北京民族文化宫的学者罗吉华也分别从震后羌族救灾案例、藏彝走廊、九寨沟的具体研究阐发了对地方的、本土的灾害应对知识及其作用的认识。
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问题比较集中和深入，讨论既注意到了学理性，也体现了应用人类学的实用价值，对于羌族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该如何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