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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为李福清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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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为李福清祈福

为李福清院士祈福
日期:2012-10-10 作者:冯骥才 来源:文汇报



图片说明:我们正编发这组稿件时遗憾地获悉,李福清先生(右图,冯骥才提供)已于10月3日去世。 ——编者



  为李福清院士祈福

  ■冯骥才

  今年九月七日,我给远在莫斯科的李福清发了一个邮件,祝贺他八十寿诞,并告诉他为他选编的论文集快印出来了。他迟迟未有回复,使我担心起来,我知道他重病压身,心中暗暗祈求上苍佑他转危为安,能有什么奇迹在他身上发生。

  李福清很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汉学家都有一个中文名字,他俄文名字的译音是鲍里斯·里弗京。我结识他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自“前苏联”来找我。尽管他年长我十岁,那时还是很年轻。身子结实而有活力,下巴的胡子比墨还黑,探询的目光充满真诚,还有一种亲和感。由于近当代中俄非同寻常的关系,我这一代人与苏俄文学有种特殊的情缘,拿王蒙的话说“那时苏俄文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此前我本人与苏联文学界不曾有过接触,头一次接触便情不自禁大谈苏俄文学;他却避开我的话题,反过来谈我的作品。没想到他对我写的东西竟然那么熟悉,而且已经翻译了我的小说。据说他把我那个凄苦又哀伤的短篇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译成俄文发表在前苏联的《文学报》上时,使得“苏联读者”颇为吃惊。因为那时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当代文学是非常革命化的,昂扬乐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勇往直前,从来没见过“这么伤感的中国当代小说”。这样非同一般的读者效应,促使他在“苏联时代”就出版我厚厚的一本小说集了。

  译者与作者的关系情同知己,我们的关系究竟有多亲近?有个小故事胜过许多描述。

  八十年代后期,李福清去德国访问时,要从波鸿去往科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在波鸿大学任教的德国汉学家马丁教授——也是做我研究、与我过从甚密的好友——对李福清说,你到科隆可以住我家,我的房子现在空着。李福清到了科隆已是深夜,他找到马丁那条街,却只记着马丁对自己房子的描述,忘了门牌号。他拿不准自己面前的房子是不是马丁的;他掏出钥匙试一试,居然打开了门,可是进了屋子开了灯,心里还犯嘀咕,怕弄错。忽然他看见桌上立着一个小镜框,里边照片竟是我的——

  “呵,是冯骥才告诉我这房子没错!”李福清事后到中国来,对我说起这件事时,哈哈大笑,眼睛闪着亲切的光。那意思像是说:瞧,我们的缘分!

  而往后,我们的缘分更是非同一般,甚至可以用这四个字来表述:十分奇特!

  三十多年来,我们可不是一动不动并立在文学这块土地上的两棵树,一起蹿枝长叶,开花结果;而是像一条江上并行的两条船,一同转弯,转来转去,始终没有分开过。

  八十年代末,他把一本又一本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研究的专著送给我时,我正一部又一部地发表我的文化小说。记得他每次来天津访我时,我都会陪他去沈阳道的旧书摊和山西路上一个书贩子家淘书。我俩都喜欢清代民间木版印制的绣像小说。每当他翻到一本少见的小书时,脸上的神气好像带着很强的“饥饿感”;他常常是抱着一摞书、咧着胡须中的大嘴笑嘻嘻满载而归。待到九十年代,我投身到中国民间文化抢救时,他作为老一代俄国汉学大家、中国年画研究学者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对年画异常的酷爱及其学养都派上了用场。他几乎像一个志愿者,兴高采烈地加入到我们的年画抢救与学术整理中来。

  应该承认,俄国学者比我们更早地认识到年画——这种岁时应用的花花绿绿木版画中极高的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从科马罗夫到阿列克谢耶夫——大约由1894至1907年——他们在中国收集并捐藏到俄国一些博物馆的中国木版年画当以万计,而其中大部分在当今中国已无迹可寻。这批藏品是必须进入我们抢救范畴的。在我邀请李福清来整理这批珍藏在俄罗斯的珍贵的年画遗存时,他已年逾七十。他虽然身为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向例不要助手,独来独往,全凭个人。我担心他以一己之力,难以胜任。谁料他像是要实现自己一个夙愿那样,即刻开始工作。那两年他东奔西跑,反反复复游走于分布在俄罗斯各地的二十多个博物馆,翻遍馆藏中国年画的珍品,从中择粹取精,历时三年,终于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其间,使我惊异的是他筛选、考据、断代、确定产地、阐释内容的能力之高。这些方面不单需要年画学本身极深的修养,更要广博又庞杂的文化学识。他几十年在中国历史、文学、戏曲、曲艺、美术、民俗等方面研究积累下来的功力,全都使用到这项工作中来。特别他为这部堪称“俄藏中国木版年画档案”而写的题为《中国年画在俄罗斯》八万字的长文,使我读过不禁发出感叹:“当今俄罗斯,李福清之后谁是来者?”

  李福清是位真正的学者。他治学精神几近疯狂,每次与他见面,他都会先掏出一张纸,上边写满了一个个要与你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口袋,里边全都是要请你帮他识别的图片和底片,每张图片每个细节都得谈得明明白白才撂到一边。他深知“学问”二字的关键是“问”。因此,他在中国学界的朋友不胜其多。如果他与你讨论问题时,你对他说“晚上请你吃饭”,他会一边礼貌地说声谢谢,一边摆摆手表示没兴趣。他的全部兴趣都投在大得没边、深得没底的中国文化上。

  汉学家的意义是,在你急着叫中国文化走出去时,他们已经把中国文化拿过去了。

  为了中国文化,他一趟趟辛辛苦苦访华数十次。他把多少生命时间放在来来回回长途飞行的航班上?

  所以,我特别珍惜李福清。不单因为他是我多方面的知己,异国间情投意合的老友,更由于他在中俄文化交流上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李福清八十岁之前的一年,我们就与南开大学的俄国语言文学教授阎国栋先生商议,今年秋天把李福清请过来,还要多邀请一些他在中国的朋友,为他做寿祝寿。为老者祝寿是中国的人文传统,我们想以此表达对他由衷的敬意,进而还策划了一本搜集了李福清多年年画研究的文集,耑意用来为此举增色添花的。现在应做的决定是,不管他能不能再来中国一趟,我们都会如期出版这本书,如期举行祝寿会,为他祈福,天赐寿焉。

  2012.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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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祝福应实现!这是代表中华民族的祝福!祝福李福清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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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清先生去世了?
这真是一个令我心情非常不好的消息。

李福清先生和刘魁立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师大的时候,跟刘先生一起接待过李福清先生,如今想起来,真是恍若隔世。

李福清是个学术狂人,对时间吝啬到了极点,一点中国的人情世故都不懂。
我陪了他那么多天,他连我的名字都没问过,甚至一句“谢谢”都未曾说过。
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认真看过我一眼,我相信如果我们再次见面,他一定不知道我是谁。
他总是在提问,以及沉默。
到了国图,我帮他把资料调出来了,他说:“你现在可以走了,12点再来吧。”
他甚至不给我坐在边上向他学习的机会。

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可宝贵的学术品质——
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术上。

虽然我做得远不如李福清先生,但我一直把它记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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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东兄又提供了一个李福清的侧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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