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
2012/09/23 00:00:00 来源：
YNET.com 北青网 作者：罗皓菱
“无奈 孤独 弱小从不肯放过我”———
1999年，冯骥才在对法国的访问中，认识到罗尔马任文化部长时所进行的超大规模的全法“文化调查”的非凡意义。于是， 冯骥才这个名字一夜之间，成为了“抢救文化遗产”的代名词，他以笔为武器，频频发出犀利观点。在抢救的过程中，可谓屡战屡败，但仍旧屡败屡战，“无奈、孤独和弱小却不肯放过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绝不会停下来或掉过头去。”
在北京入秋的季节，刚刚过完70岁生日的冯骥才也正式步入“金秋”。
前几天，“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成就展”的展厅里，静静地流淌着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的主题曲，身高1米92的“大冯”有一点点感伤，半晌吐出一个词——“百感交集”。这是李叔同暮年在杭州灵隐寺时，在纸上写下的四个字。
“我的天性里有很多伤感的东西，但同时也有很多积极的因子，我对于生活并不消极。”曾经还当过篮球运动员的他长臂一挥，指着墙上展览设计图标，“你看这个形状，是个逗号，我喜欢这个意思，拒绝句号。”
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冯骥才说，没想到自己到了晚年越来越忙，不止一个人问他，70岁了，还不歇歇，换一种活法？他的回答是，我现在的活法不好或者力不从心吗？还有另一种活法更体现我的思想与天性？如果叫我换一种人生观和生命观，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温故1942
近些年来，冯骥才被大家所熟知，大多源于他对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吁，他的形象大抵是肩挎相机，背后是无尽的田野、古老的遗迹或是了无人迹的古村庄。“我喜欢这样——在生活与文化深深的肌理里感受、思考和工作。”他说。在年纪稍大一些人的印象中，还依稀记得其实他最初是个作家。
人们对他了解不多，源于他很少谈论自己，很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家世。在跨入70岁的某天下午，无意中听到电影《时光倒流七十年》中的那首曲子，他突然有了一种很怀旧的感觉，“在这个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里，我真的很像被拉进无比深邃空洞的时光隧道里，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鱼贯地撞在我心上，直到最后把我掩埋起来，甚至一时找不到自己了。”
他突然觉得应该对自己走过的岁月做一点总结，“我活在过往的时光里，早已死去的记忆一个个复活过来，它带来昨日的气息与情感。”在金色的时光隧道尽头，他看到了1942年的那个春天，天津兆丰路上一幢洋房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继姐姐相继问世后，这个迟到的长子，必然成为了全家的宠儿。
他的父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而是上世纪初在“移民潮”中随同家人进入天津。父亲的家族来自吴越之乡浙江宁波，母亲则来自齐鲁大地上的名城济宁。很多年以后，在北京画院的一处茶苑里，被记者问到他的艺术生涯是不是家学使然，他立马反驳道，“不！我的父亲是个商人。”
“我父亲不太喜欢我，我是说——他不像喜欢别人那么喜欢我，尽管我是长子。他大概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艺术这么热爱。”他沉思片刻道，眼睛望着窗外，“你看对面那个建筑，我就能看上半天，因为它有一种特有的形态，别的地方没有。”一边说，还用手比划着。在他看来，艺术是什么呢？——“它应该是你的心和你的想象初恋，那个瞬间，所有的汗毛口都是张开的，内心充满了感动。”
父亲在他印象里更像一个犹太商人，缄默而理性，“他钟情于创业，从银行到贸易，面粉厂到煤矿的兴办，他一心想把事情做大做强。然而我的天性却看不到生活中的商机，对营利的事无兴趣，因此不理解父亲，与他一直有距离。”但是，他的母亲倒是“感性”，而且“少有的美丽”。
■岁月静好
尽管和父亲有距离，但他的童年仍然无疑是一个由阳光、笑声和美梦组成的美妙无穷的幸福混合体。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全是各种胡思乱想和恶作剧。
人的天性从少年时期就可以看到了。母亲曾告诉他，小时候早晨刚睁开眼时已经开始说话，晚间眼睛合上仍然没有闭嘴；只要有一点精力都会把它使尽——他至今仍然如此。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很多时间在自己想象并不在现实中生活；他对视觉的美有特殊的敏感，记忆也大多是形象化的；他太顺从自己的性情，不喜欢任何束缚，不太喜欢做重复的事情，少年时最怕睡觉——因为感觉睡觉把有趣的明天推得远远的。
由于身高优势，他从中学起就效力于篮球队，初三起习画，师从严六符学习山水画基本功，他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是命运的捉弄，19岁的他却因为“成分”问题没有如愿走进中央美术学院，而成为一名篮球中锋。
因为伤病，在1962年的时候，冯骥才告别了球队，开始在国画研究会当起了一名画工，每天的工作就是临摹古画。但是让他感到幸运的是，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时间和自由，“我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我从来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一个理想主义者想快乐地活下去，最好是钻进艺术而不是现实里。”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他还收获了人生最美好的爱情，他的爱人出生在天津五大道最大的一座西班牙式花园别墅，和他们家算是近邻，“我原本天性伤感，但被她有点异化了。她爱笑，我就说笑话给她听。她与我都爱画画，喜欢各种美的事物，甚至唯美得有点过分。美可以改变现实的一切，甚至把生活的苦变为可以享受的美。”
他还记得，她送他的第一件礼物——一本《契科夫传》，而他则回赠了一本《唐前画家人名词典》，两个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尽管生活并不如想象中一帆风顺，但也过得云淡风轻，诗情画意。蓝天底下，宣纸打开，你画人物，我补竹叶，一幅两人合作的《春园觅诗图》见证了那段美好的日子。
“我降生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里，可是从今天回头看，命运真的不会只把幸运给你，当你一只手接过来幸运，它一定还会把厄运塞到你另一只手里。”冯骥才说，“在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到来之前，我生活在艺术的、唯美的、理想主义的、性情的世界里。然而，这个世界一夜之间被粉碎。”
■一分钟的精神失常
1966年8月，冯骥才因“出身”问题被抄家。那天，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红卫兵押到一个房间，突然看到母亲坐在地上，头发剪秃，像个男人，满脸涂着紫药水，我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失去知觉，过一分钟醒来后，围在他身边的人骂他“装疯卖傻”。
事后母亲告诉他，他自以为“失去知觉”的一分钟里，其实是瞪着眼睛大声狂笑，形象和声音十分骇人。回忆当时的情境，他说，“我觉得好像有一个皮筋似的东西拉了我一下，这才醒来。有位医生说，如果没有那个皮筋，我可能真疯了。”
还有他的“新婚之夜”，也是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度过的。他结婚的房间不足八平方米，床是用木板搭在砖头上的，晚上睡觉连门都关不上，只得用铁丝拴上。新婚之夜，楼下的红卫兵故意大声吹喇叭、用手电筒往屋里乱照，吓得妻子顾同昭战战兢兢穿着棉袄和他坐了一晚。
整整十年，他说都在一种看得见的绞肉机里被各种尖利的齿轮倾轧着。为此“文革”后，他写了那部《啊！》，从这部作品到《一百个人的十年》所写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历程与体验。“我的青春连一丝阳光也没有。可是文学恰恰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秘密进行的。有人说我‘文革’的情结太深，我说我对‘文革’没有情，只有结。这也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结，所以我要用笔来打开这个结。”
同样可怕的还有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那场大地震也严重波及天津，死亡上万人。冯骥才记得，当时半分多钟的强烈晃动将家的后墙震飞，邻家的烟囱砸进屋里，身上全是破砖烂瓦，他是将幼小的儿子护在肚子底下爬出来的。
第二天，他找朋友借了一台照相机，登上他家的废墟，不是取衣服和被褥，而是取了另外两样东西：一是他耗时一年临摹的宋代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是将震后家中所有细节都拍摄入镜。临走时，看到他家月份牌正停留在“7月28日”那天，便随手撕下，如今也成了他的“家庭文物”。
■文学年代
“伤口里最容易生出文学。”他说，“我经历了抄家、暴力，以及恐惧、屈辱、折磨，以及任意的伤害，我曾想写过一部名为《抄家》的小说，但是最终我放弃了。我反而写了另一部《感谢生活》，因为，正是这种急转直下、一落千丈的周边，使我感受到社会人生的真谛；并使我从想象走向思考，懂得生命的价值和大我的失明，因而拿起更为沉重的文学的笔。”
《感谢生活》里的原型是画家韩美林，创作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当时把他的故事讲给巴金听，巴金写了一篇散文，叫《小狗包弟》，收在《随想录》里，讲给张贤亮听，他写了《邢老汉和他的狗》，后来我想我为什么不写，于是后来我就写了《感谢生活》。”说到这段往事，他依然乐不可支。
他坦言至今仍然很喜欢这本小说，“你把艺术家放在生活的苦难里，他依然能够找到美。”他在小说里写了这么一个细节，“他被关到一个地方，晚上月光进来，照在窗户台上，那个地方是个瓷器厂，放了几个以前烧的有点变形的动物，月光照在上面，他被这个迷住了，其他都忘了。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纯净的。”
除了《感谢生活》，他的很多作品都影响极大，他在改革开放后第一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铺花的歧路》被改编成儿童连环画，第一版就印了五十万册。成百上千的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的泪水滴在上边所致。这沙沙声深切地感动着我。”
文学创作也是一件艰苦的工作，写作最初的年代，每年几十万字几乎把他压垮，大约两年时间他被“植物神经紊乱”——心跳过速、心悸和昏眩折磨着。文坛朋友听说病了都来看他，“记得夏天里的一天，忽然来了一位年轻人，光头流汗，红涨着脸，扛着个西瓜。他说，‘我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叫刘恒，我们领导听说你病了，叫我来看你。我下了车，心想总得给你带点什么，给你买个瓜吧。’”
冯骥才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极特殊的时代，如今针对“新时期”文学，有很多批评，在他看来那是愚蠢的，“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属性，它勇敢地承担着那个时代的使命。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仅有的一次批判过现实主义文学运动。”
■抢救文化
1994年底，天津决定拆除老城，一下子把他从绘画艺术的自我中呼喊出来。“天津拆城前，对于这座近六百年历史、蕴含深厚的老城文化没有任何记录，一旦沦为推土机的牺牲品，后人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故乡的笑与愁容。抢救，既刻不容缓，也义不容辞。我的文化保护就这样蓄意已久，一夜形成。行动也跟着开始了。”
1996年，对敦煌与丝绸之路的文化考察，使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获得更深刻的文化反倒是反省，并找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1999年对法国的访问中，认识到罗尔马任文化部长时所进行的超大规模的全法“文化调查”的非凡意义，这后来成为我倡导“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楷模。
冯骥才这个名字一夜之间，成为了“抢救文化遗产”的代名词，他以笔为武器，频频发出犀利观点。在抢救的过程中，可谓屡战屡败，但仍旧屡败屡战，“无奈、孤独和弱小却不肯放过我，如果你不能证明我错了，我就绝不会停下来或掉过头去。”
2001年以后，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他还当选为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天大的事对我是天大，原来我一生最忙的时期，竟是在甲子之后，我庆幸在这个人们多半要‘告老还乡’的人生阶段，自己忽然站到了自己的肩上——忘记自己和看清楚了世界。”他说。
文学，在这个阶段虽然不再充当主角，退居平行，但却是依然不断有新作面世，《俗世奇人》可以看作冯骥才在“文化小说”写作中攀登的最高点，大量的文章诸如《挑山工》《珍珠鸟》等30多篇被收入各种中小学教材。
在2010年，他还为自己这篇最广为人知的《挑山工》写了一首七律，表达今日对挑山工的感悟。“少年常吟蜀道难，畏似天梯不可攀，如今霜雪驻双鬓，始知蜀道在人间；登阶步步背心力，面前依旧百重山，人生真谛君若解，应如挑夫莫不言。”
20世纪最后十年，大冯自言真像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了，“我在文字、绘画以及城市保护多领域间来回穿梭，在不同地方不同场合遇到的人太多，自己要做的和别人要我做的事又全部挤在一起，我的袋子真有点‘撑不住’的感觉。但是我说过，‘如果你的胃有超强的消化力和吸收力，过多的食物只会叫你感到丰富与充实。’”
回望自己过去的时光，冯骥才用了这样一句话，“20岁进入社会，50岁是不惑之年，70岁明白了天下与自己。”他说，“人总是在后程才明白了自己。如果还不明白，那才是白白枉费了一生。人生可以这样地‘走进’时光隧道，却无法使人生重来一次。好在我前边还有一段路，我知道怎么走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