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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九一八”纪念史80年漫长的“九一八”纪念史，是一段将历史还给历史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迄今尚未结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每年都组织九一八国耻日纪念活动
对“九一八”的纪念，始于事发当年。9月20日，南京中央政府召开临时会议，决议以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以示对沈阳陷落表示哀悼。该年10月10日，系中华民国成立20周年国庆，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600余人参加，国庆日一变为国哀日。此后，1932、1933、1934，国民党中央每逢9月18日均组织大型的纪念大会，各省党部也均组织相应的纪念活动。1935、1936年，因国内重要城市实施戒严，党政机构未筹备和参与九一八国耻纪念。1937年受“七七事变”刺激，国民政府组织下的九一八纪念活动异常隆重；1938年9月18日，蒋介石更亲自撰写发表《告东北同胞书》。
这种中央党政部门组织的国耻纪念活动，一直维持到1940年。该年，国民中央政府发布通令，宣布自1941年起，九一八纪念日合并到七七抗战建国纪念日党中，中央政府不再独立组织纪念活动——之所以如此，实有鼓舞军民抗战必胜的士气的考虑，如陈立夫该年刊文标题《以七七光荣洗刷九一八的耻辱》，就是此意。此一时期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抗日动员，如宣誓抗倭自卫、捐资抗战、抵制日货等。
内战时期，两党纪念“九一八”主题各异，中共侧重反美，国民党侧重反苏
内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继续纪念“九一八”，但纪念的内容则全然不同。在中共方面，主要侧重于谴责“美国反动派扶持日寇”，有在中国重新制造新的“九一八”的危险。如1946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刊文《美国反动派扶持日寇——为纪念“九一八”而作》，如此说道：
“日本法西斯毕竟被打垮一年了，但它没有彻底被消灭，因为美国反动派今天正在扶持日本法西斯的残余势力。美国反动派今天对日本的政策，使我们想起了十五年前九一八事变时以及从那时以后十五年来美国反动派的对日政策。我们中国人民今天纪念“九一八”，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为警惕是有意义的。“九一八”事变时，美国当局采取什么态度呢？当时以国务卿史汀生为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派，是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纵容的政策，……就在美国财阀的帮助下，日本法西斯才打下了现代化的军需工业的基础，也才有恃无恐敢于发动“七七”事变，大规模侵略我国。……今天逢到“九一八”纪念日，中国人民的伤痛未愈，记忆犹新，我们再不容许美帝国主义扶持下日本再来第二次“九一八”事变。”
1947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再度刊文《“九·一八”以来美国助日亡华罪行录》，文章说道：“今年九月十八日是“九·一八事变”十六周年纪念日。十六周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法西斯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这一侵略战争，当时不仅为德意法西斯所声援，同时也为美帝国主义所支持。……全国同胞应严重警惕第二次“九一八事变”之威胁！消除这一威胁唯一可靠的道路：只有全国同胞和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积极响应和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为打倒美帝国主义忠实走狗卖国大汉奸蒋介石的统治、驱逐美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到底！”
国民党此一时期宣传纪念“九一八”，也着眼于告诫民众“警惕第二次‘九一八事变’之威胁”，不过与中共不同，国民党的宣传机构认为可能在中国造就第二次“九一八”的势力，不是美国，而是苏联。1947年，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激战正酣，8月28日，九一八前夕，《时事公报》即刊发文章认为《苏联侵略威胁中国 居心造成新九一八》；而9月17日，陈诚书告东北军民，也再度提到纪念九一八的意义在于提防第二个“九一八”的发生：“中央社沈阳十七日电：明日为‘九一八’十六周年纪念，陈参谋总长兼东北行辕主任，特发表告东北全体军民书，说明今后如何防止第二个‘九一八’的发生。……陈氏特别警惕东北全体军民，谓现在‘九一八’可闻的事迹，虽已成为过去，但东北可怕的危机，并未因日本的败绩而有所减少。”
1951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
在80年代之前，九一八所受到的关注相当有限，以《人民日报》为例，此一时期，只有每逢整十年的纪念日才刊文纪念。
1951年是“九一八”事变二十周年，又正值抗美援朝。如何消除美国遗留在国人心目中的正面影响，是新政权急于完成的一项工作。譬如，1951年2月25日发布的一份《中共南京市委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如此表述这项紧迫工作：
“在运动中一切宣传教育工作，要注意思想领导。首先要从控诉日本暴行引上仇恨美国，其次要使控诉日本暴行与提高群众的胜利信心结合。要防止单纯为反日而控诉日本，以及滋长落后群众的“恐日病”。同时要注意加强对过去群众尚未充分发动的部门和工作薄弱的地区的领导。切实注意从各种不同情况出发，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对千篇一律的形式主义，如发动群众进行控诉，其内容一般可从控诉日寇罪行开始，但不必机械，亦可控诉蒋匪特务罪行或地主恶霸罪恶开始，而最后总结到反美上去；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南京抗美援朝运动》，陈丽君，何银基/主编；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等/编）
此一时期，包括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在内，均承担着“从控诉日本暴行引上仇恨美国”的功能。南京大屠杀期间曾救助中国民众的西方友人，也一度被错批为大屠杀的帮凶，出现所谓“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的“结论”。“九一八”二十周年纪念，自然也不可能例外，同样承担着“从控诉日本暴行引上仇恨美国”的功能。《人民日报》9曰18日刊文《打碎美国奴役亚洲人民的侵略计划——纪念“九一八”二十周年》，即如此说道：
“九一八”事变到今天，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在纪念‘九一八’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民一面满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胜利信念；一面对美帝国主义充满着旧恨新仇。……当中国人民正在和日本侵略者搏斗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却支持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当‘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美帝国主义为了要使日本军国主义者，充当远东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鹰犬，表面上标榜所谓‘不承认主义’，实际上却采取了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
196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纵容和帮助”
1961年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人民日报》几乎是完全重复了一遍1951三十周年时的调子。《人民日报》9月18日当天刊文《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而作》，明确说道：“三十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纵容和帮助，发动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大举侵略中国，使中国千百万人民丧失生命，亿万财产遭到浩劫。……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狂，是美帝国主义助纣为虐和怂恿的结果”。同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不许新的“九一八”事变在亚洲重演！》，则号召“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决不能麻痹大意，而应该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粉碎美帝国主义阴谋利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计划，决不许新的“九一八”事变在亚洲重演！”
1971年：为联美反苏，不再将“九一八”和“美帝国主义”捆绑到一起
1971年九一八事变四十周年。中国的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苏交恶，50年代确立的“一边倒”外交原则破产，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更让毛泽东开始忧虑中苏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这种现实危险给长期以来一直在意识形态领域尖锐对立的中美两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和解的机会。和解自1970年开始，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到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中、美联合反苏的新外交关系正在迅速形成。
这样一种新的外交形势，很具体地反映在了这年《人民日报》纪念九一八四十周年的尺度上。9月18日刊发的新华社文章《九一八事变》，全程回顾了事变的经过，但并没有一字半语提到美国和日本侵华有任何关系，更没有像此前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时那般，将日本侵华直接归因为“美帝国主义的纵容和帮助”，文章仅在末尾一段提了这么一句：“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的扶植下正在重新抬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同日刊发的另外两篇文章《“九一八事变”的历史不许重演》和《日中友协（正统）、日本社会党就“九一八事变”四十周年分别发表声明》，也同样没有再将“九一八”和“美帝国主义”捆绑起来，在叙述日本侵华历史时，无一字半语涉及美国。
1981年：中日关系蜜月期，人民日报只字不提“九一八”五十周年纪念
1981年是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按惯例，《人民日报》应该刊登纪念性的文字。但结果这年的9月18日，《人民日报》并无一字提及九一八事变。究其原因，与此一时期中日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蜜月期大有关系。1978年，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实质上确立了一种“反苏”意义上的“准中日同盟”；1979年，日本又确定了对中国实施援助开发贷款；1980年，中日民间、官方高层互访不断……而具体到1981年，九一八前夕，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小平等领导人，还连续三天会见来访的日本众议员及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更重要的是，大批日本援助、合作项目如大庆石油化学工程、宝山钢铁厂第一期工程、中日友好医院等，均在该年破土动工，开始实际运作。如此，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并未刊登只言片语的纪念性文字。
但在1982年，发生了中日第一次教科书事件。该年6月25日，日本文部省宣布对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审定完毕。审定修改的教科书，刻意淡化乃至否定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径，如把日军侵略中国华北，改为“进入”华北，把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将“侵略”一词篡改为模棱两可的“进入”或“进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则遭遇大段删改，如将“在占领南京之际，日本军杀害了中国军民，并进行了强奸、掠夺、纵火，这一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上的遣责，据说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这一段原记述，篡改为“在占领南京时，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本军队也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由此使被激怒了的日本军队在占领南京时，在一片混乱中，杀害了多数的中国军民，受到国际的遣责”，突出强调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日军屠杀暴行之间的因果关系；……“九一八”事变也被篡改为日本军队“爆炸了南满铁路的局部地方”，刻意与“侵略”拉开距离。
缘此，1982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一改此前仅逢整十年纪念日刊文纪念的惯例，刊登《“九一八”事变》、《沈阳一些老人回忆五十一年前往事 揭露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真相》等文章，称“现在日本有些势力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严重警惕。我们要同日本人民和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一起，排除一切妨害两国关系的因素，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1991年以后：官方纪念渐趋频繁，“勿忘国耻 奋发图强”成为新纪念主题
1991年“九一八”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规模，超过了此前历次整十年纪念日。九一八前夕，先是出版了《“九·一八”事变丛书》，该书得到了邓小平、、杨尚昆、张学良等人的题写书名或者题词，李瑞环、丁关根等都曾出席该书的座谈会并讲话，可谓声势浩大。9月15日，又举办了有中顾委委员、中共及国民党将领及后裔参加的纪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座谈会。9月18日当天，《人民日报》的纪念报道，不再沿用1971年和1982年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说法（事实上，二战后日本政体经过改造，早已彻底告别军国主义），而以“勿忘国耻”和“自尊、自信、自强”作为新的纪念主题。
此后，官方的“九一八”纪念渐趋频繁，不再局限于整十年纪念模式。“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主题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如2001年《人民日报》提炼的主题是《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2011年提炼的主题则是《勿忘国耻 共襄复兴——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八十年纪念史，越来越尊重历史，但还远远不够
纵观自1932年到2012年整整80年的“九一八纪念史”，在80年代以前，始终没有站在尊重历史的立场去纪念这场国耻，而是为实用主义不惜扭曲历史。所幸的是，进入90年代之后，日本发动九一八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纵容和帮助”、“ 日本军国主义在美帝的扶植下正在重新抬头”等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说法，已经彻底消失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有了这些还远远不够。尊重历史的真相，是一切纪念的前提。在这方面，关于九一八，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九一八”不抵抗的责任问题，日本学者土田哲夫早在90年代初就已研究得出结论：
“笔者认为，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采取不抵抗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南京政府所命令的结果。他们（张学良的东北当局）认为，因为(1)国力还很脆弱，对日作战，中国必将败北；(2)国内分裂，对外不能不慎重，故目前中国不得不尽力避免对日冲突。这些对日政策和认识都可以说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权采取之政策的原型。”土田哲夫指出了一个非常明显不容回避的事实：“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1930年9月蒋介石、张学良合作以后，张成了蒋介石的重要同盟者。南京和东北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中央和地方的上下关系，但在当时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即张学良本身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载《张学良生涯论集——海内外专家论文精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土田哲夫的这一结论，在日本学界已经形成共识（何况更多的解密史料一直在不断佐证着土田的结论），而大陆方面，许多媒体纪念九一八时，往往还按照惯性在谈论什么“张学良因奉蒋介石命令，故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比若此，虽以“自尊、自信、自强”为九一八国耻纪念的主题，但在日本学界看来，恐怕这“自尊、自信、自强”的成色，是要大打折扣的。而“不抵抗问题”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结语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灭人之枋 ，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只有将历史还给历史，才能让纪念具备真正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