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与游离*
——基于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庄田野调查的讨论
郭建斌
【内容提要】本文以笔者在位于中国西南中缅边界，滇、藏交界的一个独龙族村庄观察到的当地人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田野资料为基础，从“媒介仪式”视角进行讨论。笔者认为，对于“媒介仪式”的研究，如果研究视角从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的时间维度转向空间维度，具有理论创新的可能。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理解，笔者对这样一种经由媒介所建构着的“家—国”关系进行了具体讨论，这种存在于“媒介仪式”特定时空中的“家—国”关系，既有“重构”的一面，也有“游离”的一面，这也正是“媒介仪式”的特殊性的具体体现。这样的讨论对于进一步拓展媒介仪式分析的理论内涵，深入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国家、少数民族乡村、传媒之间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奥运会 媒介仪式 “家—国”格局 独龙江
一、导言
2008年8月，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笔者正好到位于中国云南省西北部的一个独龙族村庄做田野调查，碰巧观察到了当地人观看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情况。因为笔者和村里的一些人都不清楚奥运会开幕的具体时间，所以8月8日大清早就起来等着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闹了一场笑话。8月8日那天晚上，笔者在一个村民家里和他们一起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除了亲身的观察和体会之外，笔者用DV记录下了长达4个多小时的观看过程的其中一部分。
对于这样一段田野资料以及类似场景的分析，戴扬（D. Dayan）和卡茨（E. Katz）所说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无疑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但是在对这样一个概念以及相关经验材料的不断反思过程中，笔者也发现在这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如同戴扬和卡茨在对媒介事件的界说中所说到的：“从概念上来讲，本书试图引入仪式人类学的理论来阐释大众传播过程。”①因此，这样一项研究贡献在于它是对传媒介入仪式生产之后的一种具体考察，从而发现了这样一种特定的仪式生产的特殊之处，进而揭示了“媒介事件”的特征——干扰、垄断、直播以及远地点性②。这样的讨论，其实并未跳出人类学仪式分析的传统套路（即对仪式的过程分析）。同时，这样的分析由于过于迁就人类学仪式分析的套路也遮蔽了作为一种特定仪式的“媒介仪式”与人类学所关注的传统仪式之间在时空结构上的一些重要区别。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媒介仪式和那些没有传媒参与的仪式在时空结构上的区别，使得二者在呈现方式以及功能上都有了很多的不同，进而在考察的重点上也需要做出一种转向，即从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析。
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在这里想暂时悬置“媒介事件”这一理论概念，回到仪式本身，以一个具体的媒介仪式作为考察点，重新来探索理论探讨的另一种可能性。
如上所述，时空结构上的差别是媒介仪式与传统仪式的一个重要区别。通常，人类学所分析的仪式是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结构中的仪式，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转性，在空间上相对有限，通常就是仪式发生的现场。但是传媒（为了讨论的方便，笔者在这里把传媒限定为电子传媒）介入了仪式生产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经由传媒所生产出来的仪式的时空结构与传统仪式有很大不同。在时间上，由于传媒的特殊性，使得传统仪式在时间上的不可逆转性得以改变，一些没有观看到直播或是要对这一仪式再度回味的人，事后可以再看重播或是那些现场记录下来的影像。在空间上，由于电子传媒在消除空间感方面的神奇功能③，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完全打破了传统仪式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全球的现场直播。正因如此，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除了在仪式发生的第一现场之外，还有了很多第二现场，或是第三现场、第四现场。此时暂且不论时间的逆转，也暂时忽略信号传播上的时间差，仅就“现场直播”所构筑着的这样一个媒介时空而言，这样的仪式较之传统仪式，情况就更为复杂得多。而恰恰是这种复杂性，或许可以给媒介仪式分析带来另一个新的“问题空间”（problem spaces）④，进而有必要把媒介仪式分析从过程分析转向时空分析。
具体来说，在传统的仪式分析中，如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所做的出色的研究，经由阈限（liminal）之后，进入了一种暂时的与现实社会中情况完全相反的反结构状态⑤。但是在媒介仪式中，尤其是在传媒国有的体制下，虽然身处各地的电视观看者通过传媒参与到这样的媒介仪式中时也会偶尔出现特纳所说的那种“反结构”状态，但是经由传媒所表征着的那些仪式中的主要角色，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并没有像特纳所分析的恩丹布人的仪式中那样受到斥责、训诫⑥，而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强化（或是美化）。这还仅仅是媒介仪式与那些没有媒介参与的仪式的一个区别，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对于媒介仪式分析的“问题空间”的拓展还不够充分。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由于媒介所建构的时空的特殊性以及通过电视参与某个媒介仪式与亲身参与某个特定仪式的区别，这就使得这样一种仪式参与行为是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发生的，很难与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这样的仪式进行分析时，要充分考虑到这些通过电视参与到媒介仪式中的人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开小差”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詹姆斯·斯科特（Scott， J. C.）所说的“弱者的武器”⑦。对这样一个媒介仪式所做的分析，较之传统的人类学仪式分析，具有了更强的批判的色彩，这本身也是人类学转向文化批评⑧的一个具体体现。
以上只是从仪式分析的理论内涵的角度对相关的“问题空间”做了一定程度的拓展，具体到本文所分析的对象而言，相应的“问题空间”同样也有具体化的必要。由于笔者所考察的仪式本身的特殊性以及田野观察地点的特殊性，笔者关注的是一种与中国社会现实更为贴近的“家—国”关系，而不是国内外学术界更为熟悉的“国家—社会”框架。对于从“国家—社会”视角来分析中国传播现象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华人学者赵月枝曾做过这样的提醒：
简单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也会掩盖而不是昭示处于国家与社会接合点上的媒体和传播的角色。面对中国社会明显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和阶级意识的敏锐感知（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3、2004；李培林等，2005），简单地建构“媒介消费者”、“公众”和“受众”这些全称概念会掩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模糊媒体和传播在中国社会新旧权力关系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⑨
因此，从“家—国”框架来对这样一种特定的媒介仪式所做的考察，或许更能贴近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更能清楚地看出作为技术的媒介与既有的社会传统是如何得到有效的勾连的。
二、田野地点
本文田野作业的村庄位于中国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迪政当行政村，从科层结构来看，它处于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底部，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一方面，如同很多中国类似的村庄一样，山高皇帝远，可以远离中央政权的干扰；另一方面，由于包括该村庄在内的一个更大的行政区域（乡、县）的诸多特殊性，使得包括该村庄在内的这样一个特定行政区域又时常可以打破科层结构中的诸多层级，直接与中央政权发生关系。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这个行政区域的特殊性进行说明。
在政府公文和媒体语言中，讲到这个行政区域（县、乡）时，通常的表述是“少、边、穷”，这样的表述虽然具有较强的文牍语言的意味，但也较为全面地概括了这个行政区域的情况，以及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版图中所处的位置。
首先来说“少”，即“少数民族”。该村庄所属的贡山县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独龙族自治县，全称是“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而这个县的独龙族又主要居住在这个独龙江⑩乡，即笔者所考察的村庄所属的乡。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境内独龙族人口为7426人，在中国56个民族中人口数量排名52位，处于人口上的绝对少数。同期，云南省独龙族人口数为5884人，占全国独龙族人口的79.2％。2001年底，独龙江全乡人口4140人，其中独龙族人口约3800人，占云南省独龙族人口的65％左右。独龙族这个族名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不久确定的，并且与时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有直接关系，此后成为一个单列民族，“真正成为我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了”11。
再说“边”，即边疆。独龙江乡西面与缅甸联邦（The Union of Myanmar）相连，境内国境线长91.7公里。1960年，经过多次谈判，中缅正式勘界之后首次明确了两国的国界，这段国界的争端，与20世纪初英方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有直接关系，“麦线”最东端，止于今天贡山县境内的高黎贡山的伊索拉希山口12。1960年中缅勘界，就此段而言，也就是今天的独龙江的归属问题。
最后来说“穷”，即贫困。独龙江乡面积1997平方公里，共有6个村民委员会，41个村民小组。由于区位、自然环境、传统等原因，这个远离汉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一直十分低下，2008年全乡经济总收入432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05元，属于贫困乡13。
本文中所讲的迪政当村是独龙江最北边的一个村委会，与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相连，距乡政府所在地42公里，辖6个村民小组，有农户138户，乡村人口622人。2008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819元。
1994年笔者第一次到达独龙江，1999年再次到独龙江调查，2001年10月至2002年4月，在独龙江封山期间又在这里进行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2004年、2008年再次到独龙江进行过短期调查。在另一本著述中，笔者以本文田野调查的村庄为例，对新中国建立60多年以来当地的社会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描述，笔者的一个总的结论是：在近60年的时间里，这样一个少、边、穷地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不断的摇摆、游弋之中。14
三、媒介仪式中的“家—国”重构
2008年8月笔者在迪政当村的冷木当村民小组观察到了当地人收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情况。当时位于村委会驻地的冷木当小组30户家庭共有32台彩色电视机，1台黑白电视机，VCD / DVD合计22台，用来照明以及为电视机提供电能的水轮发电机31台15，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装置（俗称“锅盖”）23个。除了个别家庭，每家都有电视机。电视最早进入这个村庄是在2001年。1998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涉及全国农村的巨大的广播电视工程——“村村通”，2001年这个村子第一次看到电视，直接与这项国家工程相关。那时整个行政村只有一套由上级安排的“村村通”设备，除了村委会，有少数农户家中有电视机，村里的所有电视信号均是由这套设备接收之后再转发出去的，各个家庭需要通过电视机的外接天线来接收电视信号。那时迪政当村的“村村通”设备只能接收云南电视台的第一套卫星电视节目，所有人家只能看这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在其他行政村，虽然能接收到多套节目，但是一次只能输出一套节目，因此要转换电视频道，要在安放在村委会的那套接收装置上来完成，一旦这里一换电视频道，所有人家的电视机也自然跟随着转换频道。因此那时笔者在村里做调查，听有些人说“晕电视”，有过几次亲身经历之后笔者才完全体会到了“晕电视”的真正含义。
当地有些人家的电视机摆放在火塘边，有些人家则是摆放在卧室里。前一个场所，是当地家庭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空间，吃饭、取暖、会客等通常在这个空间里进行，有些人家也就把电视机摆放在这个空间里。而有些家庭，电视机直接摆放到主人的卧室里，这虽然是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但是即便是外人来看电视，也可以自由地进出这个空间。
2008年8月8日上午笔者去看奥运会开幕式但没有看到的那户家庭的电视机摆在卧室里，家庭主妇一周之前刚刚生了孩子，我们去看电视时这个家庭主妇带着刚出生一周的孩子还未起床，虽然关着蚊帐，但是并不能阻挡视线。2008年8月8日晚上笔者去和他们一起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另一个家庭，电视机同样摆放在卧室里。这个卧室大约有10平方米左右，有两张床是一家五口人（两个大人三个孩子）睡觉的地方，另外一张没有睡人的木床上摆放着电视机以及一些冬天才用的被褥等，屋顶用报纸装裱过，墙上还贴着几张家里的孩子在学校读书所获得的奖状。电视机摆放在进门的地方，看电视或是坐到床上，或是坐在摆放的在床前两条凳子上。
8月8日晚上8点钟笔者到那户人家的电视房时，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已经开始，还有几个家住附近的亲戚也在他们家看电视，亲戚家自己有电视，但是他们觉得在一起看电视更热闹一些。
这样一种位于家庭卧室中的观看场景以及所观看的仪式发生地第一现场（北京）之间所建构起来的媒介时空，具有某种“家”—“国”同构的意涵，这样一种时空建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洪美恩（Len Ang）所讨论的“起居室里的战争”16有些类似。
在奥运会开幕之前的几天里，笔者就听村里的一些人说，在奥运会开幕这天不干活了，理由是：奥运会在我们国家举行，想看一看。当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中插入一些北京有名的建筑时，除了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主体育场“鸟巢”之外，小孩子们还知道的另一个建筑是“天安门”。当观看运动员入场时，在场的人的议论中所使用只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zhongguo zang（中国人）和waiguo zang（外国人）。至于那些“外国人”具体是哪个国家的，对他们来说这并不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媒介仪式为当地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展现国家认同感的机会。
在奥运会开幕式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个童音唱起了一首名为《歌唱祖国》的歌，身着56个民族服装的儿童进入体育场中央。其中肯定也有一个身着独龙族服装的儿童，但是在电视机前的人们都没有找到这个儿童。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奥运会开幕式中，这个场景是当地人感觉到这样一个盛典距离他们最近的时刻。
此后当奥运会开幕式现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在观看现场有的大人提醒那些或是躺在床上，或是靠在大人的膝盖上的孩子：“qi li bu wa”（即“起立”、“站起来”）。几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或是站在床上，或是站在地板上，跟着电视里的伴奏唱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两个孩子还像他们在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一样的，把右手高高地举过头顶，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礼。当国歌演奏完毕时，在在场大人的带领下所有人都一起鼓掌。这样一种起居室里的国家崇拜，令人感动。事后笔者听村里的另一个人说起，他们那天晚上边喝啤酒边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等中国运动员入场 ，啤酒已经喝完，只能高呼了几声“中国加油”的口号。
通过这样一台摆放在起居室里的电视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中，“家”和“国”实现了某种跨越时空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此刻，“家”已经扩大到了“国”的层面上，“国”也渗透到了每一个观看这场电视直播的家庭中。当电视画面中出现中国的镜头时，电视房的大人以及一些年纪相对较大的孩子，大多能说出他们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都是一个由媒介所建构起来的“家”的家长，电视，也几乎是他们见到这些“家长”的唯一方式。
在这样一种媒介仪式所构筑的时空中，虽然空间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但是社会结构上的“差序格局”17却未被打破，这也是这样的媒介仪式和特纳所分析的恩丹布人仪式18不同的地方。就这样一种特定的媒介仪式所建构着的时空中的“差序格局”而言，处于电视观看场景中的第一个圈层是由同一个家族的成员构成的，这些成员主要来自三个不同的家庭；第二个圈层是这个家族成员所属的民族，这一点在奥运会开幕式中也得到了体现；第三个圈层，与现实生活时空中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省略了很多层级，直接进入了国家层面。在这三个圈层中，家族—民族—国家之间的等级差别同样明显地存在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次之，三个家庭的成员19不约而同的聚集到了这个家族的男性成员中辈分最大（但不是年纪最大）的一个家庭中，或许是一种偶然，但也不尽是偶然。从笔者对这个家族的观察中，如果这个家族的其他家庭有什么问题，通常也会向这个辈分最大的男性家族成员请教。就在奥运会开幕的那天下午，这三个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也聚集到当天晚上看奥运会开幕式的那户人家，在房子后面的一片收割了庄稼的地里摆放了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大家十分放松地坐在一起喝啤酒、聊天。
由于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村村通广播电视”，电视机在这一地方的家庭中逐步得到普及。但就奥运会开幕式这样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的考察来看，一方面媒介仪式实现了一种“家”与“国”的同构，但是在这种媒介仪式中，现实的“差序格局”并未得到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社会结构。
四、媒介仪式中的“家—国”游离
以上只是笔者在本文中要考察的这种媒介仪式所建构的“家—国”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对这样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的观察中，在看到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在建构着“家—国”格局的同时，也存在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家”与“国”的游离。这样一种游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只会出现在这样的媒介仪式中，而很难在传统仪式中出现。
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曾使用了“在场”这样一个概念来分析过包括这个村庄在内的当地人收看电视的情况20，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说，当地人都不是大众传媒的目标对象，无论在中央级还是省市级21的媒体市场中，这个特殊地区的民众始终处于一种边缘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受众”这样一个概念无法准确地指出这样一些电视观看者的存在状态，正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在提及“受众”这个概念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
此外，与阶级、性别或种族这类术语不同，受众不是一个分析型范畴，而是由媒介工业制造出来，用以识别市场和定义商品的术语。用它来指称受众活动，赋予其一种缺乏根据的分析性和经验性特征，因此在使用时就必须尤为谨慎。至少，在我们尚未确认“受众”这个术语的概念内涵，尤其是它与社会阶级、种族、族群、性别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断言其作为人口统计范畴下的概念的有效性还言之过早。以上提及的这几个概念不止是人口统计学上的分组，它们均为某种亲身体验（lived experience）。22
在这样一种“受众”概念的理解的基础上再来考察经由这样一种媒介仪式所建构着的“家—国”格局，我们就无法忽略在这样的一种媒介时空中那些远离仪式第一现场的人们在参与媒介仪式的过程中的“开小差”等这样一些游离于这种仪式，乃至游离于这种“家—国”格局的形态各异的“非正式反抗”，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和詹姆斯·斯科特所说的“弱者的武器”具有大致相同的意涵。
在2008年8月8日晚四个多小时的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过程中，除了两个成年男性从头到尾地一直待在房间里看电视，其他的妇女、孩子则是不停地出出进进，大部分时间并不是专注于电视上的内容。在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开始不久，屋子里共有大人小孩近10人，小孩子在两张床上窜来窜去，时而互相打闹，时而朝着笔者的摄像机做鬼脸，半个多小时后，或许是感觉到冗长的开幕式过于无趣，就离开了电视房到其他地方玩去了。一直待在电视房专心收看奥运会开幕式的两个成年男性刚开始光着膀子，地板上摆放着一箱啤酒，在开幕式开始不久就一个人开了一瓶，直接对着瓶口喝。如同往常一样，在看电视过程中，抽烟是不受限制的，即便如此，这两个成年男性也很难长时间地保持相同的坐姿，一会儿斜靠在床边，在孩子们都出去玩了之后索性躺倒在床上。
那天晚上在一起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三个家庭的女主人，大部分时间并不在电视房里认真观看，来到电视房，看一会儿，又出去了，这样进进出出了很多次。
对于这样一些在一个特定的观看场景中的种种细节的观察时时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浓郁的家庭生活氛围，一方面他们被电视对于这样一个特定仪式的直播以及对于这个媒介仪式的参与框定在一个特定的“家—国”格局中，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框定也并非是固化的，那些身处这种媒介仪式非现场参与者（观看者），他们在参与这样一种媒介仪式的过程中有较大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延续，并未因为这样一种媒介仪式完全打断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一种起居室里的电视观看活动，也只是在“家”的构架下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新的形态，经由电视，“国家”进入了起居室，但有时候当地人也可以无视它的存在。还未等到奥运圣火的点燃，几个已经疲惫的孩子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熟睡了，另外一个妇女也带着一个昏昏欲睡的女孩提前离开了电视房回家睡觉去了。
五、对于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展现与辨析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会问这样一些问题：基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村庄中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考察与日常的电视观看实践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别？这样一个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民族身份对于他们的电视观看活动，又会使得其电视观看实践以及他们对于电视上的内容的理解、阐释和其他地方的人又有着怎样的不同？进而言之，本文使用“家—国”框架分析这样一个特定地点中特殊人群的对于某个特定“媒介仪式”参与的特别之处又在哪里？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即特殊与一般。这是一个十分巨大而沉重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并且也不是这样一篇短文能够全面回答的问题，笔者不想在此展开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但是在讲述了这样一个特定村庄里的特定故事之后，既然读者可能会对上述问题产生疑问，笔者觉得也有对以上问题进行简要回答的必要。
的确，就笔者多年前对于这个村庄电视观看活动所做的较为细致的观察，对于一般的村民而言，在日常的电视观看活动中，所谓看电视，其实是看电视剧，而对于某些村干部、教师等人，出于工作的需要或是某种职业习惯，他们会看新闻节目。那时村子里有VCD的人家，在主人和其他来看电视的人都对某个电视节目不感兴趣时，他们通常也用VCD播放影碟，对此类音像节目，那时他们还沿用着前VCD时代的录像机时代的“看录像”的表述，或是用VCD播放MTV（他们称之为“唱歌的”）23。2008年，如同在前面谈到的，这个村庄的电视观看环境较之笔者在2001～2002年调查期间所观察的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几乎是每户人家都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和卫星电视接收装置（“锅盖”）以及提供电力的水轮机，不少人家也有了VCD或DVD，甚至有的家庭，还有连在电视机上打游戏的游戏机。就在我们在那户人家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那天，笔者也注意到那三个家庭的其中一个家庭的一个在外地读书回乡的19岁男孩始终没有随他母亲和弟弟到他叔叔家看电视，事后笔者才知道他自己在家里的电视机上打游戏。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笔者在村子里的那段时间，到一些农户家去访问，看见多数在收看与奥运会相关的节目的家庭，几乎都是当地的村干部，或者是家里的年轻人。但是笔者也注意到，笔者所住的房东家的那台电视机，在开着电视机的大部分时间，是放暑假回家的孩子在看影碟或是打游戏，很少看奥运会的比赛节目。
从前面的讲述与分析的情况来看，我们或许也很难看出当地人在收看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节目时所表现出的种种反映和中国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个生活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习俗的人在面对经由电视所传播着的某个特定节目时在关注点以及解读方式上的差异。相关的问题，其实笔者在几年前对于包括这个村庄在内的独龙江居民电视观看的分析中已经做过较为详细的阐释。当时笔者把这样一种阐释模式表述为一种“接近式同情”24，意思是他们对于这样一些电视节目的理解与阐释，通常是从他们的生活实践出发的，从电视画面上发现那些与他们生活密切关联的方面，以此展开讨论。这样的阐释，通常与电视文本原来所传达的意义是千差万别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方式也是对电视文本制作者所赋予电视文本的意义的一种自然的消解。这样的一种阐释方式，从效果研究的角度来看，几乎可以说是失效的，但是从意义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电视节目对于当地人来说，同样具有意义。如同前面提到的，在整个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的过程中，当地人对于很多这场开幕式中所展示的那些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或是不熟悉，或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当身着民族服装的56个儿童入场时，这是整个四个多小时的奥运会开幕式与这个村庄的人最近接近的时刻，但是由于这段内容的时间短，并且都是远景，当地人没有在电视画面上找到身着独龙族服装的儿童。
对于“家—国”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潘忠党教授在考察中国传媒的其他方面问题时曾经使用过25，那么，笔者在这里使用这样一个分析框架对于这样一个特定村庄的特定人群参与某个特定的“媒介仪式”进行分析，又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问题同样很难用简洁的语言来做出回答，但是在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地区、族群在整个中国电视市场中的边缘性，笔者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把这样一种边缘性表述为一种“在场”26。因此，当地人通过卫星所能接收到的电视信号，只包括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国内各省市电视台的上星节目，他们无法接收到他们所属的地州以及县电视台的节目，尽管各省市上星节目与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内容上有较大的区别，但是遇到像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重大国家事件时，中央电视台通常垄断了这样一些重大事件的电视直播，并且这个时候，一些省市电视台的上星节目通常也会转播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一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几乎所有各省市的上星电视台，在每天晚上7点一般都要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由于接收不到其他电视台的信号，当地人在这个时段观看电视节目，较之那些频道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样一些地方，经由这样一种“媒介仪式”所建构着的“家—国”关系，应该说是更为凸显的。此外，从“家—国”游离方面来说，正是由于这种边缘性，使得其游离自然获得某种“正当性”。
六、总结与思考
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简单地套用“国家—社会”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时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笔者在这里进行了理论的重新聚焦，着眼于“家—国”框架。在这样一个框架下，笔者所选择是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直播这样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因为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媒介仪式中，存在于这样一个框架下的很多关系得以凸显，这样的媒介事件往往是我们考察此类关系的一个“热点时刻”。
如同上文中已经呈现出来的，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我们一方面要看到这样一种经由电视所建构着的媒介时空中的“家—国”重构，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的一种当代表征，同时，由于最近十年中国政府新的媒介政策使得这样一种重构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在田野观察中笔者也时时觉察即便从“家—国”框架入手对这样一个特定媒介仪式进行分析同样不能忽略当地人在整个参与媒介仪式的过程中那些与看电视无关的日常生活行为，正是这些日常生活行为，使得这样一种媒介仪式所建构起来的“家—国”关系处于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之中，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是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从一个同样具有理论启发的角度来思考，这也正是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等人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所倡导的常人方法学所关注的层面，如同加芬克尔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并不是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场景条件，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27从这样的理论视角来看，后一个方面尤其显得重要。
由于传媒日益介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传媒同样参与了各种形式的仪式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媒介仪式进行考察时要看到这种媒介化的仪式与传统仪式之间的关联，更要看到这种仪式与传统仪式的区别，这一点从时空构成的角度来看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就使得在进行媒介仪式的分析时，不一定要沿用传统人类学仪式研究中的过程分析，从而把媒介仪式分析侧重点转向一种时空分析。
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利（James W. Carey）曾不无洞见地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28，为传播研究开辟了一道新的风景，但是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抽象层面的讨论对于增加这样一种观念的理解乃至发展这种认识本身并无太多益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回到詹姆斯·W·凯利这一思想的人类学源头，套用一句现象学的表述，我们需要“回到仪式本身”。这里所说的仪式，正是“媒介仪式”。
*本文最初是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9年10月在安徽合肥举行的“Provincial Chinese media workshop”所写，之后应会议组织者的要求翻译为英文，即将出版。在此对会议期间对该文提出各种批评、建议的孙婉宁教授、王瑾教授、赵月枝教授、邱林川博士、Jenny Chio博士等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②同上，第11页。
③乔舒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萧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问题空间”这个概念是牙买加人类学家戴维·斯科特（David Scott）提出的一个概念，转引自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的一次学术对话。参见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等：《文化研究之落地生根》（Cultural Studies Taking Roots in Asia），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11期，第1～27页。
⑤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同上，第101页。
⑦参见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⑧参见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⑨赵月枝：《国家、市场与社会：从全球视野和批判角度审视中国传播与权力的关系》，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2期（2007年）。
⑩独龙江是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北部的一条支流，主要流域区域在中国贡山县独龙江乡境内。
11孔志清：《独龙族第一任县长的回忆》，载政协怒江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独龙族》，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12刘金洁：《中缅边界中的“麦克马洪线”问题及其解决》，载《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3卷第1期（2006年）。
13参见云南数字乡村网，http：//www.ynszxc.gov.cn/S1/S1506/S1525/S1530/C10663/DV/20101207/1380910.shtml，2012年4月6日访问。
14参见郭建斌：《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的变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2001年这个村子建起过一个小型水电站，可以给附近两个村民小组50多户家庭供电，但是这个水电站在2007年左右坏了，各家各户只有自己购买小型的水轮发电机来解决自家的用电问题。
16参见Len Ang， Living Room Wars： Rethinking Media Audiences for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6。
17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参见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
19在整个观看奥运会开幕式电视直播的过程中，这户人家的女主人的哥哥和妹妹也先后到过电视房，但是他们观看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因此未把他们列入。
20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载《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总第6期（2008年）。
21由于独龙江所属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电视台的节目未上星，因此这里收不到该州电视台的节目。
22Vincent Mosco，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9，p. 224。在2009年10月的合肥会议上，赵月枝教授耐心听了笔者冗长的表述之后直接为笔者提供了莫斯可的这段话，再次感谢。这段英文由云南大学新闻系陈静静老师翻译，在此表示感谢！
23郭建斌：《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175页。
24参见郭建斌：《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3。
25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载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亦可参见Z. Pan， “Enacting the family-nation on a global stage： An analysis of the CCTV’s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M. Curtin & H. Shah （eds.）， Re-Orienting Global Communication： India and China beyond Borders，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p. 240-259。
26郭建斌：《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再阐释》。
27李猛：《常人方法学40年》，载《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2期。
28参见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 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英文版可参见J. W. Carey，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2。
郭建斌：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第5期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334&aid=1609
